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南枝:寡头政治化的美式民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 次 更新时间:2022-06-02 01: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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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南枝  

  

   [摘要]美式民主日益沦为少数人的寡头政治。美国建国之初所建立的政治体制是精英共和制,虽然相较于当时的欧洲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并非人民民主。经历了长期复杂的公民权斗争,在内外压力的共同作用下,美国逐渐转向“大众民主”政治。但代议制民主等制度设计和财产权至上等理念灌输,将“大众民主”变为形式,其保障精英利益的阶级实质不变。冷战结束后,美式民主日益寡头政治化,导致“大众民主”政治陷入“失能”。虽然统治精英们采用身份政治等转移矛盾,但是寡头政治化的美式民主已经处于危机之中。

   [关键词]美式民主  寡头政治  代议制民主  “大众民主”政治

  

   美国“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产阶级社会,从属于这个社会的生产”。建国200多年来,美国将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历史的巅峰。但是,越来越多人认为今天的美式民主已经陷入困境。2015年,美国前总统卡特表示,美国民主已死,是属于少数人的寡头政治。2021年,国际民主与选举援助研究所的年度报告将美国列为“民主倒退国家”。

   法国政治学者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认为,人民是权力赢得其正当性的唯一来源。“现在美国民众基本上不再相信政府是为大众利益服务的,大部分人都认为美国政治制度由少数大型利益集团操控,且往往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把大众抛在脑后。”美国学者托马斯·戴伊(Thomas R.Dye)等在《民主的反讽》一书中提出上述批评。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的民主曾经是“人民的统治”的典范,美国公民曾经能够通过各种选举、支持某个政党和加入利益集团等方式来亲自参与国家大事,只不过今天陷入了寡头政治的陷阱?

   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对美式民主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以探讨美式民主与精英统治的关系以及美式民主的寡头政治化的根源。

   一、溯源:精英共和而非人民民主

   18世纪的美国无疑是先进的。“北美的发展是在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起步的,在那里这种发展异常迅速……可见,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拥有老的国家的最进步的个人,因而也就拥有与这些个人相适应的、在老的国家里还没有能够实行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但是,在王绍光看来,美式民主背离了“民主”的原意,并没有实现“由全体人民(而不是他们选出的代表)平等地、无差别地参与国家决策和进行国家管理”。在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看来,相较于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美国尽管最先实现了广泛的政治参与,但在实现传统政治结构的现代化方面却落后于欧洲。

   美国建国之初所建立的政治体制是精英共和,而并非人民民主。对此,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相较于欧洲具有时代进步性

   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成文宪法。“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短短52个单词的序言,将“人民”二字放在最前面,因而成为美国宪法中被引用频率最高的部分。

   “迄今为止,所有进步社会的进程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移民国家,美国“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自身开始的”。来自欧洲的移民、特别是清教徒们,脱离了欧洲封建社会传统,摆脱了原来的“身份”,在北美这片新大陆建立起基于“契约”的殖民地社会,并试图再建一个负有神圣使命的新基督教文化。

   被奉为美国自由平等精神的起源的《五月花号公约》,是北美大陆的第一个社会契约性质的政治文件。清教徒们对个人自由和物质财富的追求以及“上帝的选民”的使命感,是曾经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政治联系的13个殖民地形成集体认同的思想基础,在美国独立和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1787年联邦宪法宣布权力来自“人民”而不是“君主”,最高权力经由选举产生而不是基于世袭制,体现了资产阶级号称的“天赋人权”的思想。美国建国后的宪政制度设计充满社会契约理念,在个人自由(财产自由)和公权力的统治之间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调和,这对于维持由“陌生人”(移民)组成的美国政治与社会稳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根据1787年联邦宪法,美国成为一个具有全国统一的中央政权的联邦国家,建立起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并相互制衡为原则的资产阶级总统制共和政体。相较于18世纪欧洲大陆的各类君主政体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所建立的政治体制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

   (二)精英的共和与“受限的人民”

   美国联邦宪法序言宣布“主权在民”,是否就等于“人民的统治”已经实现了呢?在王绍光看来,“积极参与建国的精英们要建立的并不是一个由人民直接参与治理的民主制度,这部宪法体现的也根本不是什么民主制,而是赤裸裸的罗马式共和制”,无论是三权分立制还是联邦制,美国国父们所设计的多重制衡机制的目的在于保护少数人(亦即有产者)免受多数人(无产者)的暴政,他们拒绝相信人民。

   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反对采用直接民主方式的民主政体,赞同采用代议制的共和政体,认为“由人民代表发出的公众呼声,要比人民自己为此集会,和亲自提出意见更能符合公共利益”,并且“共和政府能比民主政府管辖更为众多的公民和更为辽阔的国土”。

   美国独立战争并非社会革命,既没有改变北美殖民地社会的阶级结构,也没有改变其经济结构。《独立宣言》宣称人生而平等,这里的“人”并非指所有自然人,而是指开化(有财产)的白人男性,并不包括贫穷白人男性、妇女、有色人种和自由黑人,大部分黑人当时被视为和牲畜一样的物质财富。他们所指的“平等”并非指经济上、生理上、智力上和个人成就(结果)的平等,而是在道德层面的平等。

