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鹏 范晓光:中国精英地位代际再生产的双轨路径(1978-2010)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3 次 更新时间:2017-12-12 23: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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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鹏   范晓光  

引言

  

   在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的地位似乎是“互通”的。这不仅表现在代内流动上两者之间有着所谓的“旋转门”机制,而且在代际流动上,许多批判性的研究者认为,经济精英的子女可以利用父辈的优势获得政治精英的地位,反过来,政治精英的子女也有很多成为商场上的赢家。

   这一模式能够运转的关键在于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经济精英的子代在竞选政治职位的过程中可以获得来自家族以及家族编织的政治经济网络的支持;而政治精英的子女可以通过昂贵的精英教育为进入顶级公司买到“入场券”,或者他们的父母或家族本身其实就同时也是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或经济精英其实都是一个权力精英集团、“内部圈子”、上层阶级的成员,是同一拨人,或者说得更文雅点,“国家贵族”。

   尽管上层阶级一直饱受道义上的批判,但客观上,一方面“赢者通吃”保证了上层阶级的再生产,另一方面,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等构成的“确定的精英”相互之间的代际流动——加上来自外部多多少少的“流动性”——也给掌管这个国家政治和经济命脉的集团内部带来了一定的“开放性”。

   那么,在强国家的社会中,权力精英内部是否存在代际流动上的“跨界再生产效应”?也就是说,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在代际流动上是相互排他,还是说他们其实是一类人?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取决于国家的强度。在转型之前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精英(官员)基本上只能从阶级出身正确的“红苗子”里选拔,而“旧社会”里经济精英的后代,因为“市场”已经被“消灭”了,大多数失去了成为市场经济精英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红色”家庭背景的强调,有助于加强政体的合法性。

   但是我们要讨论的,不是那些基本定型的社会,而是市场转型社会。在强国家与市场并存的大环境下,精英的再生产模式是否会形成某种独特轨迹?中国为我们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天然的“社会实验室”。我们的研究有两个关键性的目标。一是“历史的眼光”,即考察政治精英和市场精英优势地位的获得模式及其机制是否在过去30年的三个主要历史阶段中存在差异。二是聚焦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虽然有大量的定量研究从各个社会阶层的总体流动率上来判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代际流动的延续性(inheritability)的程度,但我们将只讨论与我们的研究直接相关的两类阶层(国家精英和商业精英)之间代际流动的机率和轨迹。

   第一项目标让我们必须关注地位获得模式的时期效应。许多研究者都曾指出,不管是代内流动还是代际流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过去曾经占主导的模式都可能发生变化。不同时期分层模式的变化,可能是同一种家庭背景在不同时期被赋予的政治地位变化的表现,也可能是占据主导的经济规则变化的反映,还可能是在不同时期国家针对不同部门的产业政策差异或人事制度变革的反映。

   第二项目标让我们可以将有关国家精英的地位获得和商业精英的地位获得这两批文献放在一起考察。自所谓“市场转型理论之争”兴起以来,这两方面的文献都曾经占据了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前沿。但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大多数研究关心的是代内流动或职业发展(career advancement),尤其是再分配体制下的政治精英向市场体制下的经济精英的流动;甚至有学者认为,在包括中东欧在内的整个转型研究的文献中都存在重代内轻代际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们在后面将讨论这些文献对于我们揭示代际流动机制的启示。

   在讨论市场转型以来中国政治精英代际流动的文献中,大多数的研究者在“再生产还是循环”这个描述性的命题上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在1978年之后,优势家庭背景的正向作用——不管是1949年之前的“旧精英”身份,还是作为党政干部的“新精英”身份——又回来了,而党政精英的后代在成为党政精英上比其他群体的后代优势更为明显。即使一些持部分相反意见的研究认为专业技术精英在职业发展上的开放性依然较高,也并不否认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都可以将自己的优势传递给下一代。

   相反,市场精英的代际流动研究在经验层面并没有形成一个支配性的答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受数据局限,相关研究匮乏。但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在于,政治精英的存在是延续的;相反,与其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一样,中国的市场经济精英是在市场转型之后重新出现的。因此,许多研究者认为他们面对的是“第一代”私营企业主,在代际传承上很少存在“企业家父亲再生产企业家子代”的故事。一些研究者于是将问题转化为讨论干部的子女成为私营企业家的几率,另一些研究者则试图讨论“被中断”之前的家庭背景对人们“隔代”再生产的影响。不少学者都发现了来自家庭的“隔代”影响,就像塞勒尼在20世纪80年代匈牙利农民企业家的研究里提出的“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理论”那样。

   我们将自己的主要经验发现概念化为“精英再生产的双轨路径”。我们发现,一方面,体制精英的子女更有可能成为体制精英,市场精英的子女更有可能成为市场精英;但另一方面,父辈是体制精英的个体并不是更有可能成为市场精英,父辈是工商业者的个体也并不是更有可能成为体制精英。精英之间的再生产,倒更像是沿着两条轨迹在进行,只是在2003年之后出现了父亲是体制精英的子女在成为市场精英上优势下降的局部现象。

