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四新: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据: 观念及其原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1 次 更新时间:2022-07-19 10: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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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四新  

  

   摘要:当代学界仍以王弼本或河上公本作为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文本依据,这造成了通行本与出土古本的严重脱节。陈旧过时的文本观念应当放弃,切合实际的新文本观念应当得到承认和推广。早期《老子》文本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在西汉它经历了一个经典化的过程,汉简本和通行本篇章数的设定均以天道观的数理为依据; 《老子》分章的首要依据是文义,阅读、理解和引用《老子》应当以原子分章为基础。王弼本和河上公已严重失真,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于《老子》章义、文义及其思想的理解。出土简帛本近古、近真,文本更为优质,但综合多重因素来看,汉简本最具代表性。应当以汉简本作为研究老子思想 的主要文本依据。研究老子思想应当遵循三个原则,即以汉简本为主要依据,以原子分章为依据,以及全面检讨和反省通行本《老子》及王弼注和河上公注。应当通过实践,形成《老子》文本的新共识。

   关键词:《老子》通行本; 老子思想; 汉简本; 王弼本; 河上公本

  

   所谓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据,即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据。而研究老子思想,首先依赖《老子》其书及先秦秦汉子学文献的相关引文,当然前者是主要的。如果《老子》一书失传,后来又没有再发现及流传下来,那么仅凭先秦秦汉子书的简单记述,我们是无法深入论述和阐发老子思想的。可见,《老子》一书的存在和流传对于我们理解、把握和研究老子思想,是极其重要的。文本与思想是表里关系。如此,从追问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据来看,《老子》文本本身也是人们应当关注的关键问题。老子思想与《老子》文本是什么关系,或者说,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据是什么?在简帛四古本未发现之前,这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无需关注和回答的问题。通常,人们要么选择王弼本,要么选择河上公本作为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据。但是,随着简帛四古本的发现和整理出版,这种默认的封闭的文本观念似乎不再合理,应当打破,因为出土古本迥异的文本存在状态足以让人对王弼本和河上公本的可靠性产生严重怀疑。简言之,追问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据,这是一个亟须阐 明和回答的问题。

   笔者长期从事早期  《老子》文本的研究,写有多篇相关学术论文。但追问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据,这是一个崭新的问题,尽管笔者此前对于此一问题似乎有所涉及。[1]

   一、提出问题

   老子其人与 《老子》其书,曾经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学者颇感兴趣的一个重要问题。[2]相对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考据问题,追问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据,在笔者看来,是一个更深入、更关键的问题,说到底,考据的目的毕竟是为研究和阐述老子思想服务的。设若老子不是一个大思想家,谁还会对其人其书及其相关问题产生兴趣,并一再大起干戈,反复辩难呢?

   1. 现状与缘由

   追问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据,即是追问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合法性  ( justification) 。其中,“老子” 指老子其人,不指《老子》其书;  而《老子》即是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文本载体。“老子” 一名的具体所指曾经被学者弄得很破碎,很混乱,现在,学界公认它还是指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姓李名耳字聃者。与此相对,《老子》这个名词至今还是模糊不清的,尤其在当前的文本状态下。笔者认为,《老子》这个名词应当且可以通过追问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据得到一定程度的阐明。在众多《老子》本子中,哪一个是我们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文本依据呢? 是通行本还是出土简帛四古本,是王弼本、河上公本还是汉简本、帛书本、郭店本? 这是很有价值的问题。

   一般说来,清代以前,河上公本是古人理解和论述老子思想的主要文本依据。但自乾嘉以来,学界掀起了一股校勘和校订《老子》文本的风潮。进入民国以后,王弼本及王弼注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而且,从研究老子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的角度来看,王弼本及其注大为流行,几乎出现了独擅学界的局面。长期以来,研究老子思想必须以王弼本为依据或者为主要依据,这已成为学界默认的行规。而造成此一局面的原因,从大的方面来说,可能有二: 其一是宗教文化,特别是道教文化在现当代中国的急剧衰落; 其二是大学制度的引入及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和蓬勃发展。前者直接导致了河上公本及河上公注之重要性的急剧衰落,后者直接导致了王弼本及王弼注之重要性的急剧上升。

