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天堂杭州的历史沿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6 次 更新时间:2022-05-24 01: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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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 (进入专栏)  

  

   我1945年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的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祖籍是绍兴。1950年初,父亲带着不满五岁的我回绍兴,往返都途经杭州,并住过两三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座城市,至今印象中还有当年的拱宸桥、城站(火车站)、钱塘江大桥、六和塔、西湖、灵隐寺、岳坟等。上学后有了些地理知识,知道杭州是浙江省的省会城市,省长周建人是鲁迅的弟弟,他们又都是我们绍兴人。还有浙江大学,听说中学老师中有读过浙大的,小学生是没有机会认识的。大人们提得最多的还是上海,去得最多的也是上海,连我的父母也先后去上海谋生,在稍能安居后就将我迁至上海上学。不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却是镇上人普遍认同并不时提及的,所以这也是我自幼形成的印象。

   重访杭州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成了大学教师,当了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的助手。先师祖籍嘉兴,但谭氏的祖坟在杭州灵隐寺后的山上,先师少年时每年都会随族人去杭州扫墓兼游玩。1946年他随浙江大学复员杭州,家住长寿路1号,到1951年秋转复旦大学任教。1940年3月他应聘到播迁贵州的浙江大学,与浙大的不少教授共事十年,患难与共,感情深厚。几次陪他去杭州开会、作报告或主持答辩,只要稍有余暇,他都会访友怀旧,谈及往事,有不胜今昔之感。二十多年来,我虽未在梅家坞品新茶、在虎跑汲泉水,但每年都少不了有友人馈赠的上品龙井,或在湖畔居楼上饮茶,连在东航航班的万米高空也能享受我预订的龙井茶水。我也曾在西湖畔小住,