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存在哲学(爱利亚学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72 次 更新时间:2022-07-26 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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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 (进入专栏)  

古希腊自然哲学的第二个大的阶段就是爱利亚派的存在学说。第一个阶段是自然哲学的始基学说,到了赫拉克利特的火作为万物的始基就终结了。那么就过渡到第二个阶段,从始基学说过渡到了存在学说,就是爱利亚派。


存在哲学不再是从感性自然界里面去找一个元素,找一个始基,或者说是找一种规定性,比如说数,数还是在自然界里边的一种规定性。不再是寻求这种始基,不再是用这种始基来解释万物的成因,爱利亚派的存在学说不太关心这个问题。他们关心的是我们如何对宇宙整体作一个抽象的规定,我们规定了整体,那么一切都不在话下了。我们刚才讲,从赫拉克利特的理性要再往上提升,再往上提升是什么呢?就不仅仅是自然界的“尺度”。逻各斯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就仅仅是自然界的尺度,万物运动的尺度。但是再往上提升就提升到更抽象的层次,就是宇宙整体的规定性,你如何规定这个宇宙整体。而且不要指望用这样一种规定性来解释万事万物,万事万物都是变化不定的,都是非存在的,你要去解释它,那是妄想。你干脆不用来解释它,你只要把所有的那些东西只当作是意见,当作是表面现象,是一种幻觉,是一种感性的欺骗,那么你追求的是这些东西背后的真理。所以爱利亚学派他们就把“真理”和“意见”截然划分开来了。他们也不否认意见,意见当然也有它的道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当然要拥有大量的自然知识啦,但那都是意见,归根结底它不是真理。真正的真理要撇开这一切才能看出来。这就是在为将来的形而上学做准备。


(一)塞诺芬尼


爱利亚学派也有三个代表性的人物,第一个是塞诺芬尼,生活于公元前565年到公元前473年。塞诺芬尼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一”的概念,一和二是对立的,一是真理,二是意见,意见就不是真理了。塞诺芬尼提出这个一,不是从数学的角度,而是从神学的角度提出来的。他认为以往的那些神话,所崇拜的那些神五花八门。我们知道古希腊的那些神,赫西俄德的《神谱》,荷马的史诗里面讲的那些神都是形态各异,神人同形同性,每个神都有一个模样,一个标准相。(我们今天还在揣测孔子的“标准相”,孔子当年究竟是长什么样子,各有说法。)在古希腊的时候他们已经把这些都定了,爱神是长什么样子,海神是长什么样子,雅典娜是长什么样子,他们都有它的模式。但是塞诺芬尼对这些东西就很瞧不起,这些东西都不能算是智慧,不能算是真正的信仰。他有个著名的比喻:如果狮子和马能够说话的话,它们也会创造出马形和狮形的神来,所以人创造出人形的神来这是很可笑的。我们觉得狮子很可笑,觉得马很可笑,其实人也很可笑,把神想像成那样一个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差不多的形象,同样是可笑的。所以他否定了这样一些有形的神,而提出真正的神应该就是一。


这个一有一点儿跟传统作对的意思,就是传统的那些神五花八门,那是多,那都是意见。我们对神的这种意见,我们现在要把它撇开,要找到真正的神,那就是一,那就是统一性。所以他就提出一。但是他这里的一不代表始基,不是用来解释自然界的。不是说万物产生于它,万物又复归于它,那倒不是的,也不是数量上的一,不是毕达哥拉斯讲的一。毕达哥拉斯讲的一当然也具有神圣性,但是那是数量意义上的一。塞诺芬尼的一有点儿类似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意义上的一,但是他也不像赫拉克利特那样用一来解释万物,万物不用解释,万物自有它的解释,那都是意见而已。他提出这个一是为了信仰,神是一,那么就可以信仰一个真神了。一是神所特有的,与任何自然事物都不一样。但是对于神,他又将其看作整体的宇宙,宇宙之中的万事万物都不是神,但是整体就是神,这个整体是和具体的万事万物截然分离的。


