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岩:从俄乌冲突看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与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0 次 更新时间:2022-06-09 23:06

进入专题: 俄乌冲突  

李岩  


内容摘要:俄乌冲突不仅是冷战结束之后罕有的欧洲大国直接军事冲突,导致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激烈对抗,也引发国际资本巨头、小微科技企业、新兴国际化平台、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广泛介入,凸显了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与影响呈现出新的态势。非国家行为体受益于全球化发展与数字化时代的加速演进,通过介入国家间竞争、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影响舆论思潮对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愈发成为影响百年变局的重要变量。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上升,对于中国拓展实力、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均有诸多启示意义。


俄乌冲突骤然爆发,成为搅动国际局势的重大事件。就其深远影响而言,此次冲突是冷战结束之后影响国际格局走向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以国际资本巨头、各类小微科技企业、新兴技术平台组织和跨国公司等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在此次冲突中发挥了引人注目的独特作用,成为影响局势走向的关键变量之一。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作为数字化时代全球力量分散化和多极化的重要体现,愈益成为介入国家间竞争、参与全球治理、影响国际思潮的重要角色。在百年变局大背景下,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将对传统上以国家行为体为主的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深刻影响,亦将触发各国对应对国际竞争、维护国家安全的新思考。

一、非国家行为体在俄乌冲突中的作用

此次俄乌冲突是冷战结束之后罕有的欧洲大国之间直接爆发的军事冲突。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的国土面积、人口规模、综合国力、地缘政治影响力等诸多因素,加之西方国家联合一致的广泛介入,使得这场冲突更具有浓烈的大国冲突、大国争斗色彩。与此同时,随着诸多非国家行为体逐渐在此次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扮演关键角色,并与传统的国家行为体产生复杂互动,这场冲突也愈发具有新型国际冲突的显著特点。目前而言,非国家行为体在俄乌冲突中展现的突出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国际资本巨头成为影响俄乌局势走向的关键力量之一。过去数十年来,国际资本巨头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毋庸置疑,但是直接显著地介入重大国际事件乃至战争行为的案例并不多见。而在此次俄乌冲突中,国际资本巨头从一开始就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例如,新近以2190亿美元净资产登上《福布斯》杂志“全球亿万富豪榜”首位的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ElonMusk),在冲突爆发之初就利用其掌握的技术资源为乌克兰提供直接支持。马斯克公开发声支持乌克兰,呼吁“北约各国不要让普京获胜”,凭借其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引导舆论风向。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技术探索公司(SpaceX)在冲突爆发之后第一时间便向乌克兰捐赠了数千台“星链”(Starlink)卫星互联网接入终端,不仅保障了乌克兰民众仍可使用互联网,还为乌克兰军队的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坦克提供了精确引导。在一场现代化的大国冲突中旗帜鲜明的站队、出钱出力,对于通常在政治问题上保持中立的国际资本巨头而言是较为罕见的事情。

再如,俄罗斯富翁罗曼·阿布拉莫维奇(RomanAbramovich)甚至直接充当了冲突调停者角色。从3月初开始,阿布拉莫维奇便开始参与俄乌谈判的组织协调工作,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批准其参与谈判。阿布拉莫维奇不仅高调现身谈判现场,还屡屡往返于伊斯坦布尔、莫斯科和基辅之间,为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传递信件。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公开赞扬阿布拉莫维奇在致力于结束冲突方面发挥了“有益作用”。阿布拉莫维奇在俄乌谈判中发挥的上述作用,也促使英国和欧盟在针对俄罗斯富豪的广泛制裁中对其网开一面。阿布拉莫维奇作为俄罗斯人,长期定居英国,并因其作为英超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的老板而在西方社会享有广泛声誉,这种双重身份是其能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

从马斯克和阿布拉莫维奇的案例可以看出,当前国际资本巨头已然具有了新的行为特点,他们不仅坐拥富可敌国的巨额资产,而且善于运用其掌握的经济资源、国际人脉和舆论影响力来寻求发挥国际政治作用,从而正式登上大国博弈的舞台。

