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南枝:美国的文化认同冲突和社会不平等性

——种族矛盾的文化与社会源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5 次 更新时间:2021-03-28 09:46:19

进入专题: 文化认同   文化多元性   经济全球化   社会分裂      

魏南枝  

  

  

   摘要:文化与社会总是处于互动之中,美国政治文化将种族矛盾作为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自建国以来,盎格鲁—新教文化长期被视为美国文化认同的核心,但是该文化的同质性要求使其社会包容性不足,与美国的多元社会构成和族裔不平等存在张力,形成了建设“文化大熔炉”理想和种族歧视实践之间的冲突,种族矛盾成为美国社会的痼疾。20世纪民权运动之后,主张族裔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成为新的“政治正确”标准并占据主导地位,但并未有效解决美国的种族和族裔不平等问题,相反产生了新旧文化认同之间的冲突,不同形式的种族矛盾时有发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导致美国各族裔内部的贫富悬殊、社会分化、阶层固化等问题日益凸显,“选举导向”之下的两党政治从不同角度放大甚至炒作种族矛盾来掩盖、缓解或转移社会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压力,试图以种族骚乱等形式来释放社会不满。此外,美国的人口和族裔结构变化等因素加剧了上述新旧文化认同冲突。

   关键词:文化认同;文化多元性;经济全球化;社会分裂  

  

   “如果把人类的生活比喻为一枚硬币的话,那么一面是‘社会结构’,另一面就是‘文化’。”美国社会文化应当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锚?还是应当坚持“美国的多元传统塑造了它的多维文明”?前者以“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所主张的美国文明性质应当单一、否则必然产生内部文明冲突的观点为代表,后者以卡赞斯坦在《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一书中所主张的美国自身历史进程就是由多元文明形式、多元文化传统和多元实践组成的观点为代表。

   诚然,作为一个多种族的移民国家,种族矛盾和与其相关联的文化认同冲突是美国与生俱来的问题,加上被视为美国主流社会文化源流的盎格鲁—新教文化社会包容性不足,种族矛盾长期以来被美国政治文化视为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虽然种族矛盾本质上是阶级矛盾,但是美国的公共话语倾向于用种族和与种族相关联的文化等多重因素分析来解释个人的物质和社会成就(或失败),用财务安全和向上流动的美国梦等概念将社会不平等进行合理化,用族裔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等试图缓和种族矛盾……近年来,美国的经济和政治权利分配正在发生根本转变,社会阶级结构表现为各种族、族裔之间和各种族、族裔内部的不平等性都在恶化,然而从阶级角度分析社会问题一定程度上仍是美国社会的禁忌问题。

   基于这样的认知,美国社会日益增强的不平等性正在加剧与种族矛盾紧密关联的文化认同冲突,例如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运动通过各种抗议表达他们对多元文化主义侵蚀美国文化认同的担忧。弗洛伊德事件引爆全美大规模反对种族歧视和暴力执法的抗议示威骚乱,反对美国系统性种族歧视、“黑命贵运动”(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和白人至上主义运动相对抗所代表的文化认同冲突等成为2020年的美国社会焦点。

   当前美国社会的种族矛盾不再局限于白人与有色人种、特别是非洲裔之间的冲突,而是出现白人内部基于不同文化认同而相互对抗的新情况;种族矛盾焦点不再局限为各族群之间的权利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问题,而是也聚焦于美国文化认同的内部撕裂——捍卫盎格鲁—新教文化主体地位的美国传统文化认同与文化多元主义二者之间的对抗。本文从历史维度出发,分析为何今天的美国用种族矛盾释放社会不满、用文化认同冲突掩盖经济社会不平等。

  

一、文化大熔炉:社会包容性不足

   作为移民社会,美利坚民族是“一个由异质性人口所构成、规模庞大、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民族”。这样一个社会的自身性质或者精神内核是什么?一般认为,是新教徒的、大部分拥有盎格鲁—撒克逊背景的白人中产阶级所拥有的文化模式。

