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宇军:西方权利的社会根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 次 更新时间:2022-06-27 12: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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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宇军  

  

一 权利的人性基础


   从人性深处挖掘权利之根,中国古代先贤荀子有精彩的论说,在西方古代,似未见有关的论证,只是到了近代,西方人才有了较深入的探求,从人性的角度来理解权利,这是更本源的或更接近事物真象的。不过,不同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却又有异,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霍布斯写到:“所以在人类的天性中我们便发现:有三种造成争斗的主要原因存在。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疑,第三是荣誉。第一种原因使人为了求利、第二种原因使人为了求安全、第三种原因则使人为了求名誉而进行侵犯。在第一种情形下,人们使用暴力去奴役他人及其妻子儿女与牲畜。在第二种情形下则是为了保全这一切。……”[1]这就是说,求利是人的第一天性,或者说,求利是人性的首要表现。有人或许会说,霍布斯这里讲的是求利,而不是权利。那我们来看他讲的另一段话:“著作家们一般称之为自然权利的,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2]这里就明确地讲到权利了,也指出这是人类的天性,只不过这里首要指的是保全自己的生命,即前面那段话说的第二原因。这两段话是有些矛盾或含混的,前一段话说求利是人的第一天性,第二天性是求安全;第二段话说保全生命才是首要的。我们可以不理会霍布斯的自相矛盾或含混,因为求安全或保全生命同时也在保护和保证所求的权利,生命同样也是权利的重要存在,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存在。何况不管霍布斯这里说的是求利(财产)还是求安全(生命),二者都是权利,都源自于人性,都是人性的重要表现。重要的还在于,霍布斯认为人们这种求利求安全的权利或自由,会与他人同样的权利或自由发生冲突,为了避免这些冲突危及人类,于是,“当一个人为了和平与自卫的目的认为必要时,会自愿放弃这种对一切事物的权利;而在对他人的自由权方面满足于相当于自己让他人对自己所具有的自由权利。”[3]霍布斯把它称之为第二自然律,是国家起源、法律产生的重要基石。

   可以将霍布斯与荀子作个比较,二者都认为人之天性就是求利或好利,而由于求利或好利,人们相互之间就发生争斗,社会就乱套了。区别在后面,霍布斯认为要制止这种争斗,人们就要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交由某个人或某个集体,让他们有权来管理大家,平息争斗,并让自己的权利得相应的实现。[4]荀子则认为,这种好利是人性之恶,而由此产生的争斗是不允许的,要由国家或政府用礼义和法度来矫正,以达到治理的目的。[5]前者是为了权利的实现,后者是为了善治的目的,这种区别预示了中西方国家观的重要分野,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谈。

   休谟也许是西方广泛讨论人性的第一人,他的《人性论》洋洋洒洒,从不同的方面来论证人性,而他对权利与人性的关系也有独到的见解。休谟的思路是这样的:“我首先考虑处于野蛮和孤独状态下的一批人;随后假设他们感到那种状态的苦难,并预见到社会将会带来的利益,因而互相找寻对方作伴,提议互相保护,互相协助。我还假设,他们赋有那样大的智慧,以至立刻看到,建立社会和互助合作的这个计划所遭到的主要障碍就在于他们的天性中的贪欲和自私;为了补救这种缺点,他们缔结了稳定财物占有、互相约束、互相克制的协议。”[6]“在人们缔结了戒取他人所有物的协议、并且每个人都获得了所有物的稳定之后,这时立刻就发生了正义与非义的观念,也发生了财产权、权利和义务的观念。”[7]“由此可见,自私是建立正义的原始动机”,[8]而“正义的三条基本原则,即稳定财物占有、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和履行许诺”[9]。

   这样捋一下,想必读者看休谟的思想会更清楚些:贪欲和自私是人的天性,这种天性会给人们带来苦难,为了避免这些苦难,人们之间“缔结了稳定财产占有、互相约束、互相克制的协议。”“这时立刻就发生了正义与非义的观念,也发生了财产权、权利和义务的观念。”

   接下来的问题是,人的天性为什么是贪欲和自私的呢?休谟解释道:“我已经说过,正义起源于人类协议;这些协议是用以补救由人类心灵的某些性质和外界对象的情况结合起来所产生的某种不便。心灵的这些性质就是自私和有限的慷慨;至于外物的情况,就是它们的容易转移,而与此结合着的是它们比起人类的需要和欲望来显得稀少。但是不管哲学家们在那些思辨中如何感到迷惑,诗人们却受到某种鉴别力或普通的本能较为正确的指导,这种本能在大多数的推理中比我们所熟悉的那种艺术和哲学的识见还走得更远一些。诗人们容易地就看到了,如果每一个人对其他人都有一种慈爱的关怀,或者如果自然大量供应我们的一切需要和欲望,那么作为正义的前提的利益计较,便不能再存在了,而且现在人类之间通行的财产和所有权的那些区别和限制也就不需要了。把人类的慈善或自然的恩赐增加到足够的程度,你可以把更高尚的德和更有价值的幸福来代替正义,因而使正义归于无用。由于我们的所有物比起我们的需要来显得稀少,这才刺激起自私;为了限制这种自私,人类才会被迫把自己和社会分开,把他们自己的和他人的财物加以区别。”[10]

