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想念父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9 次 更新时间:2018-12-30 21: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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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  

  

父亲离我们而去,已经有十四年了,但面对这一题目,情感上至今仍无法轻松。

   在提及自己的学史经历时,我最怕听到的是“家学渊源”。在这方面,我清楚自己的差距太远。我是在而立之年才真正接触到历史学科。我知道,我走上史学道路,父亲是感到欣慰的。但在我的青少年时期,父亲从未刻意培养或限制我的兴趣;对于我的志向选择,也从未过多干预。这是出于父亲的开明,或者他心中可能曾有什么顾虑甚至难言之痛,以前我未曾想过。回头来看,父亲对我最深的影响,应该说是熏陶渐染的“平日不言之教”。

   父亲去世前,在友谊医院的病房中,曾经对我说:“我这个人,既非才子也非庸人,而是介乎二者之间。我的‘三十功名’是从‘尘与土’中爬出来的。这几十年来,我在学术上没有停顿,一是因为有大师指导;二是因为一直处在学术中心;三是因为我所交往、包括‘交战’的,都是一个时代的人物。”

   父亲从贫瘠闭塞的农村走出来,对于将他带入学界的前辈恩师,内心始终存有极为深挚的感念。他不止一次回忆说:“自从进入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以来,在对我的治学道路和涉世行己等方面,给予我的指导和教益最为深切的,先后有傅斯年、胡适、陈寅恪三位先生,他们确实都是我的恩师。”

   父亲曾经说,解放初期,江泽涵先生从海外回大陆,途经台北,傅斯年先生托他回京转达,他遗留在北平的书,都赠送给邓广铭。父亲说,傅先生太不瞭解大陆当时的情况了。但先生的这份嘱托,这份历久弥深的师生情谊,却一直珍藏在父亲心中。1996年,为纪念傅斯年先生百年诞辰,应台湾大学逯耀东先生之邀,父亲写了《纪念我的恩师傅斯年》一文,刊登在《台大历史学报》上。当时他已年近九十,想起当年的情景,禁不住涕泪纵横。文章开篇部分,说“到一九五一年一月內,我闻悉傅先生逝世的消息之后,顾不得我应与他划清界线的大道理,不禁在家中失声恸哭起来。后几天,我就接到了陈寅恪先生《读〈霜红龛集·望海诗〉感题其后》一诗,知其为悼念傅先生而作,而我却没有敢写追悼傅先生的文字。”未撰文悼念傅先生,长期以来父亲引为内疚。此文的撰写,也是希望还却心中的夙愿。文章发表后,计划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学术文化随笔》丛书。97年出版前,编辑打来电话商议,要删去文中“失声恸哭”一句,说是显得“敏感”。那时父亲已经住在医院,我转达了编辑的意见,父亲断然回应说:“这句话不能删!要觉得‘敏感’,就把全文都撤下来吧,这本书也不用勉强出了。”

   父亲坦率磊落的性格,即使在逆境中,也表露无遗。1968年,我去了北大荒,父亲则在不久之后,随北大教工“下放”到江西鲤鱼洲。或许是怕被检查吧,他的书信通常十分简单。我却从一位东语系老师那里,得知父亲在某次大会上,公开发言说“大学还是要培养人材的”。那位叔叔赞叹道:“这是什么时候,你爸爸可真敢讲话!”

   “文革”后期,一次我从东北回来探亲,陪父亲走在校园中,路上遇到老友,他们即站在道旁谈起话来。议论到当时的政治形势,父亲说:“这‘文化大革命’,一次就是七八年,七八年又要再来一次,这可怎么得了!”越说越激动,声音也不由得提高了。我四下看看,从背后推推父亲,他却不为所动。

   “敢讲话”的父亲,也有沉默的时候。父亲去世之后,我们清理他遗留的文字、物品,发现用层层报纸包裹、塑料绳捆扎的一些笔记本。其中有他三四十年代的课堂笔记,也有五十年代的某些会议记录。其中一个深色封面的小本,记的是批判胡适的动员报告,以及各级传达和群众的批判发言。本子中夹着一张没有署名的字条,上面写着:“该你发言了,你怎么一直不说话?”看着这没头没尾的一句,不难想到它的上下文,也不难理解父亲当时所面临的压力。

