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学:欧美经济思想史的意识形态谱系(下)

——基于自由主义类型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7 次 更新时间:2022-08-18 09: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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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学  

   内容提要:本文的主旨在于提炼自由主义的共识,分析和比较自由主义的三种具体历史形态,用它们来识别历代主流经济学派在意识形态类型上的差异;展示这些意识形态类型在经济学中的表现形式,包括与之对应的政策倾向、理论结构及其特设。这些学派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辩护者,脱胎于各自时代的历史困境。它们的理论既受相应的自由主义类型的影响,本身又是构成这种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以古典自由主义作为经济哲学基础,喊着“自由放任”的口号,赞美私有财产、自由竞争和有限政府,为资本冲破阻碍其自由发展的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而摇旗呐喊。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派,举着实现“积极自由”的旗帜,力图改革自由资本主义,解决自由巿场内生的贫富悬殊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则力图回归“消极自由”,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广泛的干预,倡导最小政府,力主“重塑自由巿场”。这些学派都曾对西方社会的政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有其自身的限度,既因为经济理论与政治实践存在天然的差距,也因为理论自身存在内在缺陷。

  

   关 键 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类型;主流经济学派;自由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干预主义

  

   七、“消极自由”与自由市场经济学阵营

  

   在某种意义上,自由市场经济学阵营是朝圣山学社的衍生物。或者说,新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学是朝圣山学社的双生子。这个阵营涉及的面比较广泛,核心是芝加哥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虽然弗里德曼及其追随者的影响日益扩大,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失败”、产权学派的“科斯定理”等概念也得到学界的普遍接受,但是,在总体上,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在经济学界还只是少数派。进入20 世纪70 年代之后,特别是哈耶克、弗里德曼分别于1974 年和1976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其在学术界似乎获得了全面的突破。西方社会的“滞胀”难题则是使倡导“自由市场”理念的学派登上主流经济学位置的助产婆。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的改革则给其提供了影响实践政策的政治舞台。(68)里根在1981年就任总统的致辞中宣称,“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这正是这种经济学一直在宣传的一个基本理念。早在此之前,倡导这种理念的政商学三界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庞大的研究和宣传网络,(69)扛着重建自由市场的旗帜,致力于揭露政府在各个领域的所谓“失败”。(70)

  

   他们在其学说处于边缘地位的20世纪60年代及之前,尚能保持一些相对温和的主张,但是,之后越来越走向激进。在他们看来,所谓“自由市场”,意味着没有反对私人市场垄断的法律,没有保护环境的立法,没有工会组织,没有消费者权益组织和法规,更没有国家福利制度,最为重要的是没有强大的政府和庞大的公共部门。这些都被其视为对个人自由的严重威胁和侵犯。

  

   (一)芝加哥学派

  

   1.弗里德曼与货币主义

  

   弗里德曼是如何为自由市场提供辩护的?他在理论上最重要的任务是挑战二战后基于凯恩斯主义而形成的宏观经济政策共识,以对大萧条的重新解释、自然失业率假说、永久性收入假说为基础,力证自由市场内在的稳定机制及其有效性。

  

   弗里德曼在《消费函数理论》(1957)中提出永久性收入假说,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凯恩斯主义所说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现象。收入的短期变化对同期消费支出的影响是微小的。即便是经济衰退时期,消费也会随着收入一起下降,消费下降的程度要小于收入下降的程度。只有永久性收入与长期消费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也就是说,自由资本主义的内在稳定性要远远大于凯恩斯的想象。在与安娜·施瓦茨(Anna J.Schwartz)合作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1963)中,他更是声称,大萧条主要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美联储)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所引起的,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内在不稳定性的证明。(71)晚年的弗里德曼仍然认为,虽然绝大部分公众觉得大萧条是商业失败以及资本主义失败的结果,为了防患于未然必须极大地依靠政府;但是政府才是罪魁祸首,是政府对货币系统的不当管理导致了大萧条,而非市场失灵(埃布斯泰因,2009:98)。

  

   虽然学界对弗里德曼的上述观点(特别是对大萧条的解释)存在很大的争论,但是这些观点仍然剧烈地冲击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1968年,弗里德曼在题为“货币政策的作用”的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致辞中,则进一步推翻了凯恩斯主义政策分析的核心基石——菲利普斯曲线假说。这一假说强调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替代关系。弗里德曼在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失业率假说。他认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环境、失业保障、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比率、工人受教育程度、最低工资法等制度性因素,都会导致经济体中始终存在一个没有被雇用的群体,他们构成“自然失业”。只有通过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障碍、减少摩擦因素,才可能降低这种自然失业率。如果政府力图通过总需求管理政策把失业率降至自然失业率之下,那么,结果只会是引发通货膨胀,甚至提高自然失业率。因为自然失业率是由大量的微观经济因素决定的,而总需求管理政策并不能有效地影响这类因素。由于工人存在货币幻觉,在短期中也许会出现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替代关系,但是,这种幻觉终将消失。基于以上论述,弗里德曼断言,在长期中,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垂直线(弗里德曼,2018:309-328)。

