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泽波:论阳明心学存在的偏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7 次 更新时间:2022-05-31 01: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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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泽波  

  

   摘要:与西方流行的感性、理性两分结构不同,孔子思想内部为三分结构,除欲性外,仁性和智性都是道德的根据。阳明心学的基础是“心即理”,这个“心”是良心,属于仁性的范畴,阳明于此多有推进,纠正了朱子学理的缺失,这是其功;但主张“良知之外更无知”,把格物致知完全纳入心学系统中,等于否定了智性的作用,这又是其过。这一缺陷直接引出“良知具足”的观念,构成其学理上的失误。阳明思想有此失误,源于未留意孔孟心性之学存在的分歧,以为顺着孟子的思路走便是得了孔子的真传,其结果自然会陷于一偏了。

   关键词:儒家生生伦理学;王阳明;仁性;智性

  

   阳明心学在历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影响远播海外,近年来更是被视为儒学正宗,重新升格为显学,甚至被尊为儒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儒家生生伦理学对阳明研究中的这种倾向一直十分关注。与西方感性、理性两分模式不同,孔子思想内部是欲性、仁性、智性的三分结构,其中仁性和智性都是成德的根据。阳明心学只是沿着仁性一路发展,尽管于此多有推进,但忽视了智性的作用,故存在偏颇。本文就此作一些分析,以期引起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一、阳明心学的学理基础是仁性

   如所周知,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是“心即理”:

   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达之处;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所以谓之不知义也。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王阳明全集》,第42-43页)

   当时人们广受朱子思想的影响,于心外求理。阳明批评这与告子“义外”说无异,正确的做法当向内心去求。人只有一个心,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切不可外心以求仁、求义、求理,否则必然导向知行为二。阳明立言的根基就在讲明这个“心即理”的道理。《答顾东桥书》再次阐发了这个道理:

   夫析心与理而为二,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之所深辟也。务外遗内,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谓而然哉?谓之玩物丧志,尚犹以为不可欤?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王阳明全集》,第45页)

   此书写于1525年,距阳明过世只有4年。阳明不同意朱子学说,关键在于“义外”与“义内”之别。在他看来,朱子学理将心与理分离开来,务外而遗内,看上去条理有序,实则是玩物丧志,与孟子思想不合。与此不同,阳明以良知为根基,强调吾心之良知就是天理,致此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为致知,事事物物得其理为格物。这种义理最大的合理之处就在于可以保证心与理和合为一,不再分离。

   强调“心即理”是阳明心学的核心,这是学界共识,但如何评价这一思想核心,则大有讲究。与时下阳明研究的一般做法不同,笔者一直坚持主张孔子思想内部是欲性、仁性、智性三分的结构,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这就是三分法。在三分法中,欲性大致相当于西方哲学中的感性,智性大致相当于西方哲学中的(道德)理性,尽管这两个方面儒家思想也有自身的特色,但与西方的感性和(道德)理性大致可以对应起来。儒家学说最特殊的部分是多了仁性。我们过去往往习惯于把仁性和智性混在一起,统称为(道德)理性,但如果细加分析,则不难看出,二者在内在还是外在、既成还是未成、直觉还是逻辑、包含情感还是不包含情感等方面,有着非常大的不同。阳明的良知来自于孟子的良心,孟子的良心又来自于孔子的仁,无论是孔子的仁、孟子的良心、阳明的良知,按照三分法的划分,都属于仁性。阳明思想曲折万千,悟道不易,但说到底,则是在朱子之后,纠正了其学理的偏向,将学理根基重归仁性。将阳明心学的学理基础定位为仁性,是儒家生生伦理学的始发点。

   二、阳明心学中智性的位置

   证明阳明心学的学理基础是仁性并不困难,难的是证明其学理中没有智性的位置。按照三分法的界定,智性是通过学习认知而成就道德的一种能力。在这方面我们会遇到很大的挑战,因为哪怕作最简单的检索也会看到,阳明并非不讲学习,不讲认知,相关论述随处可见,如:

   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同上,第87页)

   问:“读书所以调摄此心,不可缺的。但读之之时,一种科目意思牵引而来,不知何以免此?”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总有累亦易觉,克之而已。且如读书时,良知知得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同上,第100页)

   这两段都与读书有关。头一段讲,古人教学主要是教以人伦,所以今天教育儿童,当以教之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首务。由此可见,阳明并不反对读书,只不过是强调读书须以“开其知觉”为目的罢了。次一段讲只要良知真切,做举业亦无妨,是非都在心内。且如读书,良知自知强记之心不是,即可克之。因此,“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丝毫没有否定读书的意思。