第二,小微型科技企业直接为乌克兰提供战场服务,影响战争进程。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演进,小型、新兴的科创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雨后春笋般涌现,与科技巨头一道成为带动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据统计,在美国加州高科技带,小型科技企业数量过万,占全部科技研发投入的37%,成为诸多颠覆性技术的开拓者。在此次冲突中,西方国家的小微科技企业依托其掌握的卫星图像、人脸识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能力,或主动或被动地直接卷入了战争进程,发挥的作用可谓史无前例。

一些成立时间很短的美国地球观测公司,公开宣称向乌克兰提供卫星图像服务。成立于2016年的美国公司Capella、MaxarTechnologies和PlanetLabs等不断利用卫星图像实时更新战场态势,并将俄罗斯坦克和装甲车纵队挺进基辅、进攻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等一手图像提供给西方媒体。此类行为不仅有效弥补了乌克兰军队的情报监视能力短板,为其提供了近乎实时的情报,还成为西方媒体引导塑造国际舆论的重要依托。

再如,美国人工智能公司Clearview利用其掌握的20亿张来自俄罗斯社交媒体的照片,为乌克兰提供战场的人脸识别服务,供其用作识别士兵特征;法国一家名为Tactical Systems的公司,帮助乌克兰鉴别被俘俄军士兵的身份信息,用于舆论战。而由众多小微组织甚至个人组成的国际知名黑客组织匿名者,在社交网站上号召全球黑客对俄发起网络战争,并在72小时内就攻击关闭了1500多个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政府、官方媒体、主要银行和企业有关的网站,迫使俄罗斯实施反制,从而在网络空间策动了俄乌冲突中另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小微型科技企业发挥的上述作用,不仅显著影响了战场进程,改变了既有的国家军事力量对比态势,更加拓展了传统战争形态的空间领域,事实上打造了新的战争样式。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军力对比可谓悬殊,而从目前战争发展进程看,小型科技企业的介入已然成为战场防守一方的力量倍增器,影响战争进程。国际资本巨头发挥的作用获得广泛关注,小微型科技企业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第三,新兴国际化平台介入相关的舆论和制裁博弈,对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混合战”对抗产生复杂影响。近年来,随着新兴技术层出不穷并且日益运用于传统领域,一些在特定技术领域掌握巨大资源、具有近乎垄断性地位的新兴国际化平台组织或机构,在国际社会中不断谋取重要话语权、主导规则制定权,发挥着原有非国家行为体所不具有的独特作用。此类国际化平台,既包括伴随社交媒体时代应运而生的推特、脸书等新舆论平台,也涵盖因加密货币诞生和流通增加而出现的大量国际性加密货币组织,例如2012年在美国成立的比特币基地(Coinbase),成立于2013年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火币(HuobiGlobal),2017年在美国成立的币安(Binance),以及Bisq、Voyager等知名加密货币交易投资平台。从此次俄乌冲突看,上述新兴平台通过多种方式介入了外交博弈与舆论战。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多数位于西方国家的新兴平台并未完全支持西方国家的立场,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了比较复杂的作用。一方面,推特、脸书等主流社交网站对俄罗斯媒体采取了限制性措施,禁止其刊发广告或将内容流量进行变现。推特还宣布暂停其平台上面向这两个国家的广告内容,以免干扰重要资讯的传播,宣称旨在为严打俄乌军事冲突期间出现的“虚假信息”。俄罗斯政府则以封禁此类社交媒体的使用作为反制。

