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战略地位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 次 更新时间:2022-09-25 23: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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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艺  

   内容提要:法治战略地位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法治思想站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中国政治文明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的战略高度,多方位多维度地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选择法治、为什么要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的问题,立体化系统化地科学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时代性、标志性意义的重大命题。按照从普遍到特殊、从整体到部分、从宏观到微观的标准,法治战略地位论可划分为关于法治在良政善治中的战略地位、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战略地位、关于法治在治国理政各领域中的战略地位等三个板块。

   关 键 词:习近平法治思想  全面依法治国  国家治理现代化  法治战略地位 

  

  

   从法治思想发展史上看,每一种经典的法治理论都绕不过法治地位论问题,即在众多治国方式中,为什么要选择法治?法治有什么作用?法治战略地位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法治思想站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中国政治文明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的战略高度,多方位多维度地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选择法治、为什么要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的问题,立体化系统化地科学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时代性、标志性意义的重大命题,形成了覆盖面广、解释力大、穿透力强的法治战略地位论。由于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法治战略地位的命题众多,本文按照从普遍到特殊、从整体到部分、从宏观到微观的标准,将法治战略地位论划分为三个理论层次加以梳理和阐释。

  

   一、关于法治在良政善治中的战略地位

  

   习近平法治思想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精准提炼出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意义的重大命题,深刻阐释了法治在良政善治中的重要作用,清晰揭示了法治与国家兴旺发达、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这些命题是具有普适性意义的法理命题,从理论上深化了对为什么要实行法治的理性认识,有力推动了法治意识、法治信仰深入人心,也坚定了全党全社会奉守法治的政治定力、厉行法治的前进步力。

  

   第一,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自古以来,很多政治家、思想家都重视法律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作出了各种各样的概括。中国古人讲:“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治制。”“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冶;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总结中外法律智慧的基础上,多维度地揭示了法律特别是良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其一,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1](P12)其二,法律是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的准绳。“法律是什么?最形象的说法就是准绳。用法律的准绳去衡量、规范、引导社会生活,这就是法治。”[1](P8-9)其三,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2](P20)

  

   第二,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阐释了制度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把我们党对制度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到新高度。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P33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制度问题和国家制度建设,“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4]首先,制度成就是最大的成就。凡是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国,都作出了制度性贡献。[5]我国古代产生了朝廷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郡县制度、税赋制度、军事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为周边民族和国家广泛移植。其次,制度落后是最大的落后。近代以来,我国封建专制制度逐渐走向腐朽没落,造就了国家落后挨打的局面。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探索救亡图存的新制度。再次,制度优势是最大的优势。当代“中国之治”建立在“中国之制”的基础上。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消除绝对贫困等奇迹,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和完善了适合中国国情、具有强大变革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基本标志。习近平法治思想从人类政治文明史的高远视野出发深刻阐述了法治在政治文明发展上的重要地位,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其一,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必须处理好的基本问题。“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也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1](P12)其二,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习近平在国际刑警组织第86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管仲就说:‘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6]其三,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具有普遍意义。习近平指出:“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2](P111)这一重要论述为我国学习借鉴国外特别是西方法治文明成果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四,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法治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哪些重要作用,这是法治理论和实践中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中外法学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习近平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2](P227)九个字,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科学、精准、简洁的答案,有助于更好发挥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固根本”,是指法治通过确立国家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并将这些制度转化为具有强制力、执行力的法律规范,确保国家根基稳固、国家政权稳定。“稳预期”,是指法治通过确立起完备的行为规范体系,使社会成员知道自己和他人如何行为,从而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利长远”,是指法治通过提供一整套有长远考虑、长期适用的制度,保障社会长远利益、子孙后代利益,确保社会可持续发展、国家长治久安。

  

   第五,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从中外历史看,法制(法治)健全与否对国家治乱兴衰具有重要影响。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总结了古今中外治国的经验教训,深刻揭示了法制(法治)与国家治乱兴衰的内在关联。习近平指出:“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1](P8)他通过对秦国商鞅变法、汉高祖“约法三章”、唐太宗奉法治国等古代法制历史的考察,得出结论说:“从我国古代看,凡属盛世都是法制相对健全的时期。”[2](P226)他通过对汉谟拉比法典、古罗马法等世界法制史的考察,得出结论说:“从世界历史看,国家强盛往往同法治相伴而生。”[2](P226)他通过对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的考察,得出结论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之所以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同我们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7]这些重要论述启示我们,在未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必须更加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加快建设良法善治的社会主义法治强国。

  

   二、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战略地位

  

   习近平法治思想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全局出发,系统回答了当代中国为什么要坚持不懈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问题,科学提出了一系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首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命题,深刻指明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地位。

  

   第一,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把全面依法治国理解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基本方略,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之一。习近平法治思想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在法治建设上的失误和教训,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高度深刻阐释了法治的重要性。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8]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并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在新时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基本方略是关键点、路线图和方法论,具有提要钩玄、纲举目张的引领地位。

  

   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揭示了在新的历史方位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确立为基本方略的充分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其一,这是对我国现实国情的深刻把握。我国是一个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我们党在这样一个大国执政,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都需要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1](P9)其二,这是对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性变化的深刻把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上,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对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有更高的期待。这就要求加快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程,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事项,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其三,这是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代性要求的深刻把握。只有将全面依法治国确立为基本方略,才能更加充分地发挥全面依法治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

  

第二,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把全面依法治国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且理解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17次集体学习会上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4项最为重要的优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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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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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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