那么,这个神是无所不能的,他是一嘛,所有东西都在他之下,他全知、全视、全听,无所不能,他毫不费力地以他的心灵和思想力来左右一切。神可以左右一切,改变一切。他跟我们所讲的自然界的感性万物不是一个层次,但是他可以左右这些。他不是创造这一切的,但是他可以凭他的思想力和心灵来凌驾于它们之上。我们不能用任何人所设想的东西来规定他,比如说他是无定形的还是有定形的,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这都是神人同形同性,把我们所设想的东西附会于神的身上。那么,在塞诺芬尼看来,这都是不合法的。我只承认这个一,对于神,只能承认他是一。一也不是一个具体的机械的规定,对于一,我们不能用任何机械的规定来规定他。对于神来说,这样的规定无疑是否定性的,他本来是不能被我们所规定的。对神的这种思想,在任何宗教里面,在任何高级宗教里面都是有的。佛教里面也有,最高的是不可说的,“第一义不可说”,禅宗认为,“才说一物便不是”。随便你讲佛是什么东西,你一说,就不是了;只有你不说,他才在那里。基督教里面也有“否定神学”,就是对于神,你是不能用任何东西来说他的,你只能说他不是什么,而不能说他是什么。很多人把基督教的这种思想追溯到塞诺芬尼,神是一,也是一种否定。但神又是永恒不变的,你用来规定他的任何东西都是变化的,都是运动的,都是时间不长的,只有神本身永恒的意义是不变的,这些都是真理。


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承认意见也有其一定的价值。关于自然界,我们也可能获得一些意见,比如他就提出万物的本原或者万物的始基是土,古希腊公认的四大元素是水、火、土和气,土也被塞诺芬尼称作一个始基。但是这里已经失去了它最高哲学的含义了,只是一种意见,因此被排除出了哲学的对象。真正的爱智慧是不探讨这个意见的,是不探讨自然的学问的,所以他的哲学的真正对象就是这个一,就是这个概念。


可是我们来看,如果在哲学上仅仅提出一个范畴,比如一,它还不能形成一个哲学的命题。神是一,这不是一个哲学命题,这是用哲学的范畴来规定一个神学的命题。那么要形成一个哲学的命题,就必须要有两个哲学范畴,要把神学的东西排除出去,这就是爱利亚派的第二个代表人物巴门尼德所做的工作。


(二)巴门尼德


巴门尼德生活于公元前500年左右,是塞诺芬尼的学生,他的功绩在于提出了“存在”的概念。他首次正式提出了存在的概念。赫拉克利特已经提出了存在的概念,但是他却把这个概念放过去了,他没有意识到“存在与非存在是同一的”这个命题的意义有多么重大,而只是在谈到“我们走下而又不走下同一条河”这个形象的例子时顺便提到“我们存在而又不存在”。巴门尼德则抓住这样一个存在的概念大做文章,但是巴门尼德做的这个文章还是以逻各斯为线索,也就意味着按照逻各斯提供的线索去探讨存在的真理。这是巴门尼德的一个推理。


当然,他的逻各斯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已经有所不同了,逻各斯的内容已经不同了,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尺度,用来衡量感性世界自然万物的尺度,而是本身就成为一个本体。通过逻各斯作为一个线索,抓住存在,并且他强调的是存在与非存在的对立。在他看来,存在与非存在其实是一个最高的对立。按照逻各斯的这样一种思想,我们很容易发现,存在不是非存在,存在是有定形的,而非存在是不定形的,有定形和无定形怎么能混淆呢?而且,这种对立是最高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赫拉克利特虽然已经讲到了存在与非存在,但是没有把最高命题提出来,巴门尼德把存在与非存在的对立视为最高的对立。


沿着逻各斯提供的线索,用他诗意的语言来讲就是,女神凭借着逻各斯告诉他一条真理之路——存在是存在的,不可能不存在,这就是通往真理的可靠途径。存在是存在的,非存在则不存在,非存在是没有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存在的。有些人把它翻译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当然也可以,也有这个意思在里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是一条逻辑原理,也是一条逻各斯的原理。为什么说有逻各斯这条线索呢?因为“存在”这个词,本来就是语法方面的系词,是逻辑中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词,就是“是”。我们把它翻译成“存在”,其实在希腊原文里面是“ον”,“ontology”就是存在论。任何一个命题里面,“A是B”,中间这个“是”,你总可以找到。有些命题不是以“是”命题出现的,但是你可以把它还原为“是”命题。所以,“是”在逻辑上很重要,你离不开这个东西,这也是语言中、说话中一个核心的词语。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他以逻各斯为线索,以语言为线索,抓住了存在与非存在的最高对立。