   追问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据,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在简帛四古本发现之前,人们对于此一问题的回答和解决,无非是顺着时代大势或基于自己立场作出选择和判断,一般以王弼本为据,或者以河上公本为据。从总体上看来,在文本选择背后的动机和立场是直率和简单的,几十年下来,人们即形成了以通行本特别是以王弼本为研究老子思想之文本依据的习惯。而与此相对,若有人胆敢以王弼本以外,特别是以通行本以外的其他本子作为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据,那么这是大逆不道,很可能会招致一些人的非议和严重指责。笔者认为,在简帛《老子》四古本发现之前,这种非议和指责是合理的,应当予以肯定; 但是,在简帛《老子》四古本发现之后,这种非议和指责就忽然变得很不合理,甚至很不理性了。无论如何,权衡和考量通行本与出土简帛古本的优劣利弊,从而真实、有效地回答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据问题,这是当前老学研究的一个必要任务。

   目前,学界对于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据问题,除了极少数学者外,普遍缺乏感知,个别学者甚至基于通行本养成的学术习惯和偏见,面对如上提问,充满了抵触情绪和讪笑,而不能理性地思考。例如,在帛书本《老子》发现之后,尽管学者大多认为帛书本文字胜于通行本,[3]但是面对尹振环提出的 “帛书《老子》必将取代今本《老子》” 的意见,[4]多数学者却表示不能认同,个别学者甚至直接撰文,予以反驳和挞伐。而相关批评可分为两种,一种出自张松如、严灵峰、陈鼓应三氏,他们虽然充分肯定帛书本作为古本的价值,但是张松如说: “本编经文……以帛书谓权衡,而不泥于古; 以各家为参考,而不执一。” 严灵峰说:   “(帛书《老子》) 是一种从来最古的本子,但却不是最好的本子。” 陈鼓应说: “我仍以王弼本为蓝本而参照帛书本加以校订,并与张松如教授持同样态度: ‘以帛书为权衡而不泥于古。’ ”[5]另一种则来自黄钊等人,黄钊针锋相对地批评了尹振环的观点,主张应当辩证地看待帛书本。他说,学界对于简帛《老子》的研究存在三大问题,一是人为地拔高简帛《老子》的重要性,二是对传世本《老子》人为地贬低,三是对出土文献的研究多主观臆测。[6] 现在看来,尹氏的目光比较敏锐,革新意识很强,其意见常常能触及一些学术痛点,有可取之处。但是,其失误也很明显,他的主张一是过于激进,二是不能辩证地看待出土古本与通行本的关系,三是其自家本领不强,在校勘、古文字、训诂上的素养和水平不高。归纳起来,尹氏的文本观念很简单,他认为,最古本子即是最好本子,而在当时帛书本即是最古本子,所以他认为 “帛书 《老子》必将取代今本 《老子》”。其实,帛书本一不是最古《老子》本子,二在汉代是否为最佳本子,这也是很成问题的。至于出土古本与通行本的关系,我们应当以历史主义的观念来看待它们,对于魏晋以下的老学及道学来说,通行本仍然是很重要、很关键的。而帛书本能否取代通行本,这不仅关系到文本的优劣,而且关系到文本背后的诠释权力问题。由于尹氏的文本观念不够全面,又由于其小学水平很有限,所以他对于简帛 《老子》的文本校订和注释出现了很多错误。

