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玉成:王邦佐先生的为人、为师与为学——写在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6 次 更新时间:2022-09-02 09: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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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玉成  

   学人小传

   王邦佐(1934—2021),湖北武汉人。政治学家。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曾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校长办公室主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等职。曾兼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顾问,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

   独自撰写或合作撰写了《政治学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政治学概要》《政治学辞典》等著作、教材、工具书近30部,发表论文150多篇。1995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2018年获上海市学术贡献奖。

  

  

   一年前,2021年8月24日,王邦佐先生逝世。

  

   作为著名政治学家、复旦大学教授,作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数十年里,王邦佐先生一直推动着政治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复旦政治学人。

  

   一位学人的角色往往是多元的,为人、为师、为学,多元角色相互联系,或者说也融合在一起。王邦佐先生还有一个“为官”的角色,他做过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和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但按照儒家传统,“为官”即“为师”,而且我也更情愿用“为人”“为师”来涵盖先生“为官”的一面。

  

   为人底色

  

   先生出生在湖北省汉阳县农村。汉阳县现在是武汉市蔡甸区。我有两次与先生一起到武汉出差,随他去过那里。蔡甸离武汉市中心也就几十公里,但给我的印象已经是穷乡僻壤了。有一年是冬天去的,车子开不进去,走了蛮长一段化冻了的泥泞小路才到了先生的老家。不过,那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了。

  

   复旦大学浦兴祖教授在一篇追思先生的文章中写道:

  

   早年,王老师的父亲在汉口当店员,母亲在家乡种地,共养育6个孩子。“小时候,我帮母亲干过农活,放过牛。”——当我第一次听说老师放过牛时,眼前便同时浮现出“汉阳放牛娃”与“上师大校长”的叠影。“王老师,我建议你以后写回忆录,书名就叫‘从放牛娃到大学校长’!”老师微微一笑,未置可否。“我九岁时,父亲病故,从此家境每况愈下,两个弟弟因病无钱医治而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母亲求助在上海的姑妈和堂兄,本想让我去做童工,后因长得瘦小又不懂沪语而未能如愿,只好找了所小学继续读六年级。”老师深情地回忆道,“不久,上海获得解放,百姓获得新生。我依靠甲等人民助学金读完了初中。接着,堂兄联系好了一家工厂,让我去当工人。班主任竹老师知道此事后却认为‘辍学可惜’,并表示,如果是经济原因,她个人可以做些资助。堂兄听后很是感动,便放弃了原来的安排。”由此,王老师获得了升高中、考大学的机会。“后来,每逢春节,不管风雨冰雪,我都会去竹老师家拜年,直至她老人家仙逝。”

  

   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奠定了先生的人生底色,这是他一生为人处世的基本色调。在先生担任上海师大校长和上海社科联党组书记期间,我多次因公务随同他出差。我们出差,交通从来就是坐经济舱、火车硬座,如果火车路途很远的话,也就是坐硬卧。住宿是普通宾馆的标准间,我们两人住一个房间。有几次在北京、成都办事,先生执意不肯打出租,而要坐公交车,还跟我说了一个应该谁都不大信服的理由——公交车比出租车快。因为这些经历,我那时一直以为,他这样级别的领导享受的待遇本来就是跟我一样的。

  

   有一次,他坐在我的普桑车上说,这车也不错啊。然后还跟我争论,说坐车的目的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既然如此,普桑车跟豪车不是一样的吗?我就跟他说,同样有房子住,张家是茅草房,李家是砖瓦房,能一样吗?先生还是坚持说,差别不大的。

  

   我与先生的来往比较多,因开会等公务活动也常有机会搭乘先生的公车去这去那的。在我的印象中,师母好像从来没坐过先生的公车。为证实此事,去年我曾经专门打电话给多年为先生开车的司机谢师傅,谢师傅先是果断地说师母确实没有坐过先生的公车,但过了几分钟又给我回电话:有两次陪伴先生去医院看病坐过,这个算不算?

  

   2018年,王邦佐先生获上海市学术贡献奖。该奖项主要奖励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上海学人,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评出三到四位获奖者,这被认为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最高殊荣。当年的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有一项议程是市委领导给学术贡献奖的获得者颁奖。那时,先生已经在华东医院住院一段时间了。会议组织者把邀请先生出席颁奖仪式的任务交给了我。为此我曾两次到先生的病榻前,跟他说,到时候我自己开车接送您,先生才勉强同意。先生一向信任我,还一直夸我开车的技术特别好。

  

   其实先生非常看淡类似这样的奖项。他曾经多次说,自己并没有多少值得奖励的业绩,都是大家一起干的。如果不是考虑到这种奖项对政治学学科的影响,他甚至会婉拒参与评奖。

  

   先生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并不是刻意的,不是一定要做出那种让人家看到“我很清廉”的样子。这就是他为人的底色,轻松、淡泊、坦然,亦怡然。

  

   为师风范

  

   2018年先生获得上海市学术贡献奖之后,有媒体给先生做了一个长篇专访,题目是《“实事求是,留有余地”是我一生的行事准则》。因为担任过复旦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等原因,先生与几任校长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并深深受到两位知名校长两句格言的影响。“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就是谢希德校长给先生的寄语。

