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樯:何以“儒行天下” ——论儒学国际传播的主体、立场及原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 次 更新时间:2022-08-07 22: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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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樯  

  

   摘要:站在中国立场上讲,“儒行天下”是我们的美好梦想。“儒行天下”要靠儒学国际传播。今天我们很有必要对儒学国际传播做一整体性谋划。儒学国际传播至少应涉及主体、立场、原则等几个方面的问题。本文认为,儒学国际传播的主体主要可分为儒学从业者、涉外事务从业者、海外汉学家。推动儒学国际传播,应持奉两大立场:一是坚持求同容异,既承认全人类拥有共同的价值判断,又接受世界文化多元多样的现实;二是坚定文化自信,把“中国性”当做儒学国际传播的根本立足点。从具体实践层面上看,还应坚持六种原则:跨界原则、分层原则、物化原则、双向原则、线上原则、共荣原则。

   关键词:儒行天下;儒学国际传播;主体;立场;原则

  

   2021年5月31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目前来看,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一个大的系统性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儒学国际传播绝对不容忽视。

   颜炳罡先生曾言:“我们应走出‘儒化天下’的迷思,以成就‘儒行天下’的梦想。”[1]这就是说,我们不可抱有用儒学来取代世界其他文化或用儒学来统领世界文化的幻想,这不务实,也不可能实现,但我们要积极争取让世界理解儒学、包容儒学、善待儒学、接纳儒学。就操作层面来看,“儒行天下”的问题,其实就是儒学国际传播的问题。严格来讲,从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出现开始,便已出现儒学国际传播的问题,其在当时可能尚属于无意识、随意性的商贸附属现象,但随着中外交往的不断深化、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持续加快,“儒行天下”必然会变成一个受人关注、发人深思、催人热议的时代话题。这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趋势,也是外国认识中国的必要路径。

   就源起而言,“儒行天下”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这项工作却需要我们一直认真面对日新月异的国际格局,不断以活在当下、与时俱进的精神和态度走好脚下的路,解决所面临的时代课题。今天,我们所追求的文化理想当然应是“儒行天下”,让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世界的理解、包容甚至赞许、认同、信仰。“儒行天下”,是一种理想,更是一条实践路径。那么,何以“儒行天下”?就当下来看,我们有必要对儒学国际传播所关涉的一些基本问题做一重新梳理与阐发,从而确保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确保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中国。本文拟围绕这一话题,从主体、立场及原则几个方面发表一点浅见。

   主体:儒学从业者、涉外事务从业者、海外汉学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之下,国家形象塑造可谓是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那么,何谓“国家形象”?对此,程曼丽女士曾说:“它首先是一种主体意识,是国家或民族精神气质中的闪光点。它是在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化的要素,经萃取、提炼而成。作为民族精神、意志的集中体现,它不但有助于形成公民对国家、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更有助于向外界展示一个鲜明的、一贯的国家形象。”[2]儒学国际传播,与我国的国家形象塑造有着紧密关系。推动儒学国际传播,必将大大有利于我国良好国家形象的塑造。

   钱穆先生有言曰:“儒学为中国文化主要骨干,谁也会承认。”[3]很大程度上讲,传播儒学,便是传播中国文化,便是传播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但这里也要明确,儒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儒学,主要涉及民族精神的表达、人生价值的规定,是人生的哲学、道德的宣教、精神的武学。自古以来,儒学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干,其以德为本、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和为本的道德偏好,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知行合一的实践风范,仁义至上、开放包容、刚健中正的理论品格,活在当下、用行舍藏、忧乐圆融的生命境界,等等,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面貌、价值取向、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动指南,儒学书就了中华文化的底色。而广义的儒学,则有层次之别,是一个大的文化系统,既包括作为内核的狭义的儒学,也包括以前者为灵魂的国家制度、社会规范、民风民俗等“中层”文化,还包括儒学价值体系支配下的以器物、言行等为载体的“表层”文化。本文所言及的儒学,当然是就广义而言。

   “近年来,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我国的国际传播正在向广义的国际传播即多主体、多通道、多样式的传播过渡,呈现出新的繁盛景象。”[4]国家形象塑造不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专属事务,我们已进入国家形象塑造主体多元化的新时代。“凡是存在国际交往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都应该承担起国际传播主体的职责。每一位中国公民,无论是身处国内还是走出国门,只要与外国人打交道,就会成为外国人了解和认识中国的一部分,成为中国文化和中国国家形象的具体符号。可以说,建立多元化传播主体,就是在新时代走国际传播的群众路线。”[5]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也迫切需要我们不断反思、重新布局儒学国际传播的问题,首当其冲者当然就是其主体问题。简而论之,儒学国际传播的主体,主要有三类人群:儒学从业者、涉外事务从业者和海外汉学家[6]。

   (一)儒学从业者。儒学从业者主要包括身居各科研院所的儒学学术研究者和身居各社会组织的儒学普及应用者,后者主要包括儒学活动组织者、儒学思想宣教者、儒学理念践行者。以上两大类儒学从业者,本身都应为儒学价值服膺者和实践者,其本身也都具有“传教”的职责和使命。将儒学传播开来、传承下去,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其本职工作,是其内在的职业道德和身份属性。以往儒学从业者多把业务重心放在了儒学国内区域性传播上,除学术交流以外,国际传播工作总体涉猎偏少,且缺乏必要的高度自觉性和统一规划性,很难产生较好效果,很难发挥案例作用。

