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先父与早年中古史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87 次 更新时间:2022-09-18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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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 (进入专栏)  


今年是我们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创立40周年。中心的建立,凝聚了多位老先生的心血,先父邓广铭也是其中一位。

提到北大中古史中心的创立,朋友们常会想到“邓先生”。看到今天中心的蓬勃景象,已经很难想象当年的筚路蓝缕、举步维艰。大家都知道中心成立于1982年,但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当时为成立这一中心,先生们已经上下奔走,争取了四年之久。

“文革”结束后,看到北大历史系损失惨重、人才凋零,先父感到切肤之痛,甚至夜不能寐。在他存世的手稿中,有一份1978年写给上级领导的信函底稿,其中不难看出老一辈对于培育古代史研究人才的焦虑:

在建国后的十七年内,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的师资力量一直比较雄厚,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全都作出了一些成绩,因而它成为北大历史系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但是,从1966年以来,由于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摧残迫害而致丧生的,单是教授副教授,就有翦伯赞、向达、邵循正、汪篯四人……

鉴于上述情况之必需大力加以扭转;鉴于北京大学藏书之多为其他大学所不及,必须使其尽量发挥作用;还鉴于北京大学肩负着重点大学的任务,历史系(特别是中国古代史方面)也必须多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人才,快出成果。为此种种,我在本年一月一日写信给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同志,建议在北京大学建立一个“隋唐-辽宋金史研究中心”。

据此可以看出,早在担任历史系主任之前,先父就希望能够建立这样一个研究中心。当年三月,他“又向北大校党委写了一份筹建这样一个研究中心的具体计划,说明在此研究中心成立之后所要承担的任务及其发展方向”,“大家齐心协力,使这个研究中心既是进行科研的基地,也是进行教学的基地,也是培养师资和专业人才的基地”。在信件最后,他提到在学校各层多次遇到的推托,不无忿懑地批评说:“北大不干不上,令人着急。新党委虽已来北大一年,却似乎并无一人是要来认真办学的。”[1]

当时诸多事项百废待兴,这番吁请并没有得到学校领导的积极响应。但先父没有放弃重建历史学科的根本意愿,从他担任历史系主任的那一天,即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竭尽全力“拨乱反正”,推动教学、科研、培养师资和专业人才的进程。当时担任系总支书记的郝斌老师说:“邓先生认为,教学混乱多年了,目前的状况简直不能容忍,必须大力整顿,尤其是基础课。”[2]先生坚持资深学者上讲台,“保住基础课”。祝总斌先生那时是负责教学的副系主任,他回忆说:

当时学校里有些思想还比较混乱,如政治挂帅的口号还起不起作用,“红专”“白专”的区别还存不存在等,邓先生对此一概不予理会,径自明确提出,在历史系拨乱反正,首要任务便是提高教学质量。为此,除本系教员外,只要认为有必要,还尽量聘请校外专家学者来系兼课。当时还没有汽车接送的条件,各位先生都是自己设法来北大上课,十分辛苦。可是由于邓先生的诚恳聘请、妥当安排和个人声望,他们全都欣然应聘,为提高北大历史系那几年的教学质量做出贡献。[3]

相信77、78年入学的我们这些本科生,对此都有深切的记忆。从此开创了北大历史系注重教学、教授上一线为本科生授课的传统,为历史学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已经年逾古稀的先父尽管自己已经无力系统授课,但他除进行讲座外,还一直关心着各门课程的进展情况,不时了解课堂反映和班上学生的水平。系里见到教师、路上碰到同事、家中友人来访,他都会详细问及,随时解决各类疑难。

科研方面的推进也同步开始。1979年,先父提出了“北大历史系科研项目的初步考虑”(稿),其中包括了商鸿逵、周一良、王永兴、田余庆、祝总斌、张传玺、许大龄等先生和先父本人的研究规划[4]。

无论教学还是科研中,爱才惜才任才,是先父内心的执持,也是他践行的原则。如周一良先生所说:“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先生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作为系主任,他首先抓的是人才。他注意发现人才,提拔人才,充分利用人才,来办好这个系。”[5]在2017年纪念先父110周年诞辰的会上,夏应元先生提到,周先生曾经说,邓先生是一个非常体贴人、爱护人、照顾人、非常懂得择人用人的学者[6]。先父出任系主任后,首先把在世界史专业做俄文翻译的张广达老师调入中国古代史,从事他心得颇丰的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研究。张广达老师说:

我后来终于从世界史转向中国史,完全是邓师支持的结果。邓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明知对他看重的青年人的热忱爱护可能为他招致麻烦,但他置之度外。在艰难困顿中,我既从他那里得到师辈的温暖,也从他那里学到了怎样做人。[7]

1978年,先父想方设法辗转托人,从山西调入陈寅恪先生的高足王永兴先生。王先生从“穷愁潦倒”中解脱出来,焕发了学术上真正的“青春”。他来到北大,与张广达先生共同担任敦煌吐鲁番学的课程,培养出一批史学新军。这段时间中,还从社会科学院调回吴荣曾先生,从校内中文系调来吴小如先生,从保卫部调入张衍田先生。他也曾为调入王仲荦、陈智超先生,聘请杨伯峻、王利器、左景权等先生来北大兼职而多次亲笔致信校长,进行过多方努力。

如祝先生所说,“邓先生爱才若渴,敢作敢当”。“文革”后恢复评职称,先父作为系主任,主张一次将商鸿逵、宿白、田余庆等四位先生同时提升为教授,将原本受到不公待遇的张广达老师直接定为副教授。当时来自人事部门的阻力很大,先父始终据理力争,终于得到校方支持。1979年,邹衡先生执笔的《商周考古》出版,系里有一种意见说,这是利用工作时间写成的出版物,稿酬应该归于系里。先父不客气地回应:“能潜心做研究,本来应该发奖金,怎么还能扣稿费!”郝斌老师事后说:“邓先生是个率性的人,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都落在脸上。说起话来,用语干脆明确,绝少含混之词。而且今天定下来,明天就去办。”“邓先生这样做,今天回头来看,不仅有魄力,而且有担待。”[8]

先父对人对事,坚持实事求是,平时也直言不讳。“文革”期间,正值“梁效”如日中天之际,一次何兹全先生来访,父亲送他出门,走到楼畔看到北招待所(梁效驻地),父亲跟何先生说:“芳川久在梁效,恐怕……”何先生点点头,沉默不语。“文革”结束后,梁效成员都被集中隔离批判,父亲却多次公开说周一良、田余庆先生等都是“被捆绑”在梁效战车上的学者,而且说:“当年若是选定我去梁效,我也会去,感觉是反动权威被‘解放’了嘛。”周一良先生在《纪念邓先生》一文中说:

对我的任用,邓先生也尽了很大的心。我记得在1981年评博士生导师的时候,有人提出我应该做博导,也有人反对。邓先生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去找了领导,反复地陈说,一定让我参加第一批的博士生导师,这样我就当了博导。[9]

看似淡薄人情的先父,有很重情感的一面,他心中时常惦念着周围的同事老友。他多次提到,周一良先生一辈子服从组织安排,为了工作需要,放下魏晋南北朝历史而去作日本、亚洲史,仍然成绩斐然。东洋史、西洋史都能做,这是其他学人难以企及的。1981年,先父提前辞去系主任一职,同时向学校领导建议,力主周一良先生出任历史系主任。他说,这是为历史系的发展着想,也是希望周先生能迈过梁效这个“坎”。周先生若能出来主持历史系的工作,精神面貌和外界感受都将大不相同。1997年先父最后一张遗影,是在友谊医院病房中与周先生一起照的。后来周先生回顾说,“这40多年来,我们两个的交往并不密切,但是我觉得彼此相知还是很深的”[10]。

长期以来,先父与田余庆先生始终是谊在师友之间。田先生说,读书期间,邓先生送给他一部线装殿本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一直放在手头使用;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搜捕进步学生,邓先生得知消息,危急中透露给他,让他躲避起来。“文革”前,他们多年一起编辑《光明日报·史学》,田先生在《邓师周年祭》中回忆道:

邓先生说,有史有论才是上乘之作,要细心对待;其次是有史无论,这种稿子有些有用,其中有些可能还有大用;再次是有论无史,其中不少是不花本钱的空洞文章,最不足取。史,是考索之功;论,是独断之学。有史有论,就是指在考索之功基础上获致创见的文章,这才是史学成就的主要方面。