   也就是说,虽然父辈的优势地位可以对子代成为精英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在总体上来说,各种类型的精英在我们所考察的代际之间并没有实现人员上的自由交换。中国的市场经济精英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下的“专政对象”,但他们的子女也没有像一些人所描绘的“典型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精英一样,能够较容易地成为政治精英的一员,从而构成一个统一的或确立的上层阶级。

   “精英再生产的双轨路径”为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精英阶层的代际流动提供了一个经验上的洞见。但我们并不仅仅满足于此。我们要继续追问的是,造成这种双轨再生产路径的机制有哪些?尽管与本文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那些单独或主要以国家精英或商业精英的代内和代际流动为讨论对象的研究也为我们理解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有意思的是,尽管政治精英的文献“再生产派”占据主导,经济精英的文献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但学者们用来解释各自发现的“机制”却大体一致:政治身份和教育程度是学者们最常考虑的因素。刘欣和李婪就指出,党员身份对于在公有部门成为行政精英的重要性较以往有明显下降,而其对公有部门专业精英的效应有所上升;市场部门的管理精英地位与其市场能力密切相关。

   中国政治精英地位获得模式研究的许多争论是围绕“红与专”展开的。虽然官方政策并未完全放弃对家庭背景的审核,但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将党员身份和高等教育视为最为重要的中间机制。党员身份测量的是政治忠诚(红),大学文凭测量的是文化程度(专)。“红”与“专”之间的区分也成为“精英二元论”(政治官僚与技术官僚)的出发点。尽管各有分歧,但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同意,随着人事制度改革的推进和时代的发展,教育程度相对于党员身份的重要性在日益提高。

   研究市场精英的代内流动的研究也会考察政治身份对他们地位获得的影响。但与政治精英的研究不同,市场精英之前的职业经历(尤其是党政部门的职业经历)是一个比党员身份更常用的指标。一些人认为有干部经历的人会更有可能成为企业家,另一些人则认为干部在成为乡镇企业家方面不占据优势,还有人认为干部成为企业家的机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有学者认为干部成为乡镇企业家的几率在下降,还有学者则认为政治精英在成为公司企业家方面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此外,高等教育在企业家地位获得方面的重要性也会被研究者讨论,而另有学者认为对家庭的(重商)文化资本的继承才是理解市场经济精英再生产的关键。

   基于以上回溯,我们将选择党员身份、初职部门和文化程度作为解释前述代际流动的机制,来考察这两类机制的作用力在过去30年的三个不同历史时段内是否发生了变化。简言之,我们的研究发现,促成体制精英和市场精英代际再生产的机制也呈现出以下两方面特征:国有部门的初职对党政精英获得产生强化作用,但是市场部门的初职作用较弱。另一方面,变化也在出现,初职部门效应在1993年后在弱化,而党员身份、教育程度的作用在日益增强,这表明决定精英地位获得的机制呈现多元化趋势。

  

研究设计

  

   (一)数据资料

   本研究使用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2011年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SS2011)资料。该数据库是目前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综合调查数据之一。经过数据筛选和清理,我们得到有效样本量为4125。表1为描述统计。

   (二)变量及操作化

   1.自变量

   家庭背景是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我们主要通过父亲在调查时点的职业地位来测量。对于调查时点已退休者,将其退休前最后一份工作视为职业地位;对少量过世者,我们用其妻子的职业地位来替换。在数据处理上,本研究首先将“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职业编码转换为ISCO88,而后利用EGP(Erikson-Goldthorpe-Portocarero)框架将其分为11大阶层,最后再根据单位性质和职业大类区分出三大类:体制精英、市场工商业者和普通从业者。

具体而言:(1)体制精英包含了党政干部(党政军群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工作者)。这些人大体上也是我们平时所称的“国家干部”的范畴。(2)市场部门的工商业者由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中高级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组成。(3)其他从业者家庭背景。包括了不在上述范围内的群体,这里面既有体制内的普通从业者(如国有企业的工人等),也有广义上的

  

   除了家庭背景,入职时期也是我们揭示精英地位获得的关键自变量。本研究试图考察1978-2010年中国城乡的精英地位获得过程是否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存在差异。综合考虑到政治格局代际更替和市场化进展的标志性事件,我们划分出1978-1992年、1993-2002年和2003-2010年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个阶段始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在这一阶段,尽管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已经从农村的合作社蔓延到了城市的工厂,但占据国民经济支配地位的国营企业并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冲击。

第二个阶段始于1992年,到2002年止。在这一阶段,党和政府开启了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新一轮市场化浪潮。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造既给干部和新生代企业家创造了无数的机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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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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