存在就是存在的,或者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在我们中国人听起来好像是句废话,什么也没说。是就是,谁不知道?但是实际上是很难的,在那个时候要提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要严格按照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和不矛盾律来说话,那是很难的。中国人往往把这个东西打破,不说这个东西。在中国人这里,是与不是中间,有很多很多非逻辑的因素在起作用。因此,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反而是:“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是也不是”,把权力的因素、政治的因素加进来了,“是不是”要看是谁在“说”。巴门尼德的命题是一个哲学命题,不管是谁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是很了不起的,在中国是要杀头的。皇帝要你“指鹿为马”,你说不是,那还行?在希腊,当时巴门尼德提出这个命题没有杀头的危险,但是也很了不起。他能把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固定在这样一个命题上面,作为以后一切论证、一切论辩、一切讨论问题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基础。西方形而上学就是这样发展出来的,这是一条真理的道路。


那么另外一条道路就是意见之路。意见之路是什么呢?“存在是不存在的,非存在必然存在”。这就是赫拉克利特的说法,存在和非存在是同一的嘛。但是在巴门尼德看来,这是“什么也学不到的”,这只是意见。为什么是意见?他有他的说明。他说,“因为你既不能认识非存在,也不能够将它说出来”。非存在的东西,你怎么能够去认识它?它本来就没有,你如何去认识它?或者说,即便你认识它,你怎么把它说出来?巴门尼德很强调这个“说”出来,这是古希腊人的特点。你认识到它你也不能把它说出来,不能说出来就是没意义的。这个恰恰和我们中国人截然相反,中国人讲究“言不尽意”, “意在言外”,没有说出来的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中国人认为,凡是说出来都是假的,都是不可信的,听其言要观其行,言语这个东西都是不可靠的,名实关系,实是最重要的,名只是一个名称而已。但是巴门尼德认为,如果有一个东西,你能够认识到,而你又不能把它说出来,那就没有理由和意义。后来还有人强调这一点,后面我们还会讲到高尔吉亚的三个命题:无物存在;即使有物存在,你也不能认识;即使能够认识,你也不能够把它说出来。我还可以加上一句:即使你将它说出来,别人也不理解。这是西方人的特点,他们重视怎么说。


巴门尼德说,“能够被表述、被思想的必定存在”。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能够被表述的,就是能够被思想的,如果不能说,你就不能去思想它。能够被表述的,能够被思想的,必然存在。所以,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这也是巴门尼德的一个重要命题。我们经常把它等同于现在经常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在当时还没有这样的含义,在当时只是一个朴素的含义。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同一于什么呢?同一于说,同一于逻各斯。思维和存在同一于逻各斯,因为有逻各斯,思维和存在才是同一的。思维就是能够说出来的嘛!存在也是能够说出来的,而能够说出来的,就是能够思维的。所以,能够被思维的,就是合乎逻各斯的,就是存在的,是在这个地方同一的。


那么这个“存在”,他把它抽出来作为一个最高的范畴,它有什么特点呢?在这方面,他吸收了塞诺芬尼的很多思想,他是塞诺芬尼的弟子嘛。也就是说,存在的一个特点是不变的、永恒的、单一的,存在是一,那么这个一是完整的,最高的一当然是完整的。但是,他也有和塞诺芬尼不同的地方,他有新创见,他的新创见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存在是“不可分”的。存在是“充实的”,充实也就是不可分的,因为充实就意味着中间没有间隙嘛,没有空档,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那就是不可分的。存在是“连续的”,也是这个意思,中间没有断裂,你不能把它断开。当然,在巴门尼德看来,存在还有其他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是圆形的,是一个球体。这只能说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比如中心和边缘是等距离的;再一个特点是,存在是有限的,既然是球体,那球体总要有其边界。整个宇宙就是个球体,是有限的。这个有限已经不只是有定形的意思,里面还多了有边界这个意思。不光是有规定的意思,而且是有边界的。存在是有限的,对于非存在,你可以说它是无限的,无定形的,但那就不能认识,而不能认识,也就不是真理,只是意见。