“文革”后上报职称,田先生申请作为副教授,先父却坚持直接提为教授。周先生历史系主任任满后,先父又出面说服田先生接任。1991年先父从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退下来,强烈希望田先生出面主持中心工作。此事未能如愿,是他晚年心中的一大遗憾。先父心中,不为人情,只有学术标准。如田先生所说,“他心之所思,情之所系,全在学术”[11]。

历史系三年间所谓“邓恭三变法”,在当时受到许多反对[12],却也得到了同道学人的深厚理解与支持。这就为其后中古史中心真正的筹办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自1978年初先父致信社科院领导谈及建立唐宋-辽金史研究中心之后,他一直念兹在兹。当年夏,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刘子健教授来访北大,二位亦密集商议此事。刘先生积极赞成在北大成立唐宋史研究中心,其后更来信说,“中国史上的绝大分水岭、划期的演变是唐宋时代”;并且主动提出,他愿意“先向美国、德国、日本各研究中心,做铺路的任务,使北大的唐宋研究中心立即取得国际上的重视、交往和合作,把研究中国史的真正的中心重新在国内树立起来!而且是现代化的中心。”[13]

1979年3月1日,先父致信刘子健先生,其中说:

关于唐宋研究中心与国外相应学术机构建立联系事,来信提出了很好的设想。您对于唐宋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做了极扼要的论述,我完全同意。您想把研究中国史的真正中心,而且是现代化的中心,重新在国内建立起来的良好愿望,我十分钦敬。依照前嘱,我即将向周培源校长转达您的建议。

诚如来信所说,中美建交,两国签订科技和文化协议,已为两国学术交流开创了有利的条件,今后社科方面和文化交流活动也一定会频繁起来。前景如此,“唐宋研究中心”似宜在具体项目上,例如,哪些项目可以中外配合,甚至在哪些项目可以分工合作等等,先有所考虑,然后再向有关领导提出与国外建立联系的具体方案。这有助于做到来信中所说的“筹备之较有把握”。然而,今年国外关于唐宋史方面的研究情况,国内仅有大致了解,如贵校东亚研究中心所出之《宋代研究通讯》(Sung Studies Newsletter),法国巴黎高等研究所出之《欧洲研究中国联系中心会刊》(Bulletin de liaison pour les études chinoises en Europe),国内卷帙不全,因而对国外研究唐宋的具体人、具体工作不尽清楚,因而一时难以提出具体考虑。您个人能事先提供某些学习性质的材料,当对促进今后中外学术联系上起莫大作用。至于异日“唐宋研究中心”与国外有关学术机构建立联系的集体重任,自然更需您鼎力相助。[14]

身为北大历史系主任,先父当时最为急迫的任务,除了系内教学与学术研究外,如何提高国内唐宋史学界的研究水平、建立海内外的学术联系,也是他极为关心的。此时二位先生已经着意“把研究中国史的真正中心,而且是现代化的中心,重新在国内建立起来”,而且已经着眼于国际间的实质性交流。在刘子健先生等积极促成之下,逐渐打破了海峡两岸及中外学界长期封闭隔离下形成的隔膜。

1981年先父自历史系主任卸任后,再度加紧筹办中古史研究中心。由于前期加深了学者们的彼此相知,此时不再是先父个人的努力,“中古史中心”包括的范围也有所扩大。张广达老师说:“这是老先生非常有战略眼光的一着。从邀集人发起,到‘中心’逐步成形,全由邓师亲自擘划操持。”当时父亲曾由我陪着到燕东园周一良先生府上长谈;宿白先生寓所与我家对门,往往推门而入,谈话直奔主题;王永兴先生、田余庆先生多次登门商议,拟写上报文稿;王先生数度与姚依林副总理、蒋南翔部长联系,陈说情况,获得了理解与支持。先生们以古稀之年四处奔波,利用一切可能机会上下呼吁,终于得到了国务院领导和教育部批示,列入了学校规划。

马克垚老师说:

邓先生曾经和我谈过中国中古史中心的意义,他强调说,上古部分应该和考古紧密结合,而考古已从系内分出独立成系,所以这一部分除外;明清史商鸿逵病逝,许大龄也多病,也只能缺失。这样才将它叫做“中古史中心”。[15]

