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汉生:儒者严复的文化自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 次 更新时间:2022-07-30 21: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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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汉生  

  

   王蒙先生曾在一份大报上发表一篇演讲稿《文化自信的历史经验与责任》,他说道:“不自信,无以立国,中华文化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但同时,长期缺少挑战与突破,对于天下即世界情况知之不多,使中华文化渐渐显出滞后与不足;面对列强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入侵,我们更陷入了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感,由此导致王国维自杀和严复吸食鸦片而死。”

   王国维死因是否如王蒙先生所说,姑且不论,且看王先生如何臧否严复:“《天演论》译者严复,这位企图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西式理念唤醒国人的启蒙者,最后却落得在大量吸食鸦片中毙命的命运,令人长叹。”

   从王蒙的这些文字,我读出两层意思:第一层,中国自古以文化立国,而严复却引进西式理念;从“企图”二字感觉,王蒙似乎说严复的行为与自古以文化立国背道而驰。由此生出第二层意思,严复失去文化自信,吸食鸦片,导致毙命,言下之意,遭到报应。从这个演讲看,王先生对严复生平和思想,所知甚少,理解不深,却勇于臧否人物。

   一、严复的文化自信

   严复给人失去文化自信的印象,大约来源于他在甲午战争之后戊戌变法前夕发表一系列激进政论文章和译著《天演论》。

   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严复在马尾船政学堂和留学英国的同学,以及在北洋水师学堂做总教习和总办(校长)时的学生,很多壮烈殉国,几十年心血毁于一旦,强国之梦轰然坍塌。严复椎心泣血,常常中夜起而大哭,哭而深思:大中华何以如此衰落!

   严复留学英国,学的是海军,但他却用心观察英国社会和政治文化,阅读大量西方社会科学经典著作,思考中西差异。甲午战败后,严复不断深入思考,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系统比较中西社会文化差异,揭明中国国民性的不足,猛烈批判皇权专制和八股取士制度。他认识到甲午之败,非一朝一夕之故,政治上,“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君主”;人民皆奴隶,自然没有主人翁精神,与民主国家相战斗,无异于“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往而不败”。道德上,人心浇薄自私,军队将领腐败,私卖军火,贪污军饷,临阵互不接应,各顾其私。最顽之疾尚在学问上,民智低下,不足自存于物竞之际;“士大夫于时务懵然,绝不知病根所在,徒自头痛说头,脚疼说脚”。严复于是提出一系列石破天惊的思想主张: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身贵自由,国贵自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本文引述资料均出自福建教育出版社版《严复全集》《严复书信集》)。

   但是,严复即使在最偏激的时候,也并非彻底否定旧学,只是认为其不适应于救亡图存的当时功利目的。《救亡决论》说旧学“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阜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1898年6月初发表《有如三保》一文,提出保国、保种、保教。《严复年谱》作者据此以为严复“力赞保国、保种之说,而反对保教”,其实是误解。严复反对甚至批判的是所谓的保教人士空言而无行,而不是反对儒教本身:“累孔教、废孔教,正是我辈。只须我辈砥节砺行,孔教固不必保而自保矣。”

   同年,严复又作《保教余义》,补充阐述《有如三保》中的观点,认为“孔教专明人事,平实易行,而民智未开,虽为国教而民未能奉行”。还作《道学外传》《道学外传余义》讥讽腐朽没落了的伪道学,他并非反对真正的道学和宋儒,更不是否定以孔子为代表的的原始儒家。鲁迅的《孔乙己》有《道学外传》的影子,应是受严复启发,但主旨有所不同。

   戊戌变法以后,严复的激进思想有所改变,不再如前之偏激,对中国旧学有了更多的温情和敬意,即使在中华民族至暗时刻,严复也没有失去信心。1903年严复翻译《社会通诠》,作案语说:“窃料黄人前途,将必不至于不幸也。即使其民今日困于旧法,拘于积习之中,卒莫由以自拔,近果之成,无可解免,而变动光明,生于忧患,行且有以大见于世史,无疑也。”“一旦幡然,尽去腐秽,惟强之求,真五洲无此国也,何贫弱奴隶之足忧哉!”1907年严复发表《丙午十二月念三日上海华童学堂散学演说》,批评那些食洋不化、数典忘祖,丧失文化自信的年轻人“略治数种科学,略通外洋历史,而于自己祖国之根原盛大,一无所知”。

   进入民国之后,严复在中央教育会演说《读经当积极提倡》指出,虽然我们常恨中国民智程度低下,但是,“笃而言之,要为五洲开明种族”,此当归功于孔子之教化。“孔子生世去今二千四百馀年,而其教化尚有行于今者,岂非其所删修之群经,所谓垂空文以诏来世者尚存故耶!”“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原”“我辈生为中国人民,不可荒经蔑古”。

   1917年严复致函熊纯如:“暮年观道,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1921年严复临终遗嘱:“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二、儒者的中西文化观和天演论

   如何看待严复“企图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西式理念唤醒国人?”严复如何处理进化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弄清这些问题,才能全面、正确理解严复。

   严复认为天演论并非西方专利。1912年严复在教育部夏期讲演会上讲《进化天演》:“天演学说滥觞于周秦之间,中土则有老庄学者所谓明自然”;《老子》《庄子》“皆天演之精义,而最为深切著明者,尤莫若《周易》之始以乾坤,而终于既济未济。”严复还将天演进化思想融进儒家中庸之道,以中庸之道来对待进化论。严复1903年开始翻译《法意》,第二十四卷加案语:

   君子之所以时中,而礼法不累于进化。至于愚不肖不然,或束于礼而失其所以为和,或畔于礼而丧其所以为安,由前将无进化之可言,由后将秩序丧亡而适以得乱。化不进者,久之则腐。乱者,拂戾抵突,势且不足以求存。凡此皆不足自宜于天演,而将为天择之所弃者矣。

