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恭忠:Society与“社会”的早期相遇:一项概念史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 次 更新时间:2020-09-06 22: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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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恭忠  

   从西文society到汉字“社会”的语词转换和概念传播,是近代中国和东亚知识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颇受学术界关注。语言学专家陈力卫指出,中文古籍里“社会”偶尔作为一个独立的词使用,这对后来日本采用“社会”一词对译西方society概念起到了决定作用;1866至1869年在香港出版、后来在日本广泛使用的罗存德《英华字典》,将society译作“会、结社”,这也可能是促成明治时期日语中“社会”与society对译的原因之一。1思想史和观念史的研究则表明,甲午之后数年间,与society对译的“群”字曾经风靡一时2,但日语中的“社会”(shakai)这一新词传入中国以后,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政治、社会变革潮流相互激荡,很快取代“群”字成为society概念在汉语中的主导译语。3还有学者着重从认知和实践的角度,讨论西方“社会”概念传入以后对中国现代性变革产生的影响。4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国新兴的“社会”概念,呈现了含义模糊、观感暧昧的特征。比如赫美玲(Karl Hemeling)编纂于清末、正式出版于1916年的《英华官话辞典》,对society一词给出的释义和用例,既有“社会”“一般社会”“人群”“上流社会”“下流社会”“会社”“天足会”“行仁会”“勉励会”“教育会”“保畜会”“爱护牲畜会”“红十字会”,也有“私会、密会”“会党”“会长”“会首”“会正”等。5这些解释和用例可谓五花八门,乍一看令人难以捉摸。就连“社会”一词的流行,也与其他新名词一道,曾经遭到非议,被认为“庸恶浅近,拾东人之唾余”6;“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7作为新式“社会”概念之具象体现的结社集会,在官方眼里则往往被视为秩序的潜在威胁。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涉及西方外来概念在华传播过程中如何与中国本土语境契合的问题。本文尝试在学界先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史、文化史、辞典史和新闻传播史多个维度,进一步探讨society与“社会”的早期相遇过程,尤其是传统本土经验如何影响了近代西方society概念在中国的传播、理解和接受。

  

   一、 旧式“社会”及其观感

   “社会”源于古代的“社”,是指“社”日的迎神祭拜集会。8所谓“社”,古义为土地神、祭祀土地之所,延伸为春、秋两季祭祀土地神的节日。9根据儒家经典《礼记》中的构想,立“社”是统治集团的专利,自天子、诸侯、大夫以次,各有区别:“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关于大夫以下,东汉郑玄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今时里社是也。”唐代孔颖达进一步解释说:“大夫北面之臣,不得自专土地,故不得特立社。社以为民,故与民居百家以上,则可以立社……虽云百家以上,唯治民大夫,乃得立社。”10官府努力将“社会”置于自己的有效控制之下。《汉书·五行志》记载,西汉元帝建昭年间,兖州刺史曾禁止民间私自立社。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礼部奏请:‘千秋节休假三日。及村闾社会,并就千秋节,先赛白帝,报田祖,然后坐饮。’从之”。11宋儒程颢担任晋城令,“俗始甚野,不知为学,先生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才十余年,而服儒服者,盖数百人矣。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邑几万室,三年之间,无强盗及斗死者”。12此处所说的“社会”,显然也还是土地神祭拜集会,而非近代以来“社会”所指。13程颢为其“立科条”,同样体现了官府的控制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逐渐突破了官方设定的土地神祭拜形式,与更加宽泛的民间信仰习俗结合在一起,发展为更加多样、复杂的酬神赛会,同时也逸出了官府的控制范围,由此招致官绅阶层的鄙夷乃至不安。北宋末年李元弼的《作邑自箴》,记录了两份知县劝谕庶民榜文的范本,其中一份提到:“民间多作社会,俗谓之保田蚕、人口,求福禳灾而已。或更率敛钱物,造作器用之类,献送寺庙,动是月十日,有妨经营……愚民无知,求福者未必得福,禳灾者未必无灾。汝辈但孝顺和睦,省事长法,不作社会献送,自然天神佑助,家道吉昌。”另一份也有类似的表述:“所在作社会,祈神祷佛,多端率敛,或为奇巧之物,贡献寺庙,动经旬月,奔走失业,甚则伤财破产,意在求福禳灾而已。”14