   郭店本和汉简本整理出版以来,虽然学界对于出土简帛古本的认识程度和水平有所增加,但是从研究老子思想之文本依据的角度来看,情况其实不容乐观,似乎研究出土简帛《老子》是一回事, 而研究老子思想则是另外一回事。这即是说,简帛《老子》与老子思想,或者简帛《老子》研究与老子思想研究目前大体上还是处于分裂状态,两者没有发生很强的关联。造成这种窘境的原因,笔者认为,一是因为大多数学者只不过是简帛思想研究的看客,简帛文献其实没有深入他们的内心、没有融入他们的研究; 二是积习甚久,人们囿于成见,一时难以接受新的文本观念,接受一个新的《老子》本子。毕竟,打破成见是需要时间、胆识和勇气的。

   总之,面对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据问题,学者因循守旧,目前照样以通行本《老子》,特别是以王弼本作为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据,或者主要文本依据;而出土简帛古本与通行本几乎不发生关系,两者严重脱节,还是两回事。应当说,这是研究老子思想之文本依据问题的穷途和窘境。

   2.重新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据问题

   河上公本长期受到古人的重视,但从民国以来,王弼本更受欢迎、更为流行,而居于垄断地位。在帛书本发现之后,部分学者萌生了应当重新选择研究老子思想之文本依据的想法; 而在简帛四古本《老子》大发现后的今天,我们是否有足够强大的意志和动力重新面对、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据问题呢?

   笔者长期从事早期《老子》文本及其经典化问题的研究,数年来发表了八九篇论文,但是一直没有正式面对和讨论过“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据” 这一问题。近两三年来,笔者认为我们不应当再回避此一问题,而应当重新检讨和回答此一问题,并批判过时的文本观念。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将重点追问和回答如下问题: 其一,与老子思想研究相关的文本观念是什么; 其二,老子思想研究的相关原则是什么。在此基础上,将进一步回答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据具体是什么的问题。

   二、《老子》文本的观念

   《老子》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于老子思想的理解、研究和论述,如果本子不同,那么得出的观点和结论可能会不一样。而《老子》本子众多,因此选择哪一个本子,这是一个关键问题。笔者认为,如何选择《老子》本子,或者说哪一个本子是合适的,这涉及我们对于《老子》文本观念的预先理解。

   1. 简帛四古本 《老子》的文本状态和特征

   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据,目前集中在通行本与出土简帛古本的对立上。或者说,简帛古本的发现,制造了此一紧张。设想如果没有简帛古本的发现,那么我们至今仍然会在近乎完美的印象中毫不犹豫地默认通行本的有效性和真实性。这样,笔者有必要在此首先介绍一下出土简帛四古本《老子》的文本状态和特征。

   先看郭店本。郭店《老子》是战国中期的抄本。这个本子于 1993 年冬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一号楚墓,[7]其竹简图版及最初释文都可见《郭店楚墓竹简》一书。[8] 这个本子由甲、乙、丙三组竹简构成,近1700字,不到今本字数的三分之一,比较可能是一个摘抄本。这个本子的文本存在状态与今本相差巨大,甲组虽然分为两篇,但上下篇的章段构成、章序及其连属成篇的情况,都与今本  相差巨大,几乎不同。乙组和丙组的文本状态,也大抵如此。从分章特征来看,郭店 《老子》文本应当定性为 “原子分章”,[9]而不属于 “自然分章”。[10]所谓 “原子分章”,是指一个文本的文本单位(章段)与其思想单位 (章义) 完全对应,且具有不可再分的特性。用 “原子分章” 的概念看郭店《老子》,这是很恰当的。由此可知,很可能在战国中期以前《老子》基本上保持了其原始分章,即原子分章的状态。

再看帛书甲本和乙本。这两个本子是汉初的抄本,甲本抄写于高帝时期,乙本抄写于文帝前元时期。1973年12月,它们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11]帛书两本的释文,最初刊于《文物》1974年第11期,学者常用的刊本载于1980年版的 《马王堆汉墓帛书(壹) 》,最新权威释文则载于2014年版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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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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