   (二)涉外事务从业者。“所有的传播,最终都要回归到价值层面上,无论是物质利益的传播还是文化精神的传播,在本质上,都是追求‘价值’。”[7]面向海外,讲好“中国故事的儒学篇章”,其本身也就是宣传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宣传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根本职责所在。涉外事务从业者身处国家形象塑造的第一线,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关乎国家形象、民族声誉,外交无小事。所以我们说,在我国从事涉外工作的一切人员,都有责任、有义务承担起向海外人士传播儒学理念、传递儒学价值的工作和使命。但要特别注意,这绝不是所谓的意识形态渗透,而是意在传递一种中国式的美学和善意。“通过文化传播要使受众获得对我们历史或现实的真实感受、善意与包容性、美与快乐的属性,它最忌讳的,则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属性。”[8]现在来看,如果我们不格外强调涉外事务从业者兼具传播儒学之责,不特别明确儒学国际传播主体的工作动机与目的所在,恐怕就会在儒学“走出去”的成效和力度上大打折扣。一切涉外事务从业者都应以高度的自主性、自觉性和认同感、使命感,投入到这项神圣的工作中去。

   (三)海外汉学家。除以上两类人群外,海外汉学家在儒学国际传播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视。于中国而言,海外汉学家虽为外国人,但往往却对儒家文化、中华文明保持着高度的情感认同,加之深厚的学术根底、系统的理论创建,他们是典型的所谓“鸡蛋人”,且不失为儒学国际传播的一支重要力量。彭龙先生指出,要“充分尊重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重大贡献。”他说:“汉学家是世界各国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使者。习近平主席曾专门与俄罗斯、德国汉学家代表座谈,充分肯定汉学家在传播中国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要通过共同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开展学术合作以及举办来华短期访问、国情体验、翻译培训、写作休假等方式,团结世界汉学家,汇聚世界汉学家智慧,使遍布世界各地的汉学家资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9]也有学者曾撰文强调:“古有‘遣唐使’和‘丝绸之路’,而今,海外汉学家仍在,‘一带一路’倡议仍在。海外汉学家作为海外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路人’之一,其‘逆向’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值得当今的我们重视、期待。”[10]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和中国文化深度“走出去”,我们相信将来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海外汉学家,那么,我们中国又该如何造就、引导、服务这一群体呢?这的确是下一步值得我们开展深度探讨的一大问题。

   立场:坚持求同容异,坚定文化自信

   谢清果先生在谈及“华夏传播研究的初心”时指出,华夏传播研究始终坚持着“中华文化立场、全球传播视野”的初心,一方面求索中华文化如何延续五千年的传播学原理,一方面展望人类和平共处的传播学机制。[11]他还提出了“文明共生论”“共生交往(传播)观”“人类沟通共同体”[12]的概念,对我们开展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在儒学国际传播过程中,其主体也应秉持这么一种“中华文化立场、全球传播视野”的立场和态度,这不仅于儒学传承发展本身至关重要,更对中国良好国际形象的树立大有裨益。具体而言,我们主要应秉持以下两大立场:

   (一)坚持求同容异,既承认全人类拥有共同的价值判断,又接受世界文化多元多样的现实。

   传播儒学,需要具备一种全球视野,懂得“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13],“儒家学说要实现国际传播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对儒家学说的研究,才能真正揭示儒家学说的历史本质和世界性意义;只有从世界多元文化的大局观看儒家学说对世界各国的意义与价值,才能推动儒家学说真正走出去。”[14]在此前提之下,我们应坚守钱锺书先生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判断,承认不同国家与种族之间可以拥有相同的是非观、善恶观、美丑观,就是说,在人类基本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上,东西方只有表述方式和呈现载体的表面上的不同,却没有实质性的差别。“道不同,不相为谋。”[15]没有相同的价值观,便难以擦出友谊的火花,更难以结下合作的硕果。但要说明,这种“相同”,是成分性、元素性的,或曰基本性、本质性的,而不是整全性、系统性的。许嘉璐先生就指出:“在过去和当下的世界中,各个文化里只有普世性的成分或元素,而不存在一种普世性的文化。在这个方面,对自己或他人的文化既不可以认为一无是处,也不可认为浑身皆宝。”[16]总之,我们应辩证入微地看待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异同之处。

与此同时,还应认识到,将来世界不论如何变化发展,全人类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思想,这绝对不是世界最好的愿景。“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是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其特有的宝贵财富,没有一种文化是在世界范围内占有绝对优势的。这就决定世界共同问题的解决必须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追求世界各国文化的多元共存,在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实现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17]世界是一座文明的百花园,世界因文明多样多元而绚丽多彩。我们当然期待以儒学为灵魂的中华文化在21世纪的世界大放异彩,但也对季羡林先生在晚年所倡导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持商榷态度。中华文化将随中国和平发展、民族振兴而受到越来越多海外人士的关注和欢迎,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也将越来越大,但并不能因此而预判中华文化将在世界文化殿堂上独领风骚或冠绝群芳。我们绝不能天真地以为未来某天,地球上将形成一种新的、真正一统天下的文明,这根本不可能!以中国为例。中国幅员辽阔,自古及今都是多种文化形态并存并荣、和乐共生的,中国历史上,维护国家大一统的政治力量一贯强大有力,但中国自始至终都是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多元一体”的格局,而非“一元一体”的格局。在那样强大的政治力量之整合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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