   但是美国社会自殖民地时期起就是跨民族、跨种族的,有白人、非洲奴隶、印第安人和其他人种等之分,即使在欧洲裔白人内部也存在英裔、德裔、法裔、爱尔兰人、北欧人、斯拉夫人(东欧人)和南欧人等的区别。基于这样的非同质性人口与种族构成,美国文化内部的多元性甚至冲突性是与生俱来的。种族之间和宗教之间的不宽容和歧视等现象是美利坚这片土地上的常态,并被视为根源于“欧洲人没有文化多样性或宽容的传统”。因此,美国社会的同化问题长期以来与种族问题交织在一起,并且二者的紧张关系持续至今。这种紧张关系显然既不利于塑造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美利坚民族,也不利于形成对美国的国家认同。

   有别于欧洲,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自身开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看到了美国区别于欧洲的特性,即“没有封建传统”;但是,“北美的发展是在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起步的,在那里这种发展异常迅速”,也就是说,美国虽然区别于欧洲,但是与欧洲已有的历史发展是有着各种联系的。

   恩格斯将美国视为“没有传统的(宗教传统除外),从民主共和国开始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他所指的传统主要指欧洲的封建社会传统,而源自欧洲的文化(宗教)传统是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关键所在。新英格兰地区诚然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主,但是其他北美地区的殖民者由于其来源的多元化,受到更多不同宗教派别的影响,北美大陆成为包括天主教和犹太教等不同教派教徒的宗教避难所,甚至有分析将美国的文化构成分为从政治到社会价值观等各方面存在差异性和竞争性的11个区域。显然,盎格鲁—新教文化当时并不具有唯一性和当然的正确性。

   美国文化相当程度上传承自欧洲文明,但是美国文化并非欧洲文明的一部分,这种微妙关系的形成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美国的分析进行理解:“除了移居到那里去的个人而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自发形成的前提,而这些个人之所以移居到那里,是因为他们的需要与老的国家的交往形式不相适应……”这种“不相适应”决定了美国需要以某种文化来标识其“美国特性”,也就是说赋予这种文化当然的正确性。

   但是,为何以亨廷顿为代表的美国主流社会将17世纪和18世纪美利坚早期定居者的盎格鲁—新教文化视为“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或者美国的“根本特性”?亨廷顿甚至将这种“美国信念”视为美国文化认同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哪怕将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后裔在美国人口中的比重很小,只要绝大部分美国人认同这种“美国信念”,美国就能够长久地保持其为美国。对此的解释众说纷纭。

   帕特南认为,盎格鲁—新教文化所具有的“扬基精神”强调机会平等信念,有利于弥合美国建国之前就存在的内部区域文化差异,将交汇在此的各种文化进行融合以形成对美利坚民族和美利坚合众国的认同。当然,这种认知忽视了所谓“机会平等”不过是欧洲裔白人的特权,因为当时的印第安人和非洲奴隶连信奉机会平等信念的资格都没有。

   迈克尔·曼认为,谋杀性种族清洗,撕裂原住民、非洲奴隶和异质性种族移民所具有的旧群体和固有文化特质等,是建立起美国这一“现代民族民主国家”(nationalist democratic state)的政治民主化潮流的结果。因而以构建一个“纯净的基督教乐土”为由大量屠杀印第安人的新英格兰地区代表的“扬基国”(Yankeedom)所信奉的盎格鲁—新教文化,成为后来美国国父们的精神信条。

   马克斯·韦伯认为,盎格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具有一致性。他将美国视为“获得了最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形态与盎格鲁—新教文化之间密切相关的巨大范例。与亨廷顿不同,后者理想主义地强调胸怀“上帝选民”的使命感、到北美新大陆寻求宗教自由的“五月花”号盎格鲁—新教徒们所具有的精神追求的作用,而马克斯·韦伯将美国梦的两个方面,宗教自由梦和发财梦结合起来了。发财梦对于大量探险者来到北美大陆所具有的强大吸引力,因为这两种梦想事实上同为美国的立国传统,发财梦与资本主义立国的美国具有精神上的内在契合性。