另一方面,尽管乌克兰政府提出了制裁请求,但包括币安、比特币基地在内的多家大型加密货币平台拒绝全面封禁俄罗斯客户,它们表示“将整个国家排除在外,与比特币提供不受政府监督的支付渠道的精神相悖”。此类做法为俄罗斯规避西方国家的金融制裁提供了重要空间。根据研究机构CryptoCompare的数据,3月初卢布和加密货币之间的日交易量曾高达153亿卢布(约1.407亿美元),如此交易量是战争爆发前的3倍。为弥补可能出现的制裁漏洞,欧盟发布指导意见,确认对俄罗斯的贷款和信贷制裁包括加密资产。在西方国家金融机构近乎全面停止在俄业务的情况下,大型加密货币平台的行为,凸显了传统金融业和加密货币世界之间的认知鸿沟。与此同时,乌克兰政府通过接受比特币、以太坊和稳定币的捐款,将之用于增加战争预算以及填补其他资金缺口。区块链分析公司Elliptic首席科学家汤姆·罗宾逊(TomRobinson)表示,“在政府默许下,加密货币正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为战争众筹”。

俄罗斯通过加密货币规避西方制裁,乌克兰利用加密货币展开国际筹资活动,凸显了加密货币可以无视国界限制、能够避开审查、难以被国家权力机构加以阻止的突出优势。正因如此,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已经在加密货币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这场战争被称为世界上第一次“加密货币战争”。

第四,西方跨国公司充当了西方对俄制裁的帮凶,显示其仍然拥有重要政治经济影响力。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传统代表,西方跨国公司历来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跨国公司多数已经宣布退出俄罗斯、暂停在俄业务或中止与俄罗斯企业合作,以实际行动呼应西方制裁。有统计显示,已经有超过300家西方跨国公司宣布退出俄罗斯市场,涵盖汽车制造、航空、能源、消费品制造、运输和物流、科技、媒体、咨询等诸多行业。跨国公司的退出行为,无论是出于反战主张抑或迫于母国政府压力,都对俄罗斯支撑战争的财力乃至长期经济发展构成了重大考验。与之相伴随的是,西方跨国公司巨额资本流出,也对俄罗斯的金融安全构成了重大挑战。此外,俄罗斯作为世界第11大经济体、重要的能源资源和粮食出口国,跨国公司停止在这样一个国家的经营或投资,也势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构成巨大风险。凡此都显示,在国际形势动荡加剧、意识形态对立更加突出的背景下,以逐利为主的西方跨国公司仍然可能在重大国际事件中选边站队,并凭借强大经济影响力发挥重要作用。

二、俄乌冲突凸显了非国家行为体新的发展态势

非国家行为体在俄乌冲突中的重要作用,凸显了其在百年变局背景下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其发展的历史进程看,非国家行为体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确认了国家体系以后就一直程度不等地活跃在国际政治中。早期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如18世纪北美反抗英国殖民者的独立战争、19世纪普鲁士和意大利统一运动等,都是典型例子。不过,非国家行为体在种类上的丰富、数量上的急剧增长、活动领域上的延伸,在20世纪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一时期,非国家行为体大体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始自二战之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一系列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非国家行为体大量涌现,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各领域的跨国组织开始在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和深入推进,跨国公司的数目、规模和其在国际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显著上升,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经事务中作用凸显。同时,伴随全球化产生的各类跨国问题也催生了各领域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逐渐成为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角色。第三阶段始自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的大发展时期,在传统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之外,诸如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例如“基地”组织)、社会型公民治理组织等多种形态的非国家行为体大量涌现。这些行为体不仅谋求在各自领域发挥作用,也更加积极寻求政治影响力,其行为往往对国家内部治理、国家间关系乃至国际形势产生重要影响。1999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指出,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与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推动联合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大伙伴时代。

近年来,随着国际政经局势加速演变,特别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向纵深发展,以深度介入俄乌冲突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事件为标志,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呈现出新态势。

从规模数量看,非国家行为体呈现出由大型组织向中小型、微型组织发展的突出趋势。介入俄乌冲突的非国家行为体数目众多,特别是一些中小型、微型组织十分积极。目前活跃于国际社会的非国家行为体,既有那些传统的大型跨国公司、新兴的资本巨头,也有数量庞大的中小型组织或团体。这些新兴的中小型、微型组织,多数为非政府间的组织,涉及各行各业、多种领域,其数量之多难以统计,已远远超过传统政府间组织或跨国商业行为体。