   这段案语以《周易》“时中”概念来阐述君子应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礼乐,又以天演进化原理阐释坚守传统与进化革新之间的关系,提出君子时中而不累于进化,不叛礼法而又能与时偕行。这是严复一直坚持儒家中庸之道的体现。

   严复的儒家思想底色,并不是晚年才有的,而是童年所受教育奠定的。12岁时报考马尾船政学堂,他以一篇考场作文《大孝终身慕父母论》名列榜首。留洋归来到北洋工作,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又恶补经史子集,后又拜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为师。严复崇尚古文,古文承载的是儒家道统,不可能有脱离儒道的古文。严复撰写最为激烈的批评传统的文章,翻译《天演论》,亦是追求先秦古文笔法,又从一个侧面说明,即使在最激进的年纪,他骨子里仍然是崇古的。

   严复崇古,但不盲信,而是以真理为鹄的。1897年致函吴汝纶:“平生甚耻为欺,于言行践履则力求其实,于学问则力讨其真。倘论古人,虽孔孟程朱,苟有未慊,不能强尊信之。”1902年作《与外交报主人书》曰:“继自今,凡可以瘉愚者,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旧也。(其道)由愚而得贫弱,虽出于父祖之亲,君师之严,犹将弃之;足以瘉愚矣,且由是而疗贫起弱焉,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

   严复倡言独立思想,追求真理的言论,遍布于译著之中。《群己权界论·篇二释思想言论自由》有译文:“此谓乘当王之势以临人,求为胜也,非求真理也,是故君子耻之。”在本书《译凡例》中,严复用自己的话阐述其义:

   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中国民智民德而有进今之一时,则必自宝爱真理始。仁勇智术、忠孝节廉,一皆根此而生。

   这些言论表明,严复崇敬谁,崇尚什么,完全出于求真求实,治愚救贫,而不是盲目崇拜,更无论中西古今。如此一个本质上崇古更崇真理的人,大力弘扬西式理念,呼吁学习西学,目的何在?其心目中的西学又是怎样的西学?

   西学不是目的,只是挖掘旧学矿藏的机械。严复致熊纯如函说:“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子五经,故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严复的旧学,又非食古不化的旧学,而是西学视野观照之下的旧学,“自他之耀,回照故林”。1906年演说《教授新法》:“居今言学,断无不先治旧学之理,经史词章,国律伦理,皆不可废,谓教授旧法当改良。诸公既治新学之后,以自他之耀,回照故林,正好为此。”1907年发表《上海华童学堂散学演说》:“所读者,尤必为本国之书。但读矣而仅囿于此,则往往生害。故必博参之以他国之书,而广证之以真实见闻。”精通群学理论,才能更加理解中国古训,明所以然,如“言必有信、见利思义”。严复认为,“惟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

   博参、回照并非易事,严复认为只有透彻地了解西学才能做到,其前提是必须精通西文。严复非常重视外语教育,认为只有学习了另外一种语言,才更能认识自己的母语和文化。“所以必习西文者”,“中文必求进步,与欲读中国古书,知其微言大义者,往往待西文通达之后而能之。且西文既通,无异入新世界,前此教育虽有缺憾,皆可得此为之补苴”。(《教授新法》)以西文弥补中国教育缺陷,非徒语言,乃变心习,这是严复经验之谈。1894年与长子严璩书:“西人笃实,不尚夸张,而中国人非深通其文字者,又欲知无由,所以莫复尚之也。”

   严复对外语的重视,建立在对思维规律的认识之上,是对思维规律的运用:“人心之思,历异始觉。假使世间仅此一物,则其别既泯,其觉遂亡,觉且不能,何往思议?故曰天下无无对独立者也。”(《穆勒名学》案语)“凡一种人民,未与他类异种相见之时,往往无自呼之种名。”(《政治讲义》)“善为学者,在即异而观其同;学者居今而欲识古之圣人所谓达道达德者乎?则必取异民殊种所必不可畔(叛)者而观之,所谓达之理著矣。”(《习语辞典集录序》)在严复看来,外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还是拓宽的视野和异质文化的参照;与其说他重视外语,不如说他倡导全球视野和比较思维。

   基于上述认识,严复的文化观,视野开阔,兼容并包,1902年的《与外交报主人书》有集中体现:“今之教育,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曰:是又不然。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

   严复以翻译家、思想家广为人知,其实他的第一职业和身份是教育家。留学归国后从事海军教育整整20年;后又任复旦公学、安徽高等学堂监督(校长);进入民国后成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他有机会将自己的文化思想付诸实践。严复在北京大学的作为,开启了蔡元培办学思想之先河。他为北大向教育部具呈《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谈北京大学课程设置,颇具开放性:“大学文科,东西方哲学、中外之历史、舆地、文学,理宜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须所招学生于西文根柢深厚,于中文亦无鄙夷,先训之思,如是兼治,始能有益。”

   即使是对待中小学教育,严复也主张国学、西学兼顾。民国初年严复向参政院提案《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建议“标举群经圣哲垂训,采取史书传记所纪忠孝节义之事,择译外国名人名言,是以感发兴起合群爱国观念者,编入师范生及小学堂课本中,以为讲诵传习之具”。

   三、君子暮年,壮心不已

   严复是死于吸食鸦片吗?他活到68岁,在那个时代,不为短命。严复确实有烟霞之癖,但并非直接死于鸦片,而是死于家族遗传病哮喘。

著名学者黄克武先生研究严复日记、书信,得出结论,严复患有哮喘和腹泻两种疾病,经常咳嗽、筋跳、失眠。严复在不到40岁时(1890年前后)就染上鸦片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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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天地》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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