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森:可供性、扩散、秩序:数字新闻流通的网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 次 更新时间:2022-07-25 09: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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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森  

   内容提要:数字新闻研究方兴未艾,技术、制度、实践和行动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认识和(重新)概念化新闻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关键面向。然而,如何把握这些不同认知对象在该领域研究中的组合和动态,并协调它们之间不对称的方法论取向是极具挑战的。本文首先梳理了新闻流通概念化的历程及其研究的演进,然后从“关系可供性”“扩散网络”和“流通秩序”三个概念入手提出数字新闻流通的方法论,以勾连分析技术、行动者关系和实践规范及其相互作用的逻辑。最后,举例说明研究者如何回到微观的、具体的新闻流通的发生过程,讨论实证研究中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和可能的方法策略。

  

   关 键 词:数字新闻  新闻流通  扩散网络  可供性

  

   最近的新闻研究热衷于讨论以数字化为前提的新闻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根本性变化。尤其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从关心“什么是新闻(journalism/news)”“边界在哪里”转向了更加具体而复杂的基本问题,如“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形式如何被分享、转化、争论和驳斥”①,“新闻如何被建构、维持和改变”②。尽管关涉与数字新闻相关的技术、制度、行动者及其实践等多个面向,但这些研究均尝试探索整合的理论框架或路径,偏向于采取“环境-行为”的解题思路,形成一种“总体性的、网络化的和动态性的研究实践体系”③。然而,鲜有研究真正从认识论过渡到方法论然后进入研究实践,探讨在特定分析框架下如何经由切实可行的方法途径抵达数字新闻研究“想象的空间”,后者不应停留在抽象的概念和传统的价值规范,更需要在社会科学的指引下重新开采可供利用的理论和方法资源,以桥接“新闻学的想象力”(journalistic imagination)④与大规模数字数据及其计算分析之间的鸿沟。

  

   相较于新闻生产实践对传统路径的依赖,马特·卡尔森(Matt Carlson)认为更激烈的变革发生在新闻流通(circulation)领域,因为“大众传播技术的‘一对多’的渠道已经分裂成更复杂的传播流、多样化的平台,以及新闻内容互动的新工具”⑤,而正是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新闻的变化形态、新闻消费的模式、参与新闻的行动者,以及他们在传播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卡尔森的“野心”在于从新闻认识论的角度,将新闻流通所涉及的机构、行动者、媒介、实践和形式等“混合物”(mélange)统合在一个适用于数字媒体环境的解释框架之下,由此将“流通”确立为审视“新闻作为认知系统”的核心,而不是新闻知识生产的延伸部分。

  

   沿循卡尔森对数字新闻流通的概念化及其构成要素的分析线索,本文认为考察新闻流通并不意味着将其与“生产”和“消费”(或“使用”)两端进行切分,考虑到三者之间的边界也是模糊的,而是将对数字环境下新闻在多元行动者之间的流动、互动和影响过程观察结果的解释嵌入新闻学的话语和实践逻辑之中。与“新闻作为知识”的出发点不同,本文将新闻视为特定空间中传递的“信息”及附着其上的“意义或文化”,以期能够在基于计算(传播)的方法论范式下进行细致而全局的描述和跟踪,有助于把握新闻流通的数字化、交互性和动态化的特征以及参与者传播行为的复杂性,同时又强调新闻学研究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承诺”(commitments)⑥。

  

   在认知结构上,卡尔森将数字新闻流通划分为三个组成构件,即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流通实践(circulation practices)和认知竞争(epistemic contests),强调了研究新闻流通的关键要素和认识论基础。诚然,分离数字新闻的构件有助于聚焦不同对象和问题域,厘清混乱的新闻现象研究的边界,但是对这三者之间关系的论述缺乏统一的理论联系和分析框架。更进一步地,利亚·列夫洛夫(Leah A.Lievrouw)等人在界定“新媒介”时,将“基础设施”的三个成分——人工制品(artifacts)、实践(practices)和社会安排(social arrangements)视为不可分割且相互依存的“整体”(ensemble)⑦,以凸显传播技术、人类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相互塑造的关系,有助于理解数字技术情境下新闻流通的(相对稳定的)物质本质及其(持续动态的)社会化过程。

  

   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了新闻流通的概念化历程以及流通研究的演进,然后以“关系可供性”“扩散网络”和“流通秩序”三个概念为抓手,以勾连数字新闻流通的技术的可能性、行动者的网络化和实践的规范性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从传播网络与扩散研究的交汇点切入,思考数字新闻流通研究的方法论和实证探索进路。最后,基于社交媒体传播关系的数据挖掘,通过对媒体行动者之间的新闻扩散网络分析,举例说明研究者如何回到微观的、具体的新闻流通的发生过程,讨论实证研究中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和可能的方法策略。

  

   二、新闻流通的概念化及其历程

  

   (一)从生产到流通:作为意义或文化过程的新闻

  

   早期传播学者对新闻“流通”的关注和重新发现,可以回溯到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关于“编码/解码”的经典研究。传统上,大众传播过程被简化为“发送者-消息-接收者”模型,霍尔关于电视生产的动态模式建立在对这一传统线性模式的批判之上。⑧他借鉴了马克思关于生产、流通与消费的循环模式的分析框架,将生产范畴置于决定性地位,并将新闻的流通与商品形式(commodity forms)联系在一起。