从组织形态看,非国家行为体呈现出明显的松散化、去中心化特征。除了传统大型组织之外,近年来新兴非国家行为体整体组织形态更为松散,基于各类身份认同、利益认同、价值观认同的“意愿联盟”式组织渐趋成为主流发展趋势。小型化叠加松散化的组织形态,也往往导致新兴的非国家行为体不追求森严的等级体系和管理模式,由组织成员个体灵活、自愿发挥作用成为重要特征。这种松散化、去中心化的组织形态为非国家行为体发挥影响提供了很大便利,这也成为其重要的比较优势所在。在俄乌冲突中,黑客组织匿名者号召全球黑客对俄发起网络战争,可以说一呼百应,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从影响力看,非国家行为体依托经济资源和科技能量往往能够对国家行为体的传统治理地位形成巨大挑战。在俄乌冲突中,国际资本巨头、小微科技企业、新兴国际化平台、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广泛介入,凸显了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可小觑的作用。以国际资本巨头和大型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时代积累了海量财富资源,往往富可敌国,早就具有足够实力在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发挥巨大影响力。各类中小型非国家行为体依托科技赋能往往能够以小博大,借助掌握的数据资源和技术能力发挥积极性或破坏性的巨大作用,成为数字化时代的重要角色。这些或大或小的非国家行为体,它们通常具有异于传统国家、国际组织的资源依托,从而以某种非对称的方式对传统治理模式和架构形成挑战。

从目标诉求看,非国家行为体更加渴望主导自身领域的话语权,并谋求对国家和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加密货币组织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就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一点。无论是依托财富资源,还是借助数据资源和技术能力,当前的非国家行为体更加主动参与涉及自身利益的各类活动,诸如税收政策、监管规则制定等。同时,非国家行为体更加主动地参与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移民政策、难民接收等涉及全球治理的公共事务,也更加积极地就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重要事件发声。随着其影响力持续提升,非国家行为体的目标诉求仍很可能进一步拓展。

总体看,非国家行为体当前发展进程凸显了新的崛起态势,其话语权和影响力进一步上升,对以国家行为体主导的国际关系模式的带来巨大冲击。究其原因,这是数字化时代加速演进、全球力量分散化深度发展两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数字化时代成为百年变局的重要特征,它极大改变了传统的财富创造来源和力量构成模式,非国家行为体成为这一变化的主要受益者。在数字化时代,技术、数据和相关的处理分析能力,成为新的财富和影响力的核心来源。那些掌握新兴核心技术的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其技术来获取海量数据并进行挖据处理,使之商业化和市场化,财富呈现指数式增长,影响力更难以估量。如果说全球化时代的出现拓展了非国家行为体的行动边界、带动其作用显著上升,那么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则为非国家行为体累积财富、提升影响力提供了新的路径。

另一方面,全球力量分散化深度发展,为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上升提供了长期基础。在某种程度上,非国家行为体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与全球力量的分散化、多极化进程基本一致。历史上,正是由于全球化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非国家行为体得以被不断赋能,发展空间愈发扩大。当前百年变局背景之下,大国竞争再次抬头,全球治理赤字突显,各类风险挑战明显增多,以国家行为体为主的传统国际关系模式、全球治理模式均遭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单一力量愈发难以应对,更难以掌控。面对上述形势,非国家行为体充分运用其自身资源优势,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大。

三、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非国家行为体的持续发展,深度扩展了国际社会的空间范围,深刻改变了国际关系的互动因素,不仅是国际关系的被影响者,而且已经成为国际活动的发起者。俄乌冲突进一步凸显了非国家行为体的巨大能量,其对未来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影响更加明显。