但这里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后人提出的一个问题,也是巴门尼德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存在,而不是不存在?你提出存在是第一义的,但是为什么?你为什么就不能设想,一个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这在逻辑上是完全不矛盾的。我也可以按照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来说它,就是没有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一直没有。但是居然就有了,这是为什么?当然这话可能听起来很愚蠢,有了就有了,还要问为什么吗?但是问题实际上很深。就是你要说到最后,就要说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事情为什么存在。基督教将其解释为是上帝的善意,存在比不存在要好,于是上帝就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观点最初是莱布尼茨提出来的,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认为,上帝是全知、全善,上帝运用他的自由意志,认为存在比不存在要好,所以他就创造了存在。但是莱布尼茨也提出这个问题,他用这个问题来引出他的论证,就是说,为什么居然就存在了,而不是一无所有?本来这个世界完全可能一无所有,我们今天说话都不存在,但是我们今天确实在这里说话,为什么?海德格尔后来提出这个问题,认为是“形而上学的最高问题”,他在《形而上学导论》里面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海德格尔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他只是认为这个问题最高。


在巴门尼德这里,这个问题导致了进一步的发展,当然他有可能还没有明确意识到,但是他毕竟知道,存在是他独断地设定下来的。存在是最高原理,是整个宇宙的最高原理,但是你有什么理由?这个理由他提不出来。所以后来的发展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芝诺的方向,他是巴门尼德的弟子,他采用一种论证的方法叫归谬法,就是说,对于为什么是存在而非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不跟你正面回答,我从反面来回答,我从归谬法来回答。就是说,如果不存在的话,那将会怎么样。如果不存在将会不符合逻各斯,这样就捍卫了巴门尼德的学说。学生捍卫老师的学说,是通过归谬法,这是一条道路。另一条道路就是把存在与非存在结合为一,存在里面就有非存在,非存在也是存在着的,那就不存在“为什么存在而不是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存在与非存在都在这里了,既有存在也有不存在,你就不用问这个问题了。这是后来的德谟克利特所做的工作,当然,他走这条路经过了一些阶段,像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一直到德谟克利特,他们的方式就是把存在与非存在结合起来。


(三)芝诺


我们先看看芝诺,他生活在公元前490年到公元前430年,芝诺的贡献就是刚才讲的归谬法,归谬法就是矛盾法,就是利用矛盾来进行论证。你提出的正面的命题无法从正面加以证明,为什么存在,存在已经是最高命题了,你凭什么来证明存在呢?你要是能证明存在,那存在就不是最高命题了,成第二个命题了。不能证明,但是可以反证,就是说如果非存在的话怎么样?我从这方面来证明,它证明反命题的矛盾,那正面的命题就不言自明了。


那么这个反证法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上面。一个问题就是证明存在是静止的。存在和静止在巴门尼德那里是同一个命题,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静止,它是不运动的,它一运动就是非存在了。所以非存在是解释运动的。他要证明这个静止就是要反对运动,他把运动驳倒了就把非存在驳倒了,就把存在证明了,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对“一”和“多”,存在是一而不是多。他证明了“多”是不可能的,那么也就证明了只有“一”是可能的,“一”是必然的,也就证明了存在是必然的,因为“一”也是存在的一个根本性质。


