葛兆光:穿一件尺寸不合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和儒教定义的争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57 次 更新时间:2007-03-29 06: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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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关于古代中国有没有“哲学”,儒家是否算一个“宗教”,这似乎已经成了中国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但从根本上来说,它却是一个伪问题。但是尽管看上去是伪问题,背后却隐藏有真历史,因为关于学科制度、知识分类、评价标准等等分歧背后,携带着太多的近代中国以来,思想界和学术界关于融入世界与固守本位的复杂心情。

  

  在《读书》杂志2001年第9期上读到田松的文章《科学话语权的争夺及策略》,说的是关于“科学”一词的定义,以及连带出来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在中国学术界引起的困惑和辩论。其实,除了“科学”(science)之外,像“哲学”(philosophy)、“宗教”(religion)、“文学”(literature)这类“舶来词语”对汉语学术界带来的麻烦,同样出现在其他一些与历史相关的领域,比如文学史、哲学史和思想史中。本来,当这些来自西洋的词语在本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不言而喻的学科和知识的分类名称时,它并不成为问题,可是,当人们渐渐开始意识到它背后存在的话语权力,并试图超越这种把固有知识切割分类的“命名”时,它给业已习惯成自然的学术界带来的就是普遍的困难,因为它可能是很多“伪学术问题”的麻烦制造者,像下面要讨论的“中国哲学”与“儒教”的定义争论,可能就是这种伪问题。

  关于中国有无哲学或哲学史的争论,其实在二三十年代就有了,胡适、傅斯年等人就曾经提出过这一问题,而我自己在《中国思想史》两卷本的《导言》和《后记》中,也对哲学史有一些议论。我不是很愿意用“哲学史”这种词语,尽管我始终并不否认哲学史在中国的存在和意义,不过,我的这些议论很容易引起一些联想,在不少场合都有人问我,你是否反对“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和这个概念。同样,关于“儒学”还是“儒教”的问题也在汉语学术界甚至国际中国研究界争论不休,大家都知道任继愈先生是力主儒家为宗教说的,他的学生李申也著有厚厚两卷《中国儒教史》,而东洋和西洋也有类似讨论,1998年我在日本京都大学当客座教授,专研中国哲学的池田秀三先生送给我一本他的新著《自然宗教の力——儒教を中心に》,也在一开始就讨论这个问题①。

  其实我本来并不想加入争论。我的想法是,与其画地为牢讨论什么“定义”,还不如先研究“历史”。可是,没有想到还是离不开争论。2000年10月份,我到比利时鲁汶大学不久,就参加了汉学系关于“中国哲学”的讨论,讨论的底本是戴卡琳(Carine Defoort)教授在机场接我时就交给我的一篇论文,题目是“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Chinese Philosophy? Arguments of an implicit debate”,她从欧洲一些大学的哲学系没有中国哲学课程而将它归之于汉学系说起,对中国哲学的处境给予相当的关注,其中有一段说到中国学者的焦虑,大意是这样的,“……当他们意识到他们的祖先只是一个被收养的孩子,甚至在一个世纪以后,西方哲学家还是经常不认同他们属于这个大家庭时,我们的中国同行在更敏感的处境中寻找他们自己,他们的学术研究也从他们的结构内部获得意义,由于这一原因,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拒绝被哲学‘收养’并拒绝‘哲学’这一‘命名’”。她引用了我的说法作为这一“拒绝”在中国学术界存在的证据②。接着,专门研究西方传教士入华史的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又在系里主持了一次关于“教”与“家”的讨论,中心话题也就是儒家究竟是“儒家”还是“儒教”的问题,并让我参加讨论。我知道,有人在评论我的书的时候,也注意到我在《思想史》第一卷中在叙述先秦思想时,连“家”这个词语都很少用,多是说道者、儒者、墨者,看出我大约不很相信所谓六家、十家等后设的说法,推理而论当然也就不会同意所谓“儒教”的说法③。

  看来不得不回头讨论这种“词语”的问题。因为,尽管看上去是伪问题,背后却隐藏有真历史。

  

  二

  

  “哲学”、“科学”、“宗教”甚至像“封建”这样的词语,本来都是有西洋人的明确所指和语义边界的,这种明确所指和语义边界,来自西方哲学、宗教、社会的历史,就象我们一提到“经学”,脑子里常常浮现出来的就是四书五经和那些汗牛充栋的注释和解说一样,“经学”这个词语背后是长长的历史。

