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江:数字新闻研究的全球视野与中国经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 次 更新时间:2020-08-23 18: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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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江  

   数字新闻研究是新闻学学科体系的重大范式创新,也是全球新闻研究、实践和教育发展的显著趋势。互联网与数字媒体的迅猛发展不但为新闻业培育了新的生产理念和实践模式,也给新闻学的研究和教育带来了新的内容,从而令数字技术生态下的新闻学理论、方法和实践体系的系统研究有了紧迫的需求。这一需求在全球和我国本土语境下均有显著体现。

  

   新闻学体系有待创新

   从中国当下的新闻舆论生态来看,新闻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明显不适应新闻行业的发展态势,最明显的征候就是:“效能”的话语在新闻业的日常生产和行业文化中日益强势,而“价值”话语则日趋边缘化。对技术的生产潜能不加辨识地接纳,削弱了新闻在公众认知中的公共性和严肃性,给我国新闻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新闻学界和业界已经意识到传统新闻学体系——包括核心概念、理论话语和伦理规范等,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对技术驱动的新的新闻现象和新闻业态的解释力。因此,有必要进行集体反思,在各种类型的“新新闻”中发掘新的新闻理论资源,对新闻场域内技术和人文话语的关系展开全面的思考,共同促进新闻学研究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革新。

   对数字媒体生态下的新闻学理论、方法和实践体系展开系统性研究,也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闻事业发展和治理的需求,是新闻学学术共同体立足本学科的规律和特点,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传媒业管理与决策工作,为社会进步作出应有贡献的历史使命。2020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这些重要论述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开展新时代的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时,明确将有机融合新闻传播学自身学科规律与新兴数字媒体的技术逻辑、系统探索建设总体性和融合性的新闻媒体发展思想与战略作为我国当下文化治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开展数字时代的新闻学学科体系探索和建设,对于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生态的营造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新闻学体系构建的基本方向

   新闻学学科体系的革新,需要立足于新闻学在自身的学术发展史中形成的属性或特征,这些属性或特征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体系变革的基本方向。具体来说,与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相比,新闻学的特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新闻学的内涵和边界是在新闻研究和新闻实践两者间既相互调和、又彼此冲突的“矛盾统一体”里不断被塑造和重塑的,对新闻理论的探讨不能脱离对新闻行业实践的准确理解,亦即“没有纯粹观念性的新闻理论”。

   第二,新闻学是一个有明确价值追求的学科,这种价值追求体现为一种对文化公共性和先进观念不懈追求的“信息理想”。即将“所有人拥有对公共信息的知情权和讨论权”作为整个学科发展的终极目标,并依照这一目标展开学科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设计。脱离新闻业的价值追求就意味着将新闻等同于一般性的信息产品,因而也就令新闻学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第三,新闻学以一种特定的公共文化产品(新闻)的生产和流通为核心概念组织自己的话语体系,故而天然具有一种规范性。因此,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无论如何发展变化,总要保持观念、行为与道德上的约束力,强调在正确把握“实然”的基础上建构“应然”,并据此进行对“理想的新闻从业者”的培养体系的设计。

   第四,新闻学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属性,这种属性表现形式因社会和历史语境的不同而呈现出多元差异性。新闻学体系建构不能忽视这一属性在特定社会和历史语境下的正当性,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内对新闻治理的深入探讨应是新闻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新闻治理又与新闻专业教育构成其两面,彼此支撑、和谐发展。

   新闻学的上述特征决定了其学科体系的革新必然是一个“知、行、育”有机协调的联动过程,且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为作为新闻学本体论底色的规范性、公共性等价值追求预留充分的话语空间。

  

   数字新闻研究的“主流化”趋向

   尽管数字新闻最初是作为有别于“传统新闻”的“新新闻”进入学术界视野的,但经过全球新闻学界20余年的探索,尤其是从2010年至今的蓬勃发展,国际上对于数字新闻的研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主流化”,日渐居于新闻学版图的“核心地带”。这一方面自然是由于全球新闻业数字化转型过程的加速和加剧使得认识论意义上“数字新闻”的内涵和外延逐渐与“新闻”交叠,令数字新闻在不断丧失“特殊性”的同时也获得了“普遍性”。另一方面,也源自国际新闻学界坚持不懈的协同努力和交流对话,令“数字新闻”作为严肃学术研究对象的“能见度”和合法性日益增强,获得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普遍认可。

   总体来看,全球数字新闻研究的一种总体路径选择是以“新闻性”为本体论,以“数字性”为认识论,这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界的一种基于学科主体性形成的共识。体现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一方面,面对数字技术对新闻生产程式和从业者新闻观念的改变,中外研究者并未不加批判地予以接受并对其合理化,而是坚持以批判性思维对经验资料进行带有陌生化色彩的解读,并大量采用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方法,实现了实然和应然的有机结合、相互观照。另一方面,在数字新闻理论发展过程中,大量从事新闻史、新闻伦理和新闻制度研究的资深学者始终积极参与对领域内重大议题的讨论,极力促进新旧传统的对话,形成了一种“互文性”的研究风格,从而确保了数字新闻研究的发展始终坚持规范理论的底色。从这个意义上看,发展数字新闻研究范式实际上成为新闻学学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明确学科边界、厘清学科价值体系、强化学科主体性地位的必然道路。

  

   把握住“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

   数字新闻的研究肇始于欧美。梳理国内外的学术文献不难发现,不同社会语境和文化传统(中国、欧洲、美国、非洲)下的数字新闻理论研究路径和方法设计体现出较高的同质性,基本可以无障碍地实现“经验互鉴”和“观念协商”,这就使得“作为一般性体系的数字新闻研究”拥有了牢固的现实基础。尤其是,在数据新闻、算法新闻、数字新闻伦理等研究领域,中国学界甚至产出了质量更高、更具前瞻性的成果,体现出比欧美同行更为新锐和前沿的研究态势,这也令基于中国经验的数字新闻研究理论获得了与国际学界展开深入对话和协商的“资本”。

   毋庸讳言,新闻学在发展过程中,基于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形成了不同的研究传统和话语体系。这些研究传统和话语体系因底层逻辑和基本概念框架的根本性差异而难以实现对话,不同新闻学体系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话语权之争。数字新闻研究作为一种在全球性技术生态作用下形成的新领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合传统新闻学体系既有的国别差异和文化差异,可以令中国本土立场的新闻经验与理念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新闻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尤其是,中国新闻学界业已在诸多领域取得了比欧美同行更前沿的成果,这也为包括新闻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创造了在国际学术话语权之争中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迷思、实现“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

   新闻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公共文化产品之一,是“正在进行的历史”,是对社会发展变迁过程的忠实记录。新闻学的范式创新与理论发展不仅关乎学科自身存在合理性问题,也关乎人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再现、解释自身与世界之间关系的问题。数字时代的到来在不同的方面持续重塑着人们对于真实、客观、平等、价值、公共性等生活常识的认知,为既古老又年轻的新闻活动和新闻事业培育了新的样态,给人类借由新闻的路径理解外部世界的实践赋予了新的内涵,彰显了人类社会的信息文化和信息文明持续进行自我革新的可能。在这一背景下,着眼于数字新闻研究在全球视野内的理论发展,回应中国本土的行业经验和文化传统对新闻学学科发展提出的要求,对作为新闻学新范式的数字新闻研究展开观念与经验相协调、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体系建构工作,是新闻学在数字时代重新锚定学科发展方向、深度参与社会文明进程的基本需求,对于整个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发展具有开拓性、创新性价值。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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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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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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