   胡适先生牵系着父亲的学术生涯、北大记忆。当初他选定以宋史为方向,正与胡先生的殷切鼓励有关。大学四年级时,他选修了胡先生主讲的《传记文学习作》课程,以《陈龙川传》作为毕业论文,得到先生的具体指导和高度评价,由此开始走上了治宋史的道路。北京大学的档案馆,至今保留着30年代学生们的选课记录。父亲毕业时的成绩单上,两门高达95分的成绩十分引人注目。其中一门,就是胡先生的“传记文学”课程(另外一门得到95分的课程是军事体育训练课。父亲曾说,体育老师本来给他75分,而至少门门课程都在80分以上才能得到学校的奖学金。眼看生计无着,父亲去找体育老师请求帮忙。得知父亲其它成绩都不错,老师看看他说:“这‘8’可不好改。”沉吟片刻,提笔将“7”改成了“9”。对于这位同情贫寒学生的老师,父亲一直十分感激。)。

   父亲曾经说,经历过无数次运动,经受了无数次批斗,他有屈从的时候,而未能如人赞誉的“宁折不弯”。但在他内心,一直没有放弃希望与追求。我常想,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一代学人,在坎坷中仍能保持良知的底线,深藏自己的信念而不至沦落?父亲经常说到陈寅恪先生《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文字,特别是其中“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数句。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该正是他们心底的向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襟怀与风骨所系。

   看似淡薄人情的父亲,有很重情感的一面,他心中时常惦念着周围的同事老友。父亲多次说,周一良先生一辈子服从组织安排,为了工作需要,放下魏晋南北朝历史而去作日本、亚洲史,仍然成绩斐然。东洋史、西洋史都能做,这是其他学人所难以做到的。“文革”结束后,父亲应邀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80年代初,据说有人在内部会议上批评说,邓广铭的“拨乱反正”,不是要回到17年(指新中国建立后到“文革”之前的一段期间),而是要回到1949年以前,回到胡适、傅斯年的时代去。这成为导致父亲辞去历史系主任一职的原因之一。这些事情,他从不在家中商议,而一经决定,就一意前行。记得一天早上,他刚刚起床,就坐在床前跟我说,要向学校领导建议,请周一良先生出任历史系主任。他说,这是为历史系的发展着想,也是希望周先生能迈过梁效这个“坎”。周先生若能出来主持历史系的工作,精神面貌和外界的感受都将会大不相同。

   1983年秋,商鸿逵先生突然过世。得知噩耗,父亲和我匆匆赶去向商伯母吊唁。路上他一直沉默不语,回家后即要我找出刘禹锡的集子,抚着“世上空惊故人少,集中惟觉祭文多”的诗句,久久不能自已。1994年3月,他为《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题词,即“抄录唐代诗人刘梦得答白乐天怀念亡友元微之诸人诗之后四句,藉以发抒我对商先生怀念伤悼之情: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万古到今同此恨,闻琴泪尽欲如何!”

   对于后辈,父亲有严格要求的一面,也有尽力护佑的一面。他不仅爱才惜才,孜孜于培育史学人才,而且希望人人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合理的机会。60年代前期,我的一位初中同学因凑不齐学杂费而辍学,父亲听说后,当天即让我赶到同学家中,把应该缴纳的费用带给她。此后的两年中,每个学期都是有我的一份,也有她的一份。父亲说他的家乡“是真正的穷乡僻壤”,对于农村考入北大的学生,他通常多一份勉励。80年代后期,他早离开了历史系的教学与行政岗位,却仍会为学生的遭际牵肠挂肚,寝食不安。89年夏,有些学生临时决定回家却无从筹措路费,父亲知道后,毫不犹豫拿出积蓄帮助他们。毕业班学生找工作困难,父亲不管是否熟识,都想方设法为他们帮忙。父亲去世之后,学生们回到母校,曾到父亲遗像前汇报他们的成就,一个个动情失声。

   “文革”结束后父亲付梓的首部论文集,是1994年面世的《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当时我曾帮他校订整理旧作,处理过一些鲁鱼亥豕的问题。该书正式出版后,父亲在扉页郑重地写上“小南吾儿存念  父字”数字。看着这遒劲而略带颤抖的字迹,到今天还是忍不住落泪。前辈已经远去,作为后来人,诸多责任时在念中。

   本文原载张世林主编:《想念邓广铭》,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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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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