其一,非国家行为体显著介入国家间竞争,将成为影响力量对比和大国关系态势的重要因素。国际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构成了百年变局的基础。随着非国家行为体力量持续上升,实力触角不断延伸,甚至登上大国博弈的舞台,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传统力量对比分析方法,已然无法准确衡量力量对比态势。例如,美国仍然有着全球最大的经济总量,如若将苹果、亚马逊、字母表公司此类非国家行为体的巨额资产累加,美国的经济领先地位将更加突出。截至2022年4月初,苹果公司市值超过2.7万亿美元,谷歌公司市值超过1.7万亿美元,亚马逊市值超过1.5万亿美元,特斯拉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这些巨头在全球国家GDP排名中可位居前16位。苹果公司2021年营业收入为3510亿美元,与新加坡的GDP相当,可以排在世界前40位。马斯克超过2000多亿美元的个人财富与芬兰、智利、埃及等国经济总量相当,可以排在世界前50位。这些数字本身彰显了非国家行为体的强大实力,这些巨头公司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在全球范围圈占各国数据资源,带动了美国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美国霸权新的力量依托。

而从俄乌冲突的进程看,非国家行为体的介入虽未实质性改变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态势,但是其已经作为“搅局者”影响相关方在相关领域(如网络空间、舆论场)力量的增大或削减,成为足以影响国家行为体力量运用的制衡者。更重要的是,一旦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力量相互结合,更可能对力量对比态势产生关键影响。美欧资本巨头和中小科技个体介入俄乌冲突,深度改变了双方在局部战场、重要资源、国际舆论上的力量对比态势,成为了西方国家“大联合”力量组成的重要部分。面对西方国家与此类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合成,综合国力本就处于弱势的俄罗斯面对的就是更加悬殊的体系对抗。

同时,非国家行为体也可通过介入国家间竞争来对大国关系态势产生影响。此次俄乌冲突中,众多西方跨国企业停止在俄业务,这将进一步削弱美欧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纽带;西方社交媒体平台限制俄罗斯官方媒体发声等措施,会进一步恶化双方的民众认同和社会联系。凡此,都将导致俄西矛盾的固化和长期化。2010年,谷歌公司以“互联网管理”问题为由宣布退出中国市场,策应奥巴马政府推进所谓“互联网自由战略”,引发巨大关注,成为彼时导致中美关系走向恶化的重要事件之一。

一些非国家行为体还可能充当大国争斗的重要砝码,作为其代理人向国家行为体施加成本、实现战略目的。在中东地区,伊朗和沙特两大宿敌长期运用非国家行为体的“代理人战略”进行博弈。也门胡赛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组织作为伊朗非国家行为体网络上的重要力量,为伊朗扩展地区影响力立下了汗马功劳。2011年爆发的叙利亚内战中,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大力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向其提供资金、军事援助等,谋求对抗伊朗在阿拉伯中心地带的战略布局。

此外,近年来在美国战略界广泛关注的“混合战争”理念,本质上也反映了因为多种行为体参与而引发的战争形态重塑。在大国之间战争损害巨大、成本难以承受的情况下,依托非国家行为体诉诸“混合战争”方式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军事战略布局、进行大国对抗的重要内容。未来,随着大国竞争抬头,非国家行为体的更多介入,势必对未来国际博弈态势产生更为复杂影响,成为影响国际秩序重组的重要力量。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认为,大型科技公司等行为体日益成为地缘政治的参与者,随着美中竞争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它们将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通过寻求政府的更多补贴或者通过敦促更进一步的脱钩,来影响华盛顿和北京的行为。