   1786年的谢斯暴动(Shays.Rebellion)威胁到了有产阶级这个“经济集团”的利益,刺激美国国父们采取行动制定1787年联邦宪法。参加费城会议的代表们来自美国的精英阶层,大都担任过政府要职、又受过高等教育,还是经济精英。他们反对世袭君主政体和封建贵族统治,同时也反对全民民主;他们一致同意政府的基本目标是保护私有产权和自由,大众在选举决策人物时只能发挥有限的间接的作用;他们旨在限制政府权力的种种制度设计,旨在保证政府不对私有财产构成威胁,对政府权力相互牵制、平衡和“分割”的设计旨在阻止政府被大众基于多数原则所控制,民众也难以使政府对公共政策负责,“共和政体就是人民群众把各种权力委托给少数人”。

   尽管《独立宣言》、1787年联邦宪法和各州相继修改的宪法都承认人民是主权拥有者,但实际上一个人获得选举权要受到种族、财产、性别等各种严格的限制,所谓的人民代表性存在巨大的局限性。因此,制宪会议、成文宪法和公民批准等使这个新国家赢得其合法性地位的民主构成因素的全民性遭到了批评,被比尔德认为是“希望从中获得利益的一个经济集团的产物”。

   捍卫私有产权和自由、限制民众参与政府、确保权力由精英阶层掌控才是联邦宪法所确立的共和政体的基本共识。基于这样的共识,实现的是精英的共和,而非人民的统治;相反,人民的实质性政治参与被各种宪政制度设计所限制了。

   (三)先进的政治参与和传统的政治体制

   自1619年弗吉尼亚立法会议开始,尽管对选举权资格进行了苛刻限制,北美各殖民地相继建立了资产阶级代议制。美国独立之后,选举以及公众参政的其他形式迅速发展起来,拥有公民资格的人群也在逐步扩大。如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发现的,在美国选举的原则是普遍适用的,美国公众政治参与的扩大显然领先于欧洲大陆和英国等国家。

   但是,亨廷顿认为,20世纪的美国政治制度比同时期的英国政治制度更接近16世纪的都铎政体,在权威的合理化和结构的分离方面落后于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例如,绝对的地方主义和议员主要效忠各自选区等在美国根深蒂固,而欧洲的国会议员往往被要求成为共同利益的代表。

   当然,这种先进的政治参与和传统的政治体制并存的格局植根于美国和欧洲大陆的差异:19世纪开始,欧洲大陆的战争、社会冲突、社会革命等绵延不绝;美国地处“东西是大洋、南北无强敌”的北美,加上美国在南北战争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社会流动性和工人待遇都优于欧洲,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安定,德国学者桑巴特(W.Sombart)将其总结为美国人之所以排斥社会主义的“美国例外论”。甚至有人认为“美国精神在意识形态上替代了社会主义”。

   正因为美国的“例外性”,亨廷顿认为,对于那些必须打破传统秩序的社会,美国政体没有参考价值。即便美国有着“例外性”,但20世纪的美国也和欧洲大陆一样,卷入到公民权的斗争洪流之中,建国之初建立的精英共和政体逐渐向“大众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

   二、演变:公民权斗争与“大众民主”的异化

   19世纪末,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但是,开国元勋杰斐逊曾设想的人人都有产权的理想国并没有实现,贫富悬殊和社会分化等问题却极其严重。与公民权斗争紧密关联的各种社会运动兴起,在内外压力的同时作用下,美国逐渐向“大众民主”政治转变。与此同时,美国的统治精英通过各种制度设计和理念灌输,将“大众民主”变为形式,而保障精英政治的实质不变。

   (一)围绕公民权的斗争

   “主权在民”之说里的“人民”(people),其概念被抽象化了,但是“人民”(people)是由具体的人(person)组成的,具体的人存在种族、性别和阶层等多重差异。于是,围绕谁能够享有公民资格以及公民权利的范畴应该涵盖哪些内容,自建国以来,美国就开启了绵延不绝的公民权斗争。

   建国之初,只有“公民”才能享有政治参与权,但公民资格和公民权利的界定由各州自行决定。19世纪30年代,美国白人男性已经拥有了普选权。直到1861年南北战争发生,以1790年“联邦(公民)归化法”、1831年“切落基部诉佐治亚州案”判决、1857年“司各特案”判决等为代表的一批国会法律和最高法院判决,对生而平等的“所有人”进行了严格的种族限制,即印第安人和黑人等有色人种没有资格成为美国公民。此外,许多州的法律规定禁止妇女拥有财产,一些州通过修改州宪法剥夺了自由黑人的投票权。在这个阶段,白人男性对公民权利的享有是以对妇女和有色人种权利的剥夺为基础的。

   这种公民资格的种族和性别排斥,旨在将种族矛盾和性别矛盾而非阶级矛盾作为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预设是,盎格鲁-新教文化是美国社会的共识,虽然种族矛盾本质上是阶级矛盾,但是将与公民权斗争相关的各类社会政治冲突用其他分析框架去解释,如种族矛盾或性别冲突以及后来的利益团体竞争等,有利于回避阶级话语。

以1866年民权法、1868年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1870年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等为代表的系列法律的颁行,标志着对联邦公民资格的种族和肤色限制在法律层面被废除了。然而,这并不是有色人种进行公民权斗争的成果,而是为了发展工业资本主义,废除与南方种植园经济紧密关联的奴隶制度的产物。1882年的《排华法案》也表明公民资格的排斥性规定在美国仍然根深蒂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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