以中心为基地,建设“学术梯队”和“学术联队”的期待,一直萦绕在先父心中。中心创办初期,他曾经说过自己的相关想法:

建立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的建议,是在一九七八年提出的。……就北大中古史的师资力量来说,虽然在十年浩劫中北大历史系是一个受灾严重单位,但幸而生存下来的学有所专而也可以培养后生的中年以上的人却还不少于五七人,如能着意创造一些方便条件,使他们能够通力协作,每个人都可领导一个梯队,相互间又可构成一个联队,既可各显神通,也能互相切错,这样既可以较快地作出一些成果,也可以较快地培养出一些人才。[16]

建立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在先父内心,是以当年的中研院史语所作为榜样的。抗战期间,他应傅斯年先生召唤,先后在四川南溪县李庄板栗坳史语所度过了两三年时光。后方条件异常艰苦,但学人始终不感孤寂,“不废研学”,日常围坐于长案,读书查阅,沉潜于学问。他本人的《岳飞》《韩世忠年谱》以及《宋史》校正,都完稿于这一阶段。这种一流学人群聚、日夕切磋琢磨的景象,一直令先父难以忘怀。他认为主持史语所的傅先生具有“伟大学人恢宏的风度、弘通的见地、敏锐的思想、笃实的践履”[17],也希望效仿史语所,让新近创办的中古史中心亦成为一流的人文中心。

如马克垚老师所说,“邓先生主持中心时,正值草创,可谓举步维艰”。尽管有了上级关于中心研究人员编制和办公面积的批示,在校内却迟迟无法落实;经费也颇费踌躇。先父在世时,中心从25楼搬到文史楼,再到健斋,一直未能真正安顿下来。但他坚持追求资料集中、设施齐备、服务完善,指导中心大批购入史籍与研究著述。198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了《文渊阁四库全书》,价格不菲,经他决断购置了全套。日益丰富而具有中古史特色的藏书,为师生提供了查阅、检索资料的便利条件,直到今日,仍然以其优势吸引着四方学人。

中心建立不久,先父就明确提出:

计划中所要致力的课题,一为属于这一时期的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二为外国学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著作的介绍和翻译,三为古代史籍的整理,四为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18]

中心初创期,在先父直接指导下集体标点校勘了《宋朝诸臣奏议》,编辑了《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出版了《敦煌吐鲁番研究论集》,“众擎易举,踵事增华”,显示出他关注新材料、新议题的学术眼光和重视目录索引等基础工作的一贯取向。

1982年,北大历史系中国史专业的首批本科生毕业。当时中心刚刚有了编制,即从本科生中留下了秦汉史方向的李开元、历史地理方向的李孝聪、考古方向的薄小莹、隋唐史方向的马小红。这几位后来都继续深造,成为各个领域的学术中坚。李开元曾经回顾说:

1982年毕业,统一分配工作,我最初打算回故乡成都,四川省的名额是公安厅,我不想去。邓先生知道我的想法后,将我留在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

当时的中古史研究中心,断代从魏晋到宋,我的毕业论文和兴趣,一直在战国秦汉。邓先生专门和我谈了断代的事情,要我重新考虑。后来,他和周一良先生商量,说田余庆先生研究魏晋上及秦汉,就安排我去给田先生当助教,在中世纪古代史中收留了我这个战国秦汉史的异类。这是影响我一生的大事,终生难忘的恩德,也是我师从田先生的开端。[19]

其后又有硕士生、博士生毕业后陆续留校[20],也从中央党校调入了本科毕业的刘浦江。曾经有议论说,同届学生不宜成批留校,将来提升职称时会有麻烦。先父则认为“文革”后情况特殊,亟需补充人才。他并且以中国戏曲学校水平突出的1959届毕业生为例,说他们当年集体组建为中国京剧院四团,彼此协调,水涨船高。