   休谟的这段话不是太严谨,但更容易理解,他先说自私与贪欲是人之天性,而后又说因物资未曾丰足而使人自私,这未免启人疑窦;但他相比于霍布斯从人性中直接开出权利,要更合理一些,指出人性的自私和贪欲使人们罹于苦难,因而有权利的设置,正义的伸张;他的进步还在于,冀望用德的力量来消解贪欲的恣肆,甚至取代正义或法律。[11]

   再来看看另一位英国学者亚当·斯密,他的大名在世界范围内灌耳如雷是因为其经济学成就,但他在伦理学领域亦有所建树,而且他的“看不见的手”的著名理论,首先是在他的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中提出来的,他对人性也有深刻的洞见,他承认人性是自私和贪婪的,从这种自私与贪婪之中,别具一格地导出对他人利益或权利的增进。其论证可以简括如下:

   他先是描绘了一幅精美的画面,以配合人性的内在要求:“在世界各地,我们看到各种工具都被极其精巧地调整到适应其所要产生的目的;并赞叹植物或动物的肌体内的每样东西都作了何等巧妙的安排以促成天性的两个伟大目的,即维持个体的生存和种的繁衍。”[12]这里有中国古人“食色性也”的英式表达。

   然后是他那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的提出:“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佣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13]人性的自私与贪婪,驱使人们去追逐自身的利益,他们只以自己的权利为标的。但这一过程的结果则是社会利益的广泛增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表达的这一思想,在他后发的《国富论》中有了更精准且更具掩饰性的表述:“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4]这里省略了人性的自私与贪婪,只讲人们追逐自身的利益,同时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多么美好的情景啊,资产阶级定要为之喝彩!

   以上三位伟大的思想家都出在英国,这可能并非侥幸,因为正是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领世界之先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激引而出的人性的自私与贪婪,使这些思想家们眼界大开,他们面对如此狂野的创造激情和财富井喷的“浮世绘”,争相在理论上给出说明。他们三人都认定人性是自私与贪婪的,但在表述时语气却不同:霍布斯以人的自利为其张本,直接宣称其就是人的权利,甚至是天赋的;休谟认为自私与贪婪是人性的表露,但只是人性中的一部分;亚当·斯密同样不讳言人性的自私与贪婪,却又预言其美好的结局。三个思想家更大的区别在于人性与权利关系的认识,霍布斯直认权利就是人性,是神圣的、天赋的,要尽其全力加以保全;休谟从人性的自私与贪婪中看到人类的危难,认识到权利的界定是后天的,并要用正义或法律来保护;亚当·斯密也认定人性是自私与贪婪的,但却认为正是这种自私与贪婪,能带来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为人们的权利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应该说三个思想家的探索都是有深度的,对人性的洞察在其最重要的方面是精准的,对权利的认识虽然各有千秋,但都把人性与权利紧密相联,在不同的层面上为权利奠立了人性的基础。

  

二 变动不居的权利


   在《自由宪章》第十一章“法治的起源”中,哈耶克把西方现代法系接榫于古希腊古罗马,认为它们才是西方法系注重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源头:“我们无需更长地讨论中世纪学说,而是应该更加深入地考察古代希腊罗马文化鼎盛时期的遗产,这一遗产在近代开始时期重新变得活跃起来。它之所以很重要,不仅是因为它对17世纪的政治思想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且还因为古代的经验为解决现代问题有着直接的重要性。”[15]而对我们现在称之为集罗马法大全的《查士丁尼法典》,哈耶克则嗤之以鼻,认为它是玩弄特权的典范,让个人自由个人权利至上的西方传统丧失了千年之久,他说到:“在罗马帝国后期,随着国家为了一种新的社会政策扩大了它对经济社会的控制,严格的法律被削弱了。这个过程在康斯坦丁统治下达到了高的顶点,其后果用一位杰出的罗马法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在引入衡平法原则的同时,绝对的皇权宣布不受法律限制的皇帝意志的权威,查士丁尼一世同他那些博学多闻的教授们一起结束了这一发展过程。’在此之后,立法应该为保护个人自由服务这种观念丧失了千年之久。在这种立法艺术被重新发现的时候,正是包含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观念的查士丁尼法典,正充当着欧洲大陆的立法典范。”[16]

   哈耶克在《查士丁尼法典》的判断上有一点是对的,即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在《查士丁尼法典》中并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但他对“古希腊罗马文化鼎盛时期”的信念却是错的,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也未曾得到普遍的保护。其实,权利从来都是带有时代色彩的,个人权利在不同时代的表现不同,个人权利在不同人群中的配置不同,个人权利在不同法律中被保护的程度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权利是变动不居的。

就拿哈耶克钟情的古希腊古罗马来说,即使在其最辉煌的时期,大多数权利(包含自由的权利)只属于城邦中的自由民,妇女、奴隶、外邦人是无能问津的,最直接的证据是《十二铜表法》。而《法学总论》中所表现出的人们的权利,实质上与《十二铜表法》中的相埒,只是更规范更详尽,重要的区别在于,《法学总论》体现了君主无上的权力,这一点在世界历史上的君主制国家几乎都是存在的。其他西方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法律,如教会法系、斯拉夫法系、日耳曼法系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统治阶级的特权。[17]即使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当第三等级喊出天赋人权,以自由、平等、博爱相标榜的时候,权利依然有着不同的光谱,以最不应该有所区别的选举权为例,最初的选举权在英美这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有财产限制的,土著、有色人种被排除在选举人之外,占人口一半的妇女也是在很久之后才有了普选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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