  但是差不多一百年以前,传统中国的学问,即经史子集泾渭分明的知识系统被西方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分类方法重新切割了一下,旧酒装在新瓶里,意义竟截然不同。日本学者大概是井波陵一,就曾经指出王国维似旧实新,其实就是因为在他的学问系统中不再是经史子集而是文史哲。当学问或知识一旦被这些另有历史背景的词语所重新命名,其实内容顿时就发生绝大变异。从艾儒略《西学凡》介绍西洋诸学科④,到郭嵩焘、黎庶昌、王韬、张力臣等人介绍开成学校、刊卜吏支(剑桥)十学院的诸学科⑤,从1905年废科举考试,传统失去制度依傍,到大学纷纷采用欧美日本的学制,其实这些哲学、宗教之类的词语已经渗透到了知识世界和教育制度的深处,成了重新建立知识秩序的基础。这让我联想起,晚清人换了长袍穿西装,“率多短衣窄绔,头戴小草帽,口衔烟卷,时辰表链,特挂胸前,顾影自怜,惟恐不肖”,习惯了宽袖长襟的中国人,突然觉得短衣窄裤束腰身的衣服显得格外精神,忙不叠地让成衣铺学习如何裁剪新式样,随着衣装的更新,人也随着大潮进入了“现代”。

  艾儒略的《西学凡》介绍西洋六学科是文、理、医、法、教、道,毕竟中国人那时还自信满满,不很屑于接受,很快也就烟消云散被遗忘,但到了西洋以坚船利炮为后盾大举进入的晚清,情形就大不同。后来的王国维回忆说:“光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全为新说统一矣。”⑥其实变化还要更早些,在薛福成、黎庶昌等人之后,真的要落实到学制了。晚清人姚锡光《东瀛学校举概》记载他考察日本学校,也说文法理工农医,罗振玉《学制私议》和姚氏的意见一样⑦,蔡元培《学堂教科论》在设计课程时,也在有形理学(相当于自然科学)、无形理学(相当于社会科学)之外,安排了“道学”,而其中就有“哲学、宗教学、心理学”⑧。而艾儒略和姚、罗、蔡三氏所说的“理”或“道”一科,大体就包括了现在的“哲学”。

  二十世纪初,很多人不知不觉地开始用“哲学”这个词语,很快,谢无量就写了一本现在看来算不上“哲学史”的《中国哲学史》。此后,京师大学堂的“理学”也就是通过四书五经学习哲理的课程也渐渐变成了“哲学”。自从胡适取代陈汉章讲授此课以后,学院中新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就开始逐渐成形,作为标志的就是胡适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哲学”这个出身西洋的词语就这样像西装一样,仿佛很合身地套在了“中国”身上。

  我总觉得,古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仿佛象征和暗示着一种面向进步的历史途径,和古代中国人对衣裳之制特别关注一样,人们常常觉得穿什么衣服象征什么意义,就象斩衰齐衰象征血缘远近,而补服顶戴象征等级高低,换了衣衫不仅可以焕发精神,也常常可以暗示某种特别的意味。我在这里也用这个比喻,来讨论我们的学科建制和历史叙述,在过去那种经史子集分类清楚、儒学与经典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与知识基础,而佛教道教只能匍伏在世俗权力之下的时代,人们对知识、思想和信仰的分类、命名和理解,仿佛像中国身体穿长袍马褂,尽管不见得利索却很称身,而文史哲政经法的学科分类和来自西洋的“宗教”定义,把习惯于宽袖长襟罩着的身体,一下子用西式新装裹住,虽然有点紧,却顿时觉得精神起来,着衣者似乎觉得早就应当如此,上车下车,骑马下马,都很利索,于是纷纷换了衣衫。

  

  三

  