先父希望中心是个“储才之馆”[21],对于中心这批年轻人始终严格要求,并且寄予厚望。他希望年轻学者走实证的道路,拿出实实在在的成果,因而曾经阻止年轻学者去参加“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也曾把中心的重要工作交给留校不久的青年教师。80年代后期,为筹备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他请荣新江协助编纂纪念论文集,联络学者,核对史料,通读校样;又将他用功多年、长期系念的《三朝北盟会编》整理工作交给了刘浦江。有次他听到一些年轻人谈话,随即称赞:“阎步克真是不错,材料熟悉,出口成章。”浦江曾经回忆说:

邓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傅孟真先生提携年轻人真是不遗余力!”早年受惠于傅斯年的邓先生,说起这话来很是动情,那神情令我印象颇深。……邓先生晚年的很大一部分精力就用来培养史学新锐,他对年轻人的提携,也完全当得起“不遗余力”四个字。[22]

先父的晚年,确实为中心这批年轻人的成就而倍感欣慰,也曾为他们的职称事而上书校方[23]。

1982年至今40年间,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不断充实力量,出人才、出著述,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中国史学界树立起一面旗帜,在国内、国际史学界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当年接替先父担任中古史中心主任的马克垚老师说:

说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就应该说到邓先生的开创之功、坚持之力。这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是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内容的。[24]

我有时也会想,在那个百废待举的时期中,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着这些前辈老先生“开创”“坚持”,执意前行呢?先父曾经说,经历过无数次运动,经受过无数次批斗,他并未如人所赞誉的宁折不弯;但在他内心一直没有放弃希望与追求。他经常说到陈寅恪先生《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文字,特别是其中“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数句。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他们心底的向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襟怀与风骨所系,使他们在坎坷中仍能保持良知的底线和长期的信念。

1969年“文革”期间,先父随北大教工“下放”到江西鲤鱼洲。不久后有位东语系老师告诉我,即便在那种情况下,邓先生还公开发言说:“大学还是要培养人才的!”那位老师感慨道:“这是什么时候,你爸爸可真敢讲话!”大家为他捏一把汗,他却全然不顾。大学是要培养人才的——这是老一代学人心中不曾泯灭的执念。

包伟民在《邓广铭先生的学术风格》一文中说:

一个杰出的史学家往往也是当代社会高明的批判者。这种气度与眼界,虽说不是全凭秉赋,却也不见得是每一个史学家都有相应历练机遇的。现在北大的师友们谈起恭三先生,对于他当年创办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时所表现的眼光、气度与干练,无不叹服。我常想,这大概与先生长期在傅斯年、胡适、陈寅恪那几位大师身边的耳濡目染,以及一生所经过的难得的世事历练分不开的吧。大概正是这种非凡的气度,使得先生站到了常人所不及的高度。[25]

伟民在同一篇文章中说:

先生一直强调,对于经典作家提出来的理论方法,应该力求掌握其精髓,杜绝教条主义的生搬硬套。

说到治史的思想方法,先生十分重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治史指导思想的地位。而且,在我看来,他对于自己对这一理论工具的理解水平,可以说是相当自信的。记得有一次我陪着他从北大朗润园十公寓走到二院历史系办公室去,一路上他给我解释在经济史研究中一些基本概念的涵义,例如关于官田与国有土地的概念差异等等。他告诉我,不能只读后人所写的史学理论的书,应该更多地阅读经典作家的原著。……举凡有助于治史的所有现代学问,都在其关心之列。有一次在先生家里,他向我介绍现代社会学有关某一问题研究的发展史,娓娓道来,简要清晰,当时我惊叹极了。在先生看来,辩证唯物主义大概是所有“现代学问”中最重要的一种吧。

张广达先生在《师恩难忘》一文中讲道,邓师任历史系主任,提出“实事求是”四字作为他的办学方针而身体力行。前辈们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契合时代向前的要求。

新江曾经说:

我们中古史研究中心,一共十来个人,邓先生就像一位家长那样关心着每一个人的学习和研究。要照管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虽然年龄各异,却也不难。但要领导这样一个高知识结构的群体,却非易事。……他同时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广阔的胸怀,这也使得初期的中心,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26]

先父生活简单,平素很少过问家事;但他确实总是惦记着中心的事、中心的人。王小甫读博士期间,从新疆来京的家属无处居住,先父安排他们夫妻和孩子暂时借住中心所在的健斋,并且跟他说:“只要你在这里把书念好了,这房子就算派上用场了。”小甫全家一住四年,博士论文也在这个局促的房间内完成,论文出版后受到了学界一致好评[27]。