  

   那篇专访中有这么一段:

  

   谢希德校长对我的影响也很深,我很尊重她。我去上师大当校长前,在复旦当校长办公室主任,有一天我找到她,说,我要走了,你能不能给我留几句话,给我些建议。她说可以啊,你不是经常讲实事求是吗。我说对啊,她说我再送你四个字,叫“留有余地”。

  

   这里之所以说“谢希德校长对我的影响也很深”,是因为苏步青校长的一句格言对先生的影响同样很深。

  

   有谚语说“名师出高徒”,但苏步青校长常说“高徒出名师”。王邦佐先生常常提起苏老的这句话。他对这句话的解读是,对我们老师的评价,主要是看你是否能够培养出优秀的学生。

  

   先生对学生的培养,完全不是那种严格要求、施加压力的严师风格,而是创造条件、积极鼓励、真心助力。

  

   先生去世的第二天早上,我接到了96岁高龄的李幼芬老师的电话,她有事情一定要跟我说,是关于当年邦佐老师如何竭力推荐后辈学者评高级职称的。20世纪80年代初,刚恢复职称评定不久,李幼芬老师当时是国际政治系的党总支书记,负责起草相关报告,还是讲师职称的邦佐老师有资格晋升副教授。她记得,邦佐老师专门找到她,说有位年轻老师非常出众,应该符合破格晋升副教授的条件。李老师说,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啊。邦佐老师马上说,材料我给你提供,报告我帮你起草。虽然隔着电话,但言谈之中,我完全能感受到李幼芬老师这位更年长者对王先生的敬佩。

  

   当年政治学专业新增副高职称的名额非常紧张,为了能够保证特别优秀的后辈学者获得晋升,先生起草拟晋升名单时,有意把后辈的名字排在他之前,好在两人都顺利晋升了。这段老师与学生同时晋升副教授的佳话,一直为同行学界津津乐道。

  

   早年,先生受邀为上海大学分校的一个社会学专业本科班讲授政治学原理课程。授课期间,有位同学听课非常认真,还经常向先生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这位同学本科毕业的时候,先生积极与学校人事处商量,让这位同学到复旦任职,边工作边深造。后来,这位同学还到美国攻读了博士学位,并成为知名的社会学教授,在政治社会学领域颇有建树。

  

   先生常常用“激将法”来鼓励学生,通常会说,谁谁谁的学位论文都答辩通过了,你还写不出来?谁谁谁都评上职称了,你还不行吗?这话要是被“谁谁谁”听到了,或许还会产生误解。

  

   我们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先生如果有什么研讨会、座谈会之类的,通常会把我们叫到他家里。说几号几号,我要去参加市里领导主持的一个座谈会,就什么问题听取专家意见,叫你们过来帮我一起想想,我去讲些什么。然后我们就七嘴八舌,一场“头脑风暴”。我相信,先生几天后的发言一定精彩。其实,先生的这个方法,既充实了他会议发言的内容,又启发了大家思考这个问题的思路,让我们有了进入角色的机会,提高了思考现实问题的能力。

  

   先生说,跟学生打交道,最大的心得就是要相信学生,与学生打成一片。他对学生的大度和宽容令很多人为之动容。先生还说过,“如果学生犯了点小错误,我来承担责任”。一位多年前移居海外的同学曾非常动情地跟我讲了这样一句话,“王老师的学生就是王老师的学生”。这句话看似同义反复,但表达的确实是真实情感,因为他就曾碰到了先生要为他承担责任的事情。有一次,那位同学在校园里偶遇先生,先生就问:你干嘛去了啊,怎么好长时间不来找我啦?同学胆战心惊地回答:王老师,我不好意思来找您,犯错误了。哪知老师马上说:没事的,我帮你作证。当然,实际上先生事先了解了些情况,觉得事情不大,才说得这么爽快。但就这么一说,那同学顿时眼泪哗啦啦流下来。

  

   先生对学生的真心助力,不是偏心和袒护,而是希望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和业绩来获得单位和社会的认可。尽管先生会尽一切可能帮助学生成长和发展,但是他非常不希望周围的人们感到某人的成长和发展是因为他特别照顾的缘故。有时候,他甚至很直白地说,如果人们都感到你的职务或职称的获得是因为我王某人的照顾,这对你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先生出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之后,便有意在上师大把政治学学科也建立起来。那一年某个周末的上午,先生骑着自行车来到复旦大学的集体宿舍找我,开门见山地说,这样吧,你到我那里去吧。接下来的几周内,先生就让学校人事处搞定了我的一切调动关系。在我正式入职上师大的时候,先生跟我约法三章:第一,评职称我相信你的实力,到市里参加打擂台,不参加学校评,不占学校的名额(为了激励年轻教师成长,曾有几年市属高校每年举行一次全市性的统一高级职称评定);第二,在我当校长期间,你不可以参加各类评优活动;第三,我也不会考虑你担任什么领导职务。我深切感到其中的真爱和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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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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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29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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