   费孝通发现:“他们是流动的人民,最初从别的大陆移到这个地方……在这些人,只有祖国没有家乡……攀登成了美国人特有的性格;上升,上升,不肯停留在一个地方或是一个地位上……”正因为美国人要求“不断上升”和崇尚“成功”,所以吸引世界各地的移民的美国梦,强调在机会平等之下、人人皆可通过自我奋斗而获得成功,追求个人自由(新教伦理)和物质财富(发财梦)可以互洽,而这种梦想和信念显然源自盎格鲁—新教文化。

   两种梦想理论上可以互洽不意味着在实践中长期互洽。早在美国建国之前部分欧洲移民的行为就已经证明,对他们而言,追求发财的现实主义在实践中比恪守盎格鲁—新教文化的理想主义更有吸引力,“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却抛弃了教会和圣餐仪式,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新世界得到尽可能多的土地和行动自由”。而建国后的美国,“宣讲福音本身,基督教的教职,都变成了商品,破产的商人讲起了福音,富起来的福音传教士做起了买卖”。

   这表明,美国“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对立仅仅表现为隐约不明的因素”。这些隐约不明的因素,使得从南北战争、镀金时代、进步时代、两次世界大战到今天以经济民族主义体现的逆全球化思潮等,发财梦和(宗教)自由梦两种梦想始终处于既有合力又有张力的复杂关系之中。而二者紧张关系的加剧,是今天美国对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不断膨胀的资本权力缺乏有效监管和制约、社会不平等性和文化认同冲突恶化的基础性原因之一。

   那么,为何被奉为“美国信念”的盎格鲁—新教文化未能使美国的资本主义保持其理性资本主义特点?也未能实现“文化大熔炉”(cultural melting pot)目标、避免美国陷入分化和衰落的危险之中呢?不妨回到盎格鲁—新教文化自身及其在美国建国以来地位变迁的历史进程来进行探讨。

   最初美国独立战争带有保守色彩,只是寻求与宗主国英国之间建立一种理性、合理和互惠的关系;但是,随着战争逐渐走向寻求独立,北美殖民地的人们逐渐形成了对美利坚民族的认同。构建美利坚民族认同的过程就是盎格鲁—新教文化逐渐被树立为美利坚民族文化基础的过程,特别是大觉醒运动之后所强化的美利坚民族作为“上帝选民”命运一体化的概念,美国国父们也是以该文化作为宪政制度设计的思想基础。

   美国建国后相当长时期里,为了确保代表盎格鲁—新教文化的白人的主体地位,“种族—文化”分类是美国政治的核心内容之一,获得公民资格所要求的肤色、财产和宗教认同等要求本质上是将公民身份作为一种特权而不是普遍性权利。

   例如在美国建国之初,这些种族歧视制度将居住在美国的人们清楚地分为两种:一种是定居者和移民(白人),另一种是原住民美国印第安人和来自非洲和亚洲的有色人种。又如建国初期的美国公民身份排他性规定具有多重性:不仅基于种族,还基于财产性和性别要求等多种要求。所以,享有公民身份的局限于占当时美国很少一部分人口的欧洲裔白人男性有产者,例如1789年第一次美国总统选举只有4%的成年人投票。建国之初享有公民身份的绝大多数欧洲裔白人男性既是新教徒、又是资产(财产)所有者,他们认同联邦宪政根基、认同“上帝给了所有人以自由”的美国信念。

美国在建国前就已具有多种族多族裔社会的特点,其结果是多元文化的并存:盎格鲁—新教文化所代表的“美国信念”能够为当时占人口绝对少数的部分美国公民所认同,却并不当然地能够被其他群体所接受,甚至直到南北战争之后才逐渐成为基本共识。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国名的意思,从汉语解读就是“合众为一”,即针对其多种族社会构成和多元文化格局,基于某种统一的“美国信念”或文化认同进行文化自觉意识和同质性文化的构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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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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