   在官方看来,“社会”的活跃甚至隐然构成了对于秩序的威胁。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诏:访闻关右民每岁夏首,于凤翔府岐山县法门寺为社会,游惰之辈昼夜行乐,至有奸诈伤杀人者,宜令有司量定聚会日数,禁其夜集,官司严加警察”。南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中书门下省言:‘访闻乡民岁时赛愿迎神,虽系土俗,然皆执持真仗,立社相夸,一有忿争,互起杀伤,往往致兴大狱,理宜措置。’诏诸路提刑司行下所部州县,严行禁戢,如有违戾,重作施行”。淳熙八年(1181),“臣僚言:‘愚民吃菜事魔,夜聚晓散。非僧道而辄置庵寮,非亲戚而男女杂处。所在庙宇之盛,辄以社会为名。百十成群,张旗鸣锣,或执器刃横行郊野间。此几于假鬼神以疑众,皆王制所当禁。’诏诸路提刑司严行禁戢,州县巡尉失于觉察,并寘典宪”。15南宋末年思想家、浙江慈溪人黄震担任广德军通判,也留下了一份关于禁止“社会”的公文:“照得本军有祠山春会,四方毕集,市井虽赖之稍康,风俗实由之积坏……起四月,止八月,尽用枪刀为社,自安吉暨宜兴,率以千百为群……盖千百其人者,扰之端;枪刀其器者,凶之事。宜兴安吉相连而至者,又皆江湖出没之徒,蔓则难图,渐不可长。”16

   明清时期,民间的社祭、赛社活动不断见诸史籍记载,源于社祭的庙会活动则更加兴盛。17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的“社会”一词从日本回流中国之前,旧式“社会”一词更加频繁地见诸新式中文媒体,并且往往跟奢靡、色情、赌博、盗窃、抢劫等众多负面意象相连。作为新式媒体之代表,1872年创刊的上海《申报》提供了不少这方面的信息。

   首先,“社会”与奢靡相连。1875年,一则关于南京中元节的报导这样描述:“善男信女,每届此节,延请高僧设坛施食,诵瑜伽焰口经,名曰‘斋孤’……其荒僻处,捐款不多,不过焰口一二台而已。至若大街,铺面极多,人烟稠密,捐数较大……备极繁华,而斋孤之名,易曰‘社会’。于是游人之纷至沓来,妇女之遗簪堕珥,奇闻种种,故事重重。”18针对此弊,有人倡议将“社会”所筹集资金移用于赈灾。1878年,署理浙江布政使衙门佐杂人员季考,一名七品官员在答题中批评“杭俗崇信神佛,于社会、佛诞等日,趋之若鹜,不惜输财”,劝告杭州人将花费在“社会”上的钱财转用于赈济华北地区的灾民。191889年秋浙江发生水灾,绍兴府绅士发起赈捐活动,制订相关章程,其中包括如下条款:“拟禁止各城镇演唱神戏,如有各社会经费充裕者,劝其酌提一半助赈。”20还有人提出更加激烈的“社会移赈”建议:“凡赛会伤财,本属无谓。值此灾荒,应破除习俗,请官示禁,将本年及来年各会经费提助赈款。如本无存项,临时募集者,亦请临时改募会为募赈,定邀神灵福佑。推之,祝寿、生子,如宴会,皆可移赈。”21

   其次,“社会”与色情、赌博、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行为相连。1879年宁波府的一份通告说:“迎赛社会,理宜诚敬,不得再雇青年女子、流娼,扮纱船台阁,亦不得摊拢聚赌,酗酒滋闹。自饬之后,如敢仍前抗违,一经访闻,或被指告,定提为首人等,照律惩办,决不宽贷。”221883年宁波府再次发布禁令:“宁郡都神会,奢侈异常,晦娼晦赌,举国若狂。闻所费几及巨万……自后都神各社会永远禁止……各行各业如有捐存会费,另作别项济人善举,永不准再蹈奢靡积习,违者提案惩办。”231887年,宁波府又一次重申1879年对“社会”的约束措施。24直至1895年,鄞县知县仍在重申类似的禁令。25宁波地区的迎神“社会”,看来风习颇为深厚,以至地方官员需要三令五申加以约束。

