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鹏 刘学:企业项目制与生产型治理的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 次 更新时间:2022-06-05 23:53:15

进入专题: 企业项目制   生产型治理  

吕鹏   刘学  

   内容提要:近年来,一些企业动员大量的人力、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下乡,努力将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与企业的主营业务优势紧密结合,客观上打造了一种可复制、可造血、可持续的协同治理模式。强调国家与社会视角的治理理论因为缺乏“市场的视角”而未能有效回答这一新现象背后的机制和后果。选取两家企业跨界社会治理的实践作为个案研究发现,这些企业通过“企业项目制”的资源动员方式,缓和了生产目标和治理责任的张力。它们像组织产品生产一样经营乡村,在组织化乡村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形塑了所在地区“生产型治理”的特征。生产型治理对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积极的效应,也有潜藏的风险。

   关 键 词:生产型治理  企业项目制  企业扶贫  社会治理 

  

  

   近些年来,企业已经成为党委领导下的多元协同治理主体中的一员,特别在精准扶贫、社区治理、生态环保、防灾救灾、舆情管理以及最近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当中,企业在治理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部分明确指出,要“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现代企业伦理正在经历一场“治理”转向,企业应该从管理主体走向治理主体、从社会责任走向责任治理、从博弈竞争走向协同共治,从而实现企业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目标中重塑角色身份、使命责任和价值归属的一种公民性再造。①

  

   市场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程度千差万别。然而,当大型企业直接参与社会治理时,②疑问也随之而来:有不少人认为,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以逐利(profit-seeking)为最终目的,③现在又要努力承担社会治理责任,这两种诉求是矛盾的。当企业投入巨大的资源来直接提供公共产品时,要么只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或成为“作秀”的公关行为,要么实际上是为了享用优惠政策,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最终会让市场凌驾于社会之上。这两种模式都是不可持续的。通过数据挖掘与田野调查,我们发现还存在第三种模式:近些年来,国家和社会对企业责任提出更高要求,“商业向善”等思潮兴起,一批企业努力将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治理实践与企业的主营业务优势紧密结合,出现一种可复制、可造血、可持续的协同治理模式。

  

   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如果营利与责任之间存在客观张力,那么,企业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去努力做到兼顾,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实践后果和治理绩效?与“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研究中强调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视角不同,我们强调,要揭示和解释企业跨界进入治理领域的机制与后果,必须将企业视为行动的主体而不只是治理的对象,从其自身行为的角度来理解。我们的研究不关心企业为什么参与社会治理这样的“动机”问题,而是一个企业如何参与社会治理的“事实”问题。通过对两个企业在乡村中跨界治理的案例研究,我们提出了“企业项目制”的概念:企业以“项目”为基础,调动企业内部与外部资源,建立与国家治理目标相耦合的企业治理体制,形成了一种“善治”与“益商”共演的“生产型治理”的效能。

  

   回答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最终关系到我们如何认识中国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市场主体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企业除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还经常积极参与提供公共产品、介入公共治理,甚至力求主动替政府分忧;但在浩瀚的“国家—社会关系”文献中,市场主体的治理角色在很大程度上被相对遗漏了。这种大规模存在的行为不应被仅仅理解为一种变相的“逐利”,也不应全部理解成是一种企业应对国家权力或外部不确定性时的被迫反应。找回企业主体性,去揭示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义利兼顾的企业“怎么参与治理”(企业项目制)和“参与治理的后果”(生产型治理),对于规范和引导市场主体为社会治理现代化做出真实且可持续的贡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治理中的生产逻辑与企业主体

  

   (一)被忽视的企业行动者

  

   在“国家—市场”关系的社会学文献中,企业虽然是讨论的一个焦点,但大多数时候被限定在“市场”这个领域;对企业在“资本下乡”和精准扶贫中成为生产—流通—销售环节中的重要力量有诸多的讨论,④但正面讨论企业的治理角色的研究相对缺乏。⑤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分析,大多从国家主体与社会主体入手。⑥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企业活动的影响已经无孔不入,它们分配资源、影响经济增长、塑造社会分层、推动政治发展,甚至支配日常社交,深刻影响人类福祉。但在大部分讨论我国的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文献中,依然用国家(比如政府结构、制度环境)作为自变量来解释企业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活动。市场很多时候被处理成宏观背景,是国家与社会“嵌入”其中的网络或制度,⑦企业以及企业主的经济活动常被概化为国家手段或者国家意志下的市场工具,有许多研究关注了国家权力对市场/企业/企业主⑧乃至行业协会行为⑨的塑造。法团主义的研究进路则是把企业/企业主视为“社会”或者“法团”中的重要力量,⑩认为政府与地方社区、企业结成了法团化的组织,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企业以及背后的企业家群体被视为对政治生活有着隐秘深远影响的“社会力量”,是社会利益的代表者和行动者。(11)这种以“国家—社会关系”为中心的研究进路在面对治理问题时缺乏“市场的视角”。虽然多数研究者同意企业是改善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制度的推动力量,不过这种力量被认为是间接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最终需要依赖国家与志愿组织的力量,企业在社会治理中很少被视为一种独立的变量,企业的社会影响能力和自主性被已有的理论想象忽视了。

  

