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君:“逆城市化”趋势下中国村镇发展的机遇——兼论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87 次 更新时间:2007-03-22 09: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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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君 (进入专栏)  

  

  摘 要:“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一定水平后城市功能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冲动。由此,“城市化”聚集的资源和产业越多,“逆城市化”分解这些资源和产业的趋势就越强。这些城市资源和产业的分解则是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借助“逆城市化”分解城市功能和分流城市人口的趋势发展村镇,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同时又有助于优化城市功能和减轻空间压力,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益更加合理、引擎力更加强大,进而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之间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城乡一体”发展新格局,使城市化得以在新的格局下持续发展。由此,城市化的基本思路:一是优化城市功能和调整城市产业结构;二是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动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向有条件的村镇转移。村镇发展的基本思路:一是对接中心城市,接应“逆城市化”潮流;二是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创造新优势,为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创造条件。

  

  在中国,“逆城市化”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受到理论界关注,一度成为理论热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国出现“大城市化”高潮,随之而来“大城市病” [1]也刺目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主张“逆城市化”的声音骤起。由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2005年,城市化率43%)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2005年,城市化率75%),“城市化”依然是各地发展的基本主题,主张“城市化”的声音很快就压过“逆城市化”的声音。[2]各种主张此起彼伏,各执一词,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对“逆城市化”的基本认识仍停留在对现象的陈述和评议上,没有对“逆城市化”的内涵及外延予以深入的研讨。

  

  一、“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的派生物

  

  “逆城市化”,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究竟是偶然现象还是必然现象?究竟是城市化的最后阶段,还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派生出来的新现象?如何描述和鉴定“逆城市化”,关系到我国城市化如何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如何建设。

   1976年,美国地理学家j.l.berng首先提出了“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这一概念,他描述的是发达国家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新特点:城市社会的人口重心发生变化,城市社会的经济活动和政治影响力也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地区转移。之后不少学者将“逆城市化”看成城市“空心化”。如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刘琦在批评城市建设时指出:中心区毕竟是城市的核心区域,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而没有历史文化的城市是缺乏原动力的。但是,在很多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空心化”的情况。这种现象在欧洲城市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结果造成了逆城市化现象,老城区变得冷冷清清,经济衰落,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3]还有学者将城市的异化视为“逆城市化”,如江苏省社科院经研所所长葛守昆认为,“城市化发展中已出现了异化——‘逆城市化’现象,如单纯的经济增长、土地的浪费、环境的污染、贫富差距、不安全感等”[4],因而需要“警惕‘逆城市化’”。

  本文认为:美国学着j.l.berng关于“逆城市化”的认识开拓了城市研究的新领域。但“逆城市化”不是城市的无节制拓展,不是“穷人住在拥挤的市中心,富人住在清静的市郊区”,不是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随着富人的转移而转移,导致城市空心化。“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派生物。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一文中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的形成、壮大和分化的成因。茅于轼先生认为,当城市规模发展到边际效益为零甚至为负数后必然形成递增与分化的对流趋势。[5]城市发展正是这样。任何优质的东西都有它的时间性、相对性。由于城市化不断地聚集资源和产业,到一定程度后,城市的空间就会接近饱和。新的资源和产业要挤进大城市,而城市空间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曾经优质的资源、优势的产业就可能异化为城市的累赘,要么提高新的资源和产业进入城市的成本,要么“吐故纳新”,分流传统的城市资源和产业。理智的选择是“吐故纳新”,是“分流”。因为进入城市的成本不断提高,城市规模发展的边际效益必将为零甚至为负数。这类“吐故”现象,就是“逆城市化”。“逆城市化”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而且,随着信息化、生态化时代以及汽车时代的到来,人们生活与工作的空间差距大大缩短,“吐故”还不仅表现在城市的传统产业的转移,还包括一些新兴产业完全安排在小城镇和乡村,如村镇旅游产业异军突起,人们从着重欣赏城市的繁华转移到着重欣赏乡村的宁静。

  “吐故”是为了“纳新”。“吐故”与“纳新”在同时进行,都是城市化现象。如果说“城市化”是指一定区域的优质资源、产业和人口向城市聚集,这是大前提。那么,“逆城市化”则是中心城市的一些传统功能、优质资源以及人口向卫星城及村镇分流。这些分解和分流不同于国家的政策性安排,如我国20世纪60-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三线建设”,如国家政策取向的“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遭遇城市功能老化、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城市空间压力增大等问题后,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必然出现的功能分解、产业分解和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并非阻止“城市化”的继续推进。恰恰相反,“逆城市化”有助于城市的功能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和空间压力减轻,有助于“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的内在关系是:城市化发展水平越高,“逆城市化”趋势越强。既然“逆城市化”是中心城市一些传统功能和产业的分解及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是周边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谁与“逆城市化”趋势对接,谁就抓住了周边小城镇和乡村发展的机遇。利用“逆城市化”趋势发展小城镇和乡村,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将成为中心城市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广阔平台,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应和带动效应更加强大。由此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之间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城乡一体”发展新格局,使城市化得以在新的格局里持续发展。因此,认识到“逆城市化”是客观规律,当城市规模面临边际效益为零甚至为负数时,城市化应在优化城市功能和调整城市产业结构上着力,应在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动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向有条件的村镇转移上着力。在这个大背景下,村镇发展的基本思路:一是对接中心城市,接应“逆城市化”潮流上,二是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创造新优势,为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创造条件。