其二,非国家行为体显著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将对既有国际机制和规则制定产生复杂影响。非国家行为体历来是全球治理进程的重要参与者。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网络空间治理、人工智能规则等新议题新领域逐渐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治理的复杂程度显著增大,政府间治理模式的局限性和滞后性逐步显现。在此背景下,非国家行为体凭借自身知识技能、资源调动、治理权威等优势和潜能,主动寻求参与全球治理的机制性合作来填充弥补既有治理空白,已经有能力对国际秩序进行某种程度的塑造,加速了全球治理的多主体特征和扁平化趋势。例如,在围绕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进程中,当以国家为代表的、基于政府间多边主义的京都模式日渐僵化后,由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跨国城市网络、政策倡议网络、跨国企业联盟等有效参与,推动了后巴黎时代治理新秩序的形成。非国家行为体对互联网核心资源具备较强的主导作用,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等机构作为资源管理者、众多技术公司和电信企业作为技术研发规则与标准的实践者,事实上共同构成了目前网络空间治理除政府之外的主导力量。这些事例充分证明,在事关人类安危福祉的众多全球治理议题上,各类非国家行为体事实上已经等同于国家在发挥作用,并且正在重塑过去由政府主导运作的全球环境。

当然,也应看到的是,随着非国家行为体越来越多参与其中,全球治理相关进程变得更趋复杂。因其自身属性和利益诉求的特殊性,非国家行为体往往会对治理机制和规则制定等关键问题提出迥异于国家行为体的主张诉求。尤其是在网络空间、太空等仍然存在较多治理空白的新疆域,非国家行为体积极发声提出倡议。

例如,微软公司多年来大力推广《数字日内瓦公约》倡议,甚至提出创建由私营企业领导的网络攻击溯源机构,用于识别网络攻击行为并向相关方提供技术数据,并保障网民和网络公司不受国家网络空间行为的损害。西方主要社交媒体平台近年来也不断强化对网络内容的治理力度,使得美欧政府倡导的所谓“互联网自由”理念面临深度冲击。

在太空探索的热潮中,非国家行为体的话语权更大,美国、日本、以色列等国私人企业和私企联合体纷纷加入,相关投入甚至超过国家。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开发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承担商业卫星发射,协助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运送货物至国际空间站,还提出雄心勃勃的“火星移民计划”。此类行为已经完全打破了国家行为体的治理主导作用,非国家行为体得以更多地行使权力、表达自身利益诉求。

而在各国政府争夺日趋激烈的新疆域新资源领域,非国家行为体甚至先发制人地寻求抢占新兴资源。近年来,国际互联网巨头通过区块链技术和去中心化应用的实现,意在构建一个新的数字虚拟世界元宇宙,复制现实世界中的社会经济运行体系。这一构想可能会导致一个新的不受监管和约束的治理空间。又如,“星链计划”规划发射4.2万颗卫星,每月至少发射上百颗卫星,寻求在低空轨道领域占据全球话语权,已经引发了低空轨道全球竞争趋势,亚马逊、韩国三星公司等均提出类似计划。

总体看,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度的持续上升,一方面有助于补齐政府间治理的短板和缺位,有助于限制主权国家的权力滥用,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治理诉求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碎片化等新问题。那些掌握致命性武器或新技术资源的非国家行为体,一旦不受约束就很可能成为全球治理和国际稳定的现实威胁,造成新的全球治理难题。

其三,非国家行为体具有鲜明的身份政治特征,将成为影响国际舆论和思潮的重要力量。非国家行为体既有强烈的利益诉求,往往还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宗教理念等身份政治认知。带有相同理念的个体相互认同,就可能组合形成价值诉求十分鲜明的非国家行为体。在俄乌冲突高调发挥作用的黑客组织匿名者,其核心理念就是追求激进的国际网络自由,“无名无份(匿名),平等地位,呼吁网络自由”。国际加密货币平台组织以“提供不受政府监督的支付渠道”为核心理念,带有较强的反政府干预色彩。绿色和平组织以“保护地球孕育全部多样性生物的能力”为宗旨,聚焦于气候变化、森林采伐、过度捕捞、商业捕鲸、基因工程以及反核等议题。持有极端宗教或民族理念的组织,其身份政治的特征也很突出。