   企业与社会关系的文章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西方社会治理理论奉行公民个人本位,强调社会可以实现自我治理。(12)很多企社关系的研究强调企业的间接社会效应,认为企业的捐赠需要通过社会组织或政府机构进行再分配,形成“捐—募—花”的公益生产链。(13)这种思维在曾经炙手可热的“第三部门”研究范式里更为明显,他们认为国家是第一部门,市场是第二部门,而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是第三部门;第三部门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在所谓“国家失灵”和“市场失灵”之间提供社会组织的支持。(14)我们并不否认社会组织的这个特性和重要作用。但我们认为泾渭分明的“三元论”忽视了企业的“亲社会”动机,忽视了企业组织特性的社会维度,也忽视了企业的社会行动能力。尤其是,一些社会组织近年频频出现公关危机,亦即出现所谓“社会失灵”的现象。这些危机进一步刺激了一些企业放弃委托或资助模式,直接绕过非营利组织自己投入公共事务的运营中去。

  

   与强调国家和社会在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不同,我们主张从企业视角出发,来看待企业参与治理的机制和后果。现有的文献对于国家(政府)“跨界”的类市场乃至直接的市场行为有着丰富的讨论,(15)甚至有研究者做过“地方政府即厂商”(16)和“地方政府公司化”(17)的论断,而国家的“经营角色”也早已不限于经济发展,而是扩大到了民生和公益项目。(18)这意味着一直以来,在国家与企业关系中,政府的经济面向与企业的政治面向是同时存在的。

  

   实际上,在中国的治理经验中,企业直接提供公共物品与福利已经十分常见。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乡镇企业、社办企业,各种不同所有制形态的经济组织,除了缴纳国家税收,还经常承担地区福利责任、保障就业、兴办学校、修建公路、融资借贷,乃至调解纠纷;在一些资源型乡镇,村企一体也非常普遍。近些年来,除了最常见的捐款行善之外,企业也越来越多地承担了各类新型的社会与治理责任,比如环境保护、雇员权益保护、产品责任、技术伦理、扶贫救助、舆情监控以及公共政策倡导等内容。在许多案例中,企业都通过创新产品和服务,做到了经营行为和公益行为的有机结合。(19)而当企业战略与公益动机有机结合时,私营公司也可以推动公共部门的政策创新,(20)推动公共部门的流程再造与组织重构。(21)

  

   (二)企业项目制

  

   企业不只承担逐利这一个角色,这并不完全是中国才有的现象,而是全球性的。但中国企业参与治理过程,有其特殊的机制。本文所要描述和分析的其中一种机制是,企业不应也不能整体性地代行治理之责,而是以一种“项目制”的方式与国家、社会自治组织等行动者协同治理:一些企业通过专设项目的方式动员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直接参与治理实践,成为基层协同治理的重要伙伴。我们把这种企业动员资源的方式称为“企业项目制”。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一部分企业将自身发展与国家治理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企业是“项目制”的固有主体之一。在国内的文献中,“项目制”这一概念的行动主体几乎都是国家,指的是国家设立专门的(发展)项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政府的“打包”、村庄的“抓包”等机制,让基层通过层级体系之外的途径,获得需要的资金和人力等资源,(22)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23)然而,“项目制”这一概念并不只有当国家是主体时才可以使用。“项目”的实施主体在现实中是多元的,甚至项目制最初即来源于管理学界对企业治理和管理的研究,而项目制运用到对政府行为的分析当中,也发端于西方国家政府以项目预算或项目计划预算的方式,与政府原有科层体系结合起来。(24)换言之,项目管理是一种企业常用的资源动员方式,目的是完成一个相对短期的目标,利用系统的管理方法将职能人员(垂直体系)安排到特定的项目中(水平体系)去;另一方面,虽然项目组织是一个专门的、任务型的实体,但是它不会独立于公司既有组织结构而存在,所有的项目管理结构和公司组织结构都是交互的。(25)

  

   “企业项目制”与企业内部的常规性项目运作并不相同,而是一种整合企业内外资源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治理体制”。企业项目制并不必然是国家项目制的一部分。如果企业的项目运作,只是动员了企业内部的资源,那就更接近所谓“自我治理”。但是,在大型公司日益平台化的今天,当企业需要提供公共产品时,“纯粹的”自我治理已愈发罕见,许多公司内部实施的多项变革,也会涉及企业如何规范它的供应商和用户生态,随着越来越多的“协同治理”场景出现,企业不得不与国家、社会发生更加频繁的互动。换句话说,“共治”并不是企业项目制所独有的,国家与企业、社会与国家、社会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都构成了“共治”的丰富形态。但另一方面,打破单一企业的藩篱,与包括国家在内的其他主体共建共治共享,已成为企业项目制越来越多的存在形态。

  

“企业项目制”和“国家项目制”都具有“项目制”的属性,是因为两者都具有“项目制”的运作逻辑:第一,设立一个具体的项目甚至事业(项目)部,建立超越原有组织架构的资源整合模式;第二,项目要想形成一个闭环、实现可持续发展,甚至取得规模效应,就要求企业将自己的市场能力与基层的沉淀优势相耦合(coupling),通过绩效考核的共同确认、基层组织的共同建设、公共产品的共同提供、治理规则的共同制定这样的“合供”(co-production)机制打通国家—市场—社会的资源链条;第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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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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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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