  

  二、“逆城市化”是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

  

  综观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城市化、工业化走在世界前列,同时也最早面临城市病问题,如城市化率一度最高、大工业一度最集中的伦敦是出名的“雾都”。1898年,针对英国日愈严重的城市病,英国人霍华德发表了具有划时代价值的专著《明天的田园城市》。霍华德认为,城市本身具有的吸引人的磁力导致城市人口聚集,而城市对人口聚集的承载力总会有限,因而需要从城市和农村相结合的角度来管理土地,解决城市发展问题。霍华德从城乡协调的角度重新阐释了城市的发展,把城市与外围乡村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对资金来源、土地分配、城市财政收支和田园城市的经营管理、人口密度、城市绿化带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后来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霍华德倡导用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形态。后来学者尊称霍华德为城市发展转型的理论奠基人。1946年,著名城市理论家L.芒福德称赞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是二十世纪初与发明飞机并列的两项最伟大的发明[6]。“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理念第一次提了出来,城市化在这里转了一个弯。由此,我们可以把城市理念和城市化发展的转折点定位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虽然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对克服大城市的弊病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这些理论思想主要还是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化解自身的弊病,对大城市病难以根治。在此基础上,1930年代,美国学者、设计大师赖特出版了《消失中的城市》、《宽阔的田地》两部代表作品。我们从这两部书的名字就可以窥见赖特对传统城市理念的颠覆。他在《消失中的城市》书中指出:现代城市背离了人类的愿望,也不能适应现代生活需要,因而需要将其取消,尤其是取消大城市。他认为:反映人类的愿望、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城市,将是与古代城市或任何现代城市差异很大的城市,城市无所不在而又以无所在,以致我们根本不会把它当作城市来看待。赖特在《宽阔的田地》中正式提出广亩城设想。基本理念是“城市分散于广亩大地,人人拥有一片自然”。 赖特的理论被称之为“广亩城设想”,就是把城市向乡村扩散,把集中的城市重新分散在地区性农业网格之上。相比之下,赖特提出的“广亩城设想”,从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的本能出发,满足了人在城市功能的异化(弊病)中对克服异化和追求本能的需求,因而更能被人们所接受。

  紧接着,与赖特几乎同时代并同样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美国刘易斯·芒福德发表了巨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rospects),以革命性的姿态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的城市观。芒福德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是从对城市与人类命运的关注出发,对城市、人工环境和历史文明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认为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后工业社会加重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的自然属性与自然的冲突等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突显出来。我们说芒福德之所以是以革命性的姿态提出解决城市问题,还因为他率先把城市化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对立上升到了制度的高度,所以要从制度安排的高度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城乡之间的对立,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使全部居民在任何一个地方享受到同样的生活质量。因而芒福德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包括了对城市的政治中心功能的分解,通过分散权力来建造许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统一体。可见,“城乡统筹发展”完善了“城乡一体化”思想。20世纪50年代以后,“城乡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在欧美发达国家有了长足发展。如托马斯和库恩的城市地域结构思想,如日本学者岸根卓郎提出“自然—空间—人类系统”模式。[7]

  对城市理论发展的回顾,不难看出,整个20世纪的一百年间,引领城市化理论发展创新的学说呈现出与20世纪前的“大城市化”理论渐行渐远。这些大师们,凭借自己在理论界的权威影响,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城市化的方向:城市化由“大城市化”转向“城乡一体化”,更加注重城市的发展对农村的牵动和影响。实践表明,“城乡一体化”,疏通了城市化面临的瓶颈,为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开创了新天地。

  回顾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经历了三个时期,形成了三种方式:第一个时期是城市自然形成阶段,可追溯到城市诞生之日起,到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出现为止。这个阶段很漫长,城市化方式是顺其自然,特点是主要依从政治、文化、商贸乃至军事的发展需要来发展城市;第二个时期是“大城市化”阶段,可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出现起,到19世纪末霍华德发表《明天的田园城市》。由于工业化需要以大城市为基础和吸纳大量农村劳力,人口和产业源源不断地向大城市“单向”汇集,创造了一大批特大中心城市。这个阶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大城市化”,特点是主要依从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需要促使农村资源“单向”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聚集;第三个时期是城乡一体化阶段,20世纪初开始起步。由于“单向”聚集的“大城市化”所积累的“城市病”和城乡矛盾已经导致这样的城市化不可持续,在新的城市理念的影响下,城市化开始将农村的发展纳入自己的发展系统,出现“城市”与“农村”的资源优势、发展优势双向对流。这个阶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城乡一体化”。特点是“城市”与“农村”有机地构成一体,资源优势、发展优势“双向对流”。这里的“双向对流”,其中“一向”就是“逆城市化”。这时,一方面“大城市化”还在推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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