   宁波地区并非孤例。1881年一则关于南昌的报道说:“城厢各庙社会……名为敬神,而实藉以聚赌也。兹于月之初八日,黄司空殿居然首先违制,雇用鸿林班开演,观者倍形热闹,生意之旺、赌博之盛,自可获利十倍。”261901年,安徽宁国府繁昌县令发布禁令说:“时届社会,赛会演戏,原属四乡农民藉伸春祈秋报之意,故为例所不禁。惟现值时事多艰,各处会匪游勇,纷纷蠢动。凡有赛会演戏之处,必人烟稠密,土客纷纭,更有开场聚赌、打降逞凶,一若以酬神为名,肆无忌惮。其中良莠不齐,匪徒最易混迹,贻害闾阎,莫此为甚……自示之后,务各勤理农事,不准赛会演戏。”27

   另外,让官绅阶层忧虑的是,“社会”还可能与“邪教”相连。1873年《申报》刊登一封宁波士人的来函:“前月贵馆《申报》中,刊有劫后冷眼人论邪教惑人事……余家浙之四明……忆数年前,曾见烧蜡一事。首事者贿串差甲,借梵院以建社会……男妇杂沓而至……现闻郡侯边公,饬禁妇女入寺念佛。各兰若恪遵在案,想此等邪教名目,闻之定当铩羽。加以当道者随时察夺,岂有燎原之虑乎!”28

   总之,从中古时期直至光绪年间,旧式“社会”一词主要不是用来指称一般意义上的人群组合、人际互动形态,而是指民间的各种迎神赛会。这种结社集会摆脱了官府的支配,通过民间的机制自主运行,呈现出与官府极力维持的伦理秩序隐然对立的格局。因此,在主流官绅阶层的经验中,旧的“社会”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有碍治安,需要加以治理、管制,甚至暂时禁止。至于清末才出现的“秘密社会”29一词所指称的天地会、哥老会等,由于往往涉及刑事犯罪乃至政治反叛,在官府看来更加悖逆不轨,一直遭到严厉惩处乃至全力镇压。30旧式“社会”一词背后牵连的这种官府与民间隐然两立格局,以及官方或者精英居高临下的视角和轻蔑贬抑的态度,构成了近代society概念在中国传播时的本土语境。

  

   二、 用“会”“社”翻译society

   英文society根源于拉丁文socius,后者原意为“同伙”。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society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公共认知度的概念。1771年初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解释说:“society,一般来说,是指一些人为了相互帮助、相互保障、相互利益或者相互娱乐而团结在一起。”31然后简要介绍了一些主要社团,比如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工艺、制造及商业促进会(Society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rts,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移风易俗会(Society for the Reform of Manners)等等。到了1823年的第6版,则将抽象的society和实体性的societies区分开来。辞条作者将society简洁地定义为“一些理性的、有道德的人出于共存和幸福而结合在一起”;并且勾勒了人类社会从粗鲁(rudeness)到精致(refinement)再到衰朽(decay)的历程及其原因,由此表现人类的“幼稚、天真、青春和成熟形态”。societies则被定义为“一些个人为了促进知识、产业或者德行而自愿形成的团体(associations)”,词条作者并且明确宣称,“为了那些有价值的目标而筹划和成立社团(societies),乃是现时代(modern times)的荣耀”。词条作者将当时的社团具体划分为三类,选择了一些最有名者予以分类介绍:一类致力于增进科学和文艺,另一类致力于促进工艺和制造,还有一类旨在传播宗教和道德,或者帮助人们缓解压力。32

英语世界形成的这种society概念,特别是其中实体性结社的意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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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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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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