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链链长的理论内涵及其功能实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 次 更新时间:2022-08-15 14: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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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永义   贺俊   江鸿   李先军   张任之   王涛  

   摘要:通过构建恰当的治理机制促进产业链协同,推动产业链相关主体形成共同信念和一致行动,是产业链有效组织进而实现竞争力整体提升的重要机制。本文在对市场失败理论和政府失败理论进行批判性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产业链链长能够在特定条件下弥补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的治理缺陷,因而是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之外实现产业链协同的第三种治理机制。通过对典型企业的调研发现,中央企业可以通过以下七种途径实现产业链链长的产业链治理功能:破解“卡脖子”技术瓶颈、带动基础软硬件突破、协同供应链稳产保供、强化战略性需求牵引、统筹产业链国际化、填补产业共性技术缺口和驱动产业整体性转型。本文认为,将打造产业链链长融入新时期国资国企改革体系之中,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统领现代产业链建设,是实现中国产业链现代化建设、强化国家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产业链链长;产业链安全;中央企业;产业链协同

  

   一、产业链链长问题的提出

  

  

   当前,中国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历史交汇期,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了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交织影响的背景下,国家把产业链现代化和供应链安全问题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此外,近年来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均对进一步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打造现代产业体系提出了具体要求,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推动现代产业链的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对产业链协同创新尤其是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融通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出“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实施领航企业培育工程,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这是从国家层面围绕产业链现代化和产业发展对大企业、龙头企业提出的任务要求,为中央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提供了政策依据。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央企业等国有企业要勇挑重担、敢打头阵,勇当原创技术的“策源地”、现代产业链的“链长”。现代产业链链长的提出,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在建设现代产业链和现代经济体系中的新定位,也是新时期对中央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的新要求,要求链长企业站在国家安全、技术前沿和产业发展的高度,发挥链长企业的战略引领作用,助推保障现代产业链安全、夯实产业链基础、壮大新兴产业链、加强共性技术供给、推动产业整体性转型、保障国民经济稳定、深化国际产业合作等目标的实现,是中央企业发挥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的具体体现。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逆全球化”趋势凸显,美国对华政策从“小院高墙”到“全场打击”转变,科技创新活动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的界限,演化为国家间创新体系的竞争,各国纷纷表现出政府深度干预产业竞争的取向。与此同时,中国在一些战略必争领域仍然存在基础不牢、水平不高的问题,尤其是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开发平台、基本算法、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复杂装备和基础软件等对外依存度较高,关键环节“卡脖子”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工业制成品的质量可靠性、稳定性、耐用性和一致性亟待提升,产业链完整性、自主性、稳定性和可控性存在较高风险。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或核心零部件封锁对中国战略必争领域的核心能力突破造成了严重的制约。形成更加有效的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成为中国应对部分国家科技打压和产业抑制、提升自身产业链安全和现代化水平的必然路径。事实上,以美国、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制造业国家在其产业变革和制度试错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与其基本制度和民族文化相适应的各具特色的产业链协同模式,这些模式为中国依托中央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提供了参照,但由于产业链协同嵌入一国的制度基础之中,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并不能简单移植到中国。在这种背景下,通过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产业链协同模式,进一步提升中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构建与大国地位相适配的现代产业体系,意义重大。

   然而,与国家关于通过产业链链长体制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战略要求相比,与企业促进产业链协同的实践探索相比,国内的产业链链长理论研究还十分滞后。目前学术界有关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内涵与特征,国内学者分别从价值链(黄群慧,2020)、产业自主可控(刘志彪,2021)、产业体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20)等多个视角进行了界定。二是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面临的现实挑战,包括产业基础薄弱、关键环节控制能力不强、产业链安全性和韧性不足、无法适应数字经济要求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1;张其仔,2022;宋华和杨雨东,2022)。三是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实现路径,包括加快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增强产业链安全性和控制力、培育生态主导企业、强化产业链现代化政策支撑以及深化拓展国际合作(盛朝迅,2019,2021)。关于通过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实现产业链现代化的理论机制,现有研究仍不成熟,少数文献主要探讨链长与链主的区别(余东华和李云汉,2021)、地方链长制产业政策(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国有企业承担现代产业链链长的职能(李政和王思霓,2021)等。总体看,既有研究存在两方面缺陷:一是缺乏对产业链协同和链长作用的理论基础的严谨提炼;二是缺乏对产业链链长驱动产业链现代化实现机制的系统归纳。然而,只有构建起以链长制为核心的产业链协同机制的理论基础,才能更有效地制定和实施产业链链长政策。