1997年7月,先父病重,住入友谊医院。他不肯遵医嘱输血,担心系里、中心的经费被自己耗尽。他在病床上还问及青年教师职称事,问及臧健、小滕女儿的情形。濒于弥留之际,他心中还惦念着中心,偶尔开口,他曾提起“中心要开一个会”;当时我一句话说不出,心中真是感慨万端。

2017年2月,北大历史系与中心联合筹办“纪念邓先生诞辰110周年”会议,邀请函中说:

恭三先生是中国宋史研究的奠基人,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著述宏富,领域广阔,尤精宋史,被誉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先生一生追求真理、淡泊名利,为中国的史学教育事业,为北京大学的文科建设,特别是历史学科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作为“文革”后的首任系主任,邓先生以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决心和魄力,大刀阔斧拨乱反正,开创了教学与科研并重、高水平教师坚持为本科生授课等优良传统,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82年,邓先生主持创立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并担任首任中心主任,直至1991年。“在此十年之内,在此中心培育出许多名杰出学人,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邓先生“晚年极感欣慰的一桩事。”中心后更名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领域扩大到整个中国古代史,经过35年的发展,已成为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基地、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镇,实现了邓先生等前辈学者的创办初衷。

这段文字,恰当概括了先父在改革开放二十年间的执著努力与追求。我们这代人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伴随着中心的创办过程。如今的中心已到不惑之年,这片天地,在传统的院落中,洋溢着当代的活力与生机。

创建中心的前辈已经远去,作为后来人,诸多责任时在念中。


邓小南

2022年7月于蓝旗营


注释:

[1] 邓广铭1978年秋致上级领导信函底稿,原件无上款,但标注“已用”,现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2] 郝斌:《为邓先生祝寿》,载《仰止集》,第269页。保定: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3] 祝总斌:《会议邓广铭先生在历史系“拨乱反正”》,载《仰止集》第172-173页。

[4] 邓广铭:《北大历史系科研项目的初步考虑》草稿,张广达代笔,1979年。现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5] 周一良:《纪念邓先生》,载《仰止集》第38页。

[6] 会议纪要:《邓广铭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

[7] 张广达:《师恩难忘——缅怀邓师恭三先生》,载《仰止集》第204页。

[8] 郝斌:《为邓先生祝寿》,载《仰止集》第269页。

[9] 周一良:《纪念邓先生》,载《仰止集》第39页。

[10] 周一良:《纪念邓先生》,载《仰止集》第39页。

[11] 田余庆、李克珍:《邓师周年祭》,载《仰止集》第109-110页。

[12] 见马克垚:《邓广铭先生和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2017年稿。

[13] 1979年1月29日刘子健致邓广铭信,现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14] 1979年3月1日邓广铭致刘子健信,张广达代笔,现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可参看聂文华:《邓广铭先生书信选释》,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7年下卷。

[15] 马克垚:《邓广铭先生和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2017年。

[16] 邓广铭:《敦煌吐鲁番研究论集》第二辑序言,写于1983年9月。

[17] 邓广铭:《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见《邓广铭全集》第十卷,第326页。

[18] 邓广铭:《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序言。

[19] 李开元:《怀念邓广铭师:恢复历史学的叙事传统》,载《北京青年报》2017年7月21日。

[20] 当时也曾希望将敦煌学研究中已经有突出表现的研究生卢向前留校,虽经反复沟通,终因家属户口问题未能如愿。

[21] 邓广铭:《致吴树青校长暨诸位副校长信》底稿,1991年9月16日。现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22] 刘浦江:《不仅是为了纪念》,见《仰止集》第505页。

[23] 邓广铭:《致吴树青校长暨诸位副校长信》底稿,1991年9月16日。现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24] 马克垚:《邓广铭先生和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2017年。

[25] 包伟民:《邓广铭先生的学术风格》,载《南开学报》2015年第5期。

[26] 荣新江:《重读敦煌书序 追念恭三先生》,载《仰止集》第495-496页。

[27] 参见王小甫:《回忆邓广铭先生》,载《仰止集》第453页;《北大中古史中心成立四十年忆往》,2022年8月10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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