  

   在新闻语境中,“流通”与“分发”(distribution)的概念通常是可以互换的。但在霍尔最初的表述中⑨,二者是截然不同的“时刻”(moment),前者与“生产”(production)被一同视为维持“生产-分发-生产”这一持续循环过程的“决定性时刻”,后者则是讯息“产品”在受众之间的传递,与“transmission”同义。“流通”在霍尔的分析透镜里既是技术的、也是解释学的过程,其关注的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或意识形态)经由中介的话语进行‘再生产’”的循环运动。⑩尽管霍尔所提及的“流通”只是更大的传播循环中的一部分,且生长于对传统媒介环境中电视新闻生产的反思,但对理解当前以数字技术为基础设施的新闻流通过程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尤其是从结构切入传播整体过程的观察视角“既看到了电视生产的结构交织,又看到了传播结果的建构性”(11)。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流通”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生产”而成为驱动全球化进程的核心角色。在文化分析中,“流通”不是作为介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传播或传送的形式,而是与意义的创造联系在一起,进入本杰明·李(Benjamin Lee)和爱德华·利普玛(Edward LiPuma)提出的“流通文化”(cultures of circulation)层面——流通不仅是“意义的传递过程”,还是“构成自身的行为”。(12)这意味着研究者与其借助“流通”的隐喻来考察离散的个体、对象和观念在时间与空间中点与点之间的运动,毋宁关注其在构成对象、身份和社会环境方面的积极作用,以观察文化作为一种实践是“如何重复和嵌入制度环境中的”(13)。亨里克·博德克(Henrik Bφdker)从“新闻作为流通文化”的角度将注意力从文本转移到了文本流通的过程,通过分析新闻照片在数字空间中的传播,表明流通的研究价值“不在于照片本身所包含的意义,而是使照片出现的过程,进而成为众多不同语境下文化构成的一部分”(14)

  

   恰如李和利普玛所指,新闻流通是一种文化过程,“有其自身的抽象、评价和约束形式”,并围绕特定的流通方式建立起由新闻记者(现在与更多非专业新闻参与者)相互联系的“诠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ies),通过共享话语和内部动态,以“确定解释的界限、建立制度和设置边界”,从而影响着“社会的想象”的构成。然而,随着受众逐渐被视为这些过程中的参与者,新闻研究领域需要考虑信息流通中更多元的主体和实践形式,以更新我们对数字媒体时代的边界、共享意义和异质性群体的认识。因此,对于数字新闻研究而言,更紧迫的是“追踪不断出现的各种文本/文化形式的流动性和变异性”,而不是描述新闻业“脆弱的自主性和特殊性”。(15)

  

   (二)从“流”到“网络”:新闻流通的结构

  

   在新闻研究领域,“流”(flow)和“网络”(network)这两个术语经常被用作描述新闻流通的空间结构和运动方式的隐喻,为分析新闻和信息跨越地理空间甚或虚拟介质的流动模式提供了形式化和量化的可能性。

  

   与“信息流”(information flow)概念的广泛使用不同,“新闻流”(news flow)研究侧重于在全球系统的视野里分析国际新闻的流通实践,即特定国家的新闻媒体对外国的报道如何“反映并加强了国家间强势地位及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16)。起源于国际新闻研究所(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平衡的”新闻流通现象的报告,以“国家”为单元的跨国新闻信息交换的结构性问题和影响因素成为的重要课题,并演化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关于“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NWICO,以下简称“新秩序”)的讨论。大量的研究者已经证实影响国际新闻流通主要归因于国家特征(如规模和实力)、关系(如地理、人口的接近性)和事件(如灾难、战争、冲突)等三类因素。(17)

  

   随着全球的互联互通,新闻本身及其概念的边界正在变迁,研究者使用不同术语来描述新的新闻系统。如同斯蒂芬·里斯(Stephen D.Reese)所观察到的那样,无论是“网络”“场”(fields)还是“领域”(spheres)等隐喻都暗示着新闻研究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新闻所涉入的广泛领域呈现出更加网络化的特质,而经常被松散地表述为“网络化公共领域”(networked public sphere),甚或“全球网络化领域”(global networked sphere)。(18)

  

例如,克里斯·安德森(Chris W.Anderson)藉由尤查·本克勒(Yochai Benkler)理解“网络化公共领域”的信息架构和流动模式,经过观察不同参与者在特定新闻事实流通中的角色及其在媒介系统中的结构性位置,以揭示地方新闻如何在新兴的数字媒体生态系统中流通/扩散。在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的框架下,安斯加·海因里希(Ansgard Heinrich)认为“去中心化”和“非线性”是21世纪新闻流的关键变量,并由此观照“网络新闻”(network journalism)领域:新闻收集者、生产者和传播者组成复杂的协作网络,使多种不同的声音能够融合。(19)在这里,“网络”成为新闻互动基础结构,新闻在网络形塑的“新地理”空间中流动,而新闻行动者作为节点嵌入全球网络,并在新的新闻流中得到“重组”。与强调文化或制度的“配置”(configuration)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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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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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新闻与写作 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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