首先我们看看对“多”的反驳。他说如果“多”的话,事物或者将变成零,或者将变成无限大。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只有两种可能:其一,如果每个事物没有任何大小的话,那么不管有多么多的事物,它的总和都是零,因为没有大小的东西是等于零的,你把无数个等于零的东西,“多”加起来,它们的总和仍然是零;其二,如果每个事物总有一定大小的话,它的总和将导致无限大。多个构成物,哪怕每个构成物是一丁点儿,但总和起来,因为它可以无限地“多”下去,就会导致无限大。而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必然会导致非存在,因为:首先,事物变成零,就等于非存在;其次,如果事物是无限大,也会导致事物变成零、变成非存在。这个地方他又转了个弯,为什么无限大的东西也会变成零呢?因为无限大的东西,也就意味着你从它里面减去任何一部分都等于没有减,因为它是无限大嘛;减去任何一部分等于没有减,那么就等于减去零了,那么它的每一部分在这种意义上都相当于零,零的总和也等于零。既然在两种可能的情况下存在都会变成非存在,而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存在不可能是多,只能是一。这是他的一种说法,当然我们说他是诡辩了,再加上当时对极限的概念还没有形成,把极限等于零,接近无限小等于零,有很多毛病。但是他这里提出了一种论证的方式,就是说先设定只有两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每一种都将导致零,都将导致非存在,是不可理解的,由此证明只有原来的解释是正确的。这是很精致的。


第二个是对运动的反驳,从而证明存在是静止的。第一个证明存在是“一”不是“多”,第二个证明存在是静止的而不是运动的。对运动的反驳有四个论证,这个大家可能比较了解。一个是“二分法”的论证,即运动的物体到某处之前必须先达到一半,达到一半呢又必须先达到一半的一半,如此推论下去呢,它永远也不能开始,永远运动不起来。第二个跟这个是一样的,就是“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阿基里斯是希腊有名的英雄,人称“捷足的阿基里斯”,他和乌龟赛跑,乌龟先爬了一段,阿基里斯要追上它呢,必须先跑过乌龟已经爬过的这一段,而当他跑过这一段,乌龟又往前爬了一小段,他又必须跑过这更小的一段,如此下去,他永远追不上乌龟。第三个论证是“飞矢不动”,飞矢在它的飞行过程中,每一瞬间都占据和自身相等的空间,它不可能占据别的空间,它就是那么大嘛,在这个过程之中,相对于它的空间它其实是不动的,因为它总是占据与它的身体等长的空间。第四个有不同的解释,这里是我的解释,就是“运动场”的论证,或者说“一半的时间等于一倍的时间”。我用一个形象的说法:在运动场里面有两队人数相等的人,以相同的速度做相向的运动,你这一队人走过来,我这一队人走过去,从他们的前锋相遇到后卫分离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每一个队各自都经过了对方相同数目的人,比如说每一队有八个人,每一队都经过了对方的八个人,因为从前锋相遇到最后离开嘛,都经过了相同数目的人;但是对于旁观者,对于看台上的观众来说,他们每队只移动了四个人,因为他们相对而走嘛,相对看台上的人来说,他们各自移动了四个人的位置,但是相对走动着的人经过的当然就是八个人的位置了。所以他得出结论,就是“一半的时间等于一倍的时间”,因为他们都是在同一个时间段中,经过了一半的人数的那个时间就等于经过了整个的人数的时间,换言之,经过了四个人的时间就等于经过了八个人的时间。而这是说不通的,所以证明了运动是不可能的。


他的这种论证方式,我们要注意的是,他的具体论证现在还有人在讨论,认为他有些谬误;但是它的这个方法,我们可以说,提出了一种辩证的论证的方法。他通过对运动的反驳,恰好揭示出了运动本身的自相矛盾性,从反面论证了运动的本质。所以也有的人把芝诺称为辩证法的创始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有道理。虽然芝诺并不同意他自己的这种证明,他这种证明是归谬法,是要用结论的荒谬来否定证明的前提的,但他的这种证明恰好提出了一种方法:要解释运动你就必须采取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方式来解释,而且只有这样解释运动在辩证法看来才是严密的。只有自相矛盾才能严密地解释运动,如果按照形式逻辑去证明运动肯定会导致自相矛盾,形式逻辑是解释不了运动的。当时的人们之所以接受不了他的这种观点,主要是接受不了这种矛盾。所以要么考虑把这矛盾抛开,那就只有静止、存在,而没有运动、非存在;要么考虑矛盾双方,我采取一种什么方式使它们不矛盾,存在和非存在,运动和静止,一和多,能够采取一种什么方式把它们结合起来,让它们不矛盾。这就是后来的人,从恩培多克勒一直到德谟克里特他们所采取的一种解释方式,就是把存在和非存在、一和多结合起来,构成一种结构性的自然观。


原载《古希腊罗马讲演录》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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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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