  这里有个小插曲。“哲学”和“宗教”这些词语翻自西洋,却都是汉字写就,又创自日本,看上去虽然透着亲切,实际上却已经在异域的语境中皴染了多回。

  艾儒略《西学凡》里,是把哲学译成“理学”的,这当然是“格义”,据说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日本也曾经把“哲学”译成“理学”,一直到中江兆民,也还是在用“理学”指“哲学”。但是据日本学者的研究⑨,大体在明治十年左右,philosophy即被确定译为“哲学”,西周虽然说“哲学即欧洲儒学”,但是他很清楚地说,之所以译为“哲学”,“所以别之于东方儒学也”,用“别之”一词倒是相当有深意。影响极大的井上哲次郎根据英国人Wiliam Fleming 1856年编的《哲学词典》、日本人田垣谦三、有贺长雄等人著作用字、中国的《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和佛教典籍用语等等改编的《哲学字汇》在明治十四年(1881)出版,这个叫做“哲学”的词语已经被确定下来,并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渐渐传入了中国。本来,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如严复译《天演论》之System of Synthetic Philosophy,是译成“天人会通论”的,译《穆勒名学》中之philosophers,是译成“智学家”的{10},但很快就变了,如果不必追根寻源,而仅仅以1903年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年,从日文资料中转手,梁启超写了《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哲学”一词反复出现,宋恕听到日本的南条文雄介绍,把井上巽轩称作是“专门哲学之人”,并且说他精通“批评哲学”,蔡元培则从日文本翻译了德国人科培尔在日本的讲演集《哲学要领》,渐渐大家也就习惯了这个词语{11}。

  不过这种“格义”式的翻译,有时也常常夹缠新旧、杂揉东西,像《哲学字汇》中译“substance”,就先是“本质”,后是“太极”,但是看来这些新词初入异域,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抗,“中国哲学”一词被使用着,“中国哲学史”也被书写着。胡适当时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确立“哲学”为“根本解决”之学,然后分宇宙论、知识论、伦理学等纯粹领域和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建立道德意识、社会秩序和解决人生归宿的领域,所以,蔡元培序文中说,他是在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古代中国记载中“抽出纯粹的哲学思想,编成系统”{12}。而在1929到1933年间,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更确认哲学史是在“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13}。用“抽出”和“选出”两词很有讲究,换句话说,就是按照西洋衣衫的长短宽窄,将中国身子截长续短,拆零再装,编出一个可以对应于西洋哲学史的历史,至于不能以西洋哲学名之者,当然就无法“抽出”或“选出”而纳入哲学史中了。我们看冯友兰的哲学史叙述,大体上就是以西洋哲学作为中国思想的叙述背景的,像中国近古无哲学,就是因为对比西洋近代哲学有巨变,而中国近古“尚在萌芽也”{14}。

  可是,正是在这个时候,胡适似乎开始意识到问题所在。据王?森的研究{15},这是受了傅斯年的影响,傅斯年认为“哲学”和“科学”接近,是用“一样的方法”,但是古代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只有“方术”,而且他还在给顾颉刚的信中庆幸我们民族有“这么一个健康的习惯”。这种想法传染了胡适,在胡适1929年6月3日日记的手稿本中,他说“哲学的根本取消……变成普通思想的一部分”,而近三十年后的1958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台北版序言中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他在1929年写《中古思想史》的时候,已经“决定不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的名称了”{16},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书名的变化,是中国学术界开始反省“中国哲学”一词的象征,可是似乎本世纪刚刚建立的大学学制和知识分类,仍然背靠西洋话语权力维持着它的正当性,尽管有胡适这样的人物在检讨也无济于事。

  

  四

  

  “儒教”这个词语也一样,本来称呼张三李四,都是符号而已,不过当佛教传来,就已经有人叫“儒教”了,大体上也是因为有了佛教、道教,确立了一个“他者”,便限定了自身,不假思索的人们也顺口称儒为“教”,像六朝隋唐,无论官方史书还是敦煌卷子里并肩提到儒道佛的时候,就常常说“儒教”,但这时并没有区分“儒家”和“儒教”,顺口说出的词语没有那么深的意思。一直要到天主教入华,让中国人看到西方还有如此神权的宗教时,“格义”之下,也觉得中国的儒家也像宗教,一壁厢要建“孔教”,一壁厢把儒家算作“儒教”,仿佛对岸垒了高堤坝,此岸也要堤坝高,否则洪水就涌向这边来了一样,镜中影像,总是促使照镜者自我端详和自我设计,当“宗教”这个词看来相当有效地描述着西洋现象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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