   本文在分析中央企业打造产业链链长理论机理的基础上,探讨中央企业作为产业链链长承担的功能及其实现途径,进而提出中央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的政策建议。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述中央企业打造产业链链长的情景现实和企业特征适配性,从全球竞争背景、所有制特征和制度优势、资源和能力基础三个方面分析中央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的优势;第三部分分析中央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的理论机理,探讨产业链链长弥补产业链现代化市场失败和政府失败的机制,明晰中央企业作为现代产业链链长承担的功能;第四部分基于选取的典型企业的调研,进一步归纳提炼产业链链长功能的实现途径;第五部分总结并提出中央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的政策建议。

  

  

   二、中央企业打造产业链链长的情景现实和企业特征适配性

  

  

   主动打造产业链链长,是中央企业促进产业链协同、应对全球竞争的重要探索,是中央企业战略使命与国家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必然要求。中央企业的制度特征、使命特征和资源特征则为其打造产业链链长提供了治理、资源和能力基础。

  

   1.大变局下的全球竞争需要中央企业承担产业链协同功能

  

   产业安全是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基石和重要构成。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不断深化,发达国家不断推动本国利益至上的“逆全球化”,美国对华科技打压和产业抑制日益强化,中国产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亟需探索参与全球竞争的新模式,而中央企业在产业链上的核心地位为其以链长角色参与全球竞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1)大变局下的全球竞争新情景,迫切需要中央企业主动作为,以应对国际竞争的新风险和新挑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加速和影响深化,全球力量格局出现新变化,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发起了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在此背景下,如何在新环境下保持和提升竞争力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成为当前中国产业政策的焦点。中央企业多处于战略必争领域,首当其冲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为此,准确认识外部环境变化,主动作为,强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有利地位,是中央企业的战略使命。利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重塑时机,发挥链长的“出海”优势,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魏后凯等,2020),通过在全球配置资源有效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嵌入全球附加值更高的价值链,对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蔡昉等,2020)。

   (2)个别发达工业国家不断强化政府对产业链的干预,要求中央企业在国家战略指引下主动担当,确保国家产业链安全。在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的全球大循环下,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代表的企业逐渐成为能够主导产业链资源配置方向的链主企业,它们凭借自身在资本、市场、技术、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和配置资源,促进了各类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从“二战”后全球产业大分工看,这些链主企业通过合约安排、标准制定和技术条件设定等多元手段实现对代工企业的治理和控制(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以此保障其对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的控制。然而,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力的快速提升,主要来自西方国家的产业链链主企业在传统自由贸易规则下已经无法基于自由竞争秩序遏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崛起和赶超,在这样的背景下,少数发达国家不断强化政府干预贸易规则和市场竞争,“二战”后全球形成的自由贸易规则受到严峻挑战。为此,各国都在探索促进产业链优化的新模式。例如,2021年2月24日,美国拜登政府签署了第14017号行政命令,围绕构建弹性、多样化和安全的供应链,提出由美国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商务部、能源部、农业部、交通部、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等部门协同对产业链风险展开调查,一年后,拜登政府发布了推动供应链安全的评估报告《美国供应链行政命令:一年行动和成就》,而上述七部门也分别发布了6个专项的供应链安全报告(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商务部共同负责ICT领域)。至此,保障供应链安全事项已成为各联邦部门的优先事项,并内化到经济政策体系中,以国家力量强化产业链安全和供应链韧性成为美国的重要经济政策导向。此外,日本在2021年6月出台了《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2021》,对半导体等战略物资集中投资,重建国内生产体系,推行“China+1”政策,即在中国之外补加供应基地(刘湘丽,2021),防范对中国生产体系的过度依赖。日本政府通过补贴政策支持本国企业返回国内投资,或者投资于中国之外的东盟国家。在各国不断强化政府作为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力量的背景下,作为承担国家战略使命的中央企业,理应担负起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责任,强化其在产业链中的链长功能和地位,践行国家使命。

(3)不断加速的技术革命带来了更高的创新风险,中央企业有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内在动力。数字技术加速拓展所推动的复杂技术集成和产业融合使得技术创新的复杂度不断提高,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在创新资源上的“鸿沟”不断变宽、变深,产业链上大中小企业的资源和能力分化加剧了产业链协同的困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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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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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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