   尽管不反对读书,但阳明并不重视读书学习对于成德的意义。讲不讲读书学习是一回事,重不重视读书学习对于成德的作用是另一回事。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材料,是阳明对《大学》“格物致知”的解读: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王阳明全集》,第6页)

   “格物致知”是《大学》的重要思想,按照朱子的理解,“格物”是到事物之中探求事物之理,“致知”是推极自身知识到达极限。阳明不同意朱子的这种理解,认为格物之“物”当指“事”,意之所发为事,如意之所发为善,这种善即是事;格物之“格”当指“正”,格物即是正事,“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这样,阳明就将《大学》作出了新的诠释,将其归到了自己的学理系统之中,否定了读书学习对于成德的独立意义。

   因为不将读书学习作为成德的重要条件,阳明特别喜欢孟子“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的说法,反复申说:

   君子学以为己。成己成物,虽本一事,而先后之序有不容紊。孟子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诵习经史,本亦学问之事,不可废者。而忘本逐末,明道尚有“玩物丧志”之戒,若立言垂训,尤非学者所宜汲汲矣。(同上,第192页)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出自《孟子·告子上》第十一章。孟子强调,仁即是人心,义即是大道。为学最重要的是求其放心,把丢失的道德根据找回来。有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放着大道不走,丢了良心不求,这是非常可惜的。孟子这一说法虽然有很高的学理价值,影响很大,但根据儒家生生伦理学的判断,其实并不全面。孔子思想除了仁性外还有智性,除了尊仁外还要重礼,而礼是外在的,不学习就不能知道,怎么能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呢。阳明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他看来,诵习经史虽然也是学问之事,不能废弃,但不能忘本,不能“玩物丧志”。道德根据就在自己内心,如果耽搁于文字,只能做个无知无觉不识痛痒之人,书读得再多也没有用。

   另一段也是此意:

   是故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虽至于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学者,学此者也;审问者,问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辩者,辩此者也;笃行者,行此者也。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同上,第239页)

   君子之学最重要的是求得自己的良心,博学是学此,审问是问此,慎思是思此,明辩是辩此,笃行是行此。心外再无事再无理,更无学可言。阳明如此讲,虽然有强调读书学习必须落在成德之上,不能成为空学问的用心,但反复引用“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之语,将学问之道完全落在求放心之上,等于否定了读书学习的独立作用,未能处理好读书学习与求其放心的关系。

   阳明这一立场对其学理有重大影响,致使在两个方面留下了瑕疵。一是未能合理处理见闻之知与良知的关系,否定了见闻之知的意义: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大抵学问功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王阳明全集》,第71页)

   这里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看法:良知不由见闻而有,不滞于见闻,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皆由良知而来。照此讲法,见闻之知完全依附于良知之上,没有独立的意义。然而,根据三分法,良知属于仁性的范畴,虽然非常重要,但只是道德根据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人还有智性。智性是人的学习认知的能力,这种学习认知即与见闻之知相关。如果把见闻之知完全落在良知上,等于取消了智性,这对于成就道德显然是不利的。

   二是未能合理处理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把道问学完全拉到尊德性系统之中了:

   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静以尊德性诲人,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问学作两件。且如今讲习讨论,下许多工夫,无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岂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问学?问学只是空空去问学,更与德性无关涉?如此,则不知今之所以讲习讨论者,更学何事!(同上,第122页)

   他人问如何看待“尊德性”。阳明的回答很干脆,“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意即道问学必须置于尊德性的范围之内。阳明由此批评朱子将尊德性、道问学分作两件。正确的做法是将道问学作为尊德性的工夫看待,道问学不能脱离尊德性,一旦脱离了,便是空学问。道问学不能离开尊德性这个基础,这自然是对的,但道问学有没有独立的意义,有没有独立的作用?这是必须认真对待的。

   因为这样处理见闻之知与良知、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关系,阳明有下面的说法,就不足为怪了:

   良知之外,别无知矣。(同上,第71页)

   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为学者,异端之学矣。道丧千载,良知之学久为赘疣,今之友朋知以此事日相讲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欤!(同上,第218页)

“良知之外,别无知”,“良知之外,更无知”,实是惊人之语。这种说法可作两种解释:一是良知是唯一的道德根据,是唯一的“知”,除此之外,不需要其他的“知”;二是良知已包含“智性”之知,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知”。我倾向于第一种解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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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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