  

   弗里德曼不仅仅对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理论发起进攻,还把大量的精力用于说明任意形式的政府干预都只会干扰自由市场的正常运行。(72)在他看来,即便政治家们怀有崇高的善意,结果也是事与意违。1976年,弗里德曼在朝圣山学社发表题为“斯密对1976年的意义”的演讲,他指出,“在政治领域,许多人一心一意地想促进公共利益,结果却‘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促成了一个并非他有意想要达到的目标的实现’。他们不知不觉地蜕变成了代表特殊利益群体的头面人物,尽管他们从来未曾想过要为它们服务。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努力所带来的结果却只能是: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去满足特殊利益;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去满足生产者的利益;以从未上过大学的普罗大众的利益为代价,去满足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利益;以牺牲不得不承担工资税的穷困潦倒的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去满足已经从社会保障制度中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好处的中产阶级的利益……如此这般,底线不断降低”。(73)

  

   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对大萧条的解释和“自然失业率”概念,使一批经济学家确信:市场的内在稳定性要比凯恩斯主义者所认为的更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微调”,其破坏稳定的作用要大于其调整的作用。从而经济学界形成了对凯恩斯主义的强大质疑。

  

   2.卢卡斯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在宏观经济学中,与新古典自由主义关系最密切的是所谓“新古典宏观经济学”(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这一学派的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美国,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卢卡斯、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Sargent)、尼尔·华莱士(Neil Wallace)、罗伯特·巴罗(Robert J.Barro)。其中,卢卡斯是核心人物。他们自称为“古典学派”,期望把自己的继承关系追溯到凯恩斯之前的古典思想,并与哈耶克等人的新古典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初期形态是力图取代货币主义的“理性预期学派”;后来这一学派逐步成为了对凯恩斯主义在理论和宏观政策上的最重要挑战者,提出了“政策无效论”。他们得出这一结论的理论假设有两点。第一,所有的自由市场会自动地连续处于出清状态。针对凯恩斯主义的“非自愿失业”概念,他们特别强调在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即使存在失业,那也是失业者自由选择的结果。第二,理性预期假设。根据这一概念,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会充分利用可获得的信息,进行最优化的决策。当政策发生变化时,市场参与者就会对政策效应做出理性的判断,并把这种判断纳入自己的决策之中,从而抵消这种效应。如果人们具有理性预期,他们就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有效市场假说似乎给理性预期假设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明。货币主义尚且承认宏观政策具有某种短期性的效应,但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却认为,即便是在短期中,这种政策也是无效的,除非政策的变动出乎参与者的预料。换言之,预测到的货币政策变动并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任何影响。也就是说,货币是中性的,它不会影响实际变量,只会影响诸如通货膨胀之类的金融变量。不仅如此,他们还强调,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只会适得其反。就这样,他们以现代的理论形态力图恢复曾经被凯恩斯等人猛烈批评的货币中性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凯恩斯主义从一般均衡模型中定义出“市场失灵”;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则通过给这一模型增添“理性预期”和“意外供给函数”等假设,建立了一种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中推导出的却是自由市场最有效的结论。在这种模型中,如果存在经济波动,那么,唯一的来源是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变动带来的暂时扰乱。这种模型的假设本身就已经排除了被行为经济学所识别出来的各类非理性行为,也排除了真正的失业和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可能存在的仅仅是自然失业,而这又是宏观政策所无力改变的。

  

   卢卡斯的追随者芬恩·基德兰德(Finn E.Kydland)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进一步提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甚至否认经济周期的存在(Kydland and Prescott,1982)。按照这种理论的解释,经济周期本身就是一种均衡的实际现象。如果说存在经济周期,那也是代表实际变量的生产率因素引起的。请注意,在他们眼中,引起生产率变动的因素属于随机变量。如果生产率自发地加速,然后又放慢,那么,它可能引起经济体就像某种经济周期那样运行。也就是说,导致生产率变化的因素(诸如技术创新),所改变的是潜在国内生产总值的运行轨迹。在这一过程中,市场能够快速地近乎实现内生于“完全竞争均衡模型”中的那些结果,不存在非自愿失业。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虽然成为高级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但一直受到经济学界一些学者的严厉批评。批评者的核心论据是,这类模型仅仅是一种数学的游戏,所建构的是一种虚假的经济,排除了宏观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所有重要问题(罗默,2017)。例如,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周期是一种不存在失业的经济周期。这实在是一种奇特的理论创新。

  

   3.科斯与产权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一个分支)

  

公共选择学派提出“重新创造自由市场”建议。如何创造呢?科斯似乎给出了一种基本思路。这种思路的核心基础是科斯定理:只要产权界定清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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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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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思想史学刊》 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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