因其主张的鲜明性,在现代科技手段的赋能下,非国家行为体往往乐于宣传自身主张,从而对国际舆论和思潮产生重大影响。媒体宣传是非国家行为体显示存在、追求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借助虚拟社区、社交媒体平台等互联网技术,非国家行为体得以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宣传自身理念、赢得支持、笼络人心,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动员网络。推特、脸书等自身作为重要的舆论平台,通过推出相关发言规则、限制或删除网络内容等方式,彰显自身价值取向,塑造国际网络空间舆论走向。马斯克、贝索斯、比尔·盖茨等资本巨头,通过自身言论就可引发“追捧”潮,使得科技至上主义、平等主义、生态主义、女性主义等各类思潮深刻影响全球民众认知。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里为提高全球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而在瑞典议会外进行“气候大罢课”行动,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等重要场合发言,全世界140万学生受其“感召”而发起罢课和抗议活动。这种个体激进方式的思潮引领行为,对国际社会的节能减排议程产生了重大影响。非国家行为体在舆论方面的塑造能力,已经引起了各国的广泛重视。俄乌冲突期间,美国政府开创性地召集30名来自TikTok、YouTube等社交媒体的顶尖网络红人,要求其向全球受众传递符合美国利益的俄乌冲突信息。

思潮问题隐于历史发展、时代变迁之后,虽然肉眼难辨,却是影响国际形势的“底色”和“暗流”。非国家行为体对于国际思潮的塑造力,进一步强化了当前国际社会思潮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基本特征,使得全球意识形态领域呈现愈发异彩纷呈而又日趋复杂的发展态势,进而影响利益、权力、资源的再分配。非国家行为体倡导的形形色色的观点及其观点传播扩散的复杂影响,与当前反全球化、民粹主义、极端右翼、国家主义等重大社会思潮交织激荡,共同潜移默化地塑造百年变局的走向。

四、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非国家行为体已经成为百年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对国际格局的未来演变产生重大影响。如何精准研判并善于运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理应成为新时代中国运筹对外战略、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维度。

一方面,应充分重视发挥非国家行为体的独特作用,使之服务于中国应对大国竞争、参与全球治理。过去一段时期,中国重视发挥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作用,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推动多边外交议程;也积极通过扩大开放来吸引跨国公司、资本巨头在华投资经商,带动了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在应对中美贸易战等重大挑战方面也发挥了积极有效作用。未来,中国应强化对非国家行为体角色和作用的认识,重视借重新兴行为体的新型功能,有效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提升我国在国际舆论场的引导力,使之服务于新时代外交战略布局。

另一方面,应立足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有效防范非国家行为体可能带来的潜在挑战。非国家行为体的构成多元、诉求各异,利益导向和影响复杂。中国应强化重视数字化时代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对维护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网络安全、金融安全、军事安全等带来的潜在风险。同时,随着中国企业、资本、人员“走出去”步伐加快“,海外中国”利益日益重大,中国与国际上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互动越来越多,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新问题往往难以通过传统对外交往方式有效应对,这些问题都应加以重视解决。

从长远看,如何应对百年变局下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不断突出的各类矛盾,亦应从战略高度加以关注。随着非国家行为体的实力和作用凸显,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的理念分歧、利益对立更加显性化。为了应对科技巨头对传统国家权力的挑战,美欧近年来都在显著强化监管。2021年7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要求监管机构采取措施打击大型科技平台的反竞争行为;2022年3月,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就《数字市场法案》(DMA)达成一致,强化对隐私和数据使用等领域监管,旨在限制谷歌、苹果、亚马逊、脸书等科技巨头。美国科技巨头在全球范围的跑马圈地,也引发了澳大利亚等国与这些巨头的激烈对立。2021年,针对澳大利亚推出《新闻媒体和数字化平台强制议价准则》,脸书一度封杀澳大利亚公民在其平台阅读和分享新闻的权限,凸显其对国家权力的强大抵冲能力。

总体而言,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不仅带来其与国家行为体关系的新嬗变,更可能成为国家间权力和利益竞逐的重要依托,将国际竞争推向更加多元、多维的新时代,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亦将出现新的变化。


注释略。


李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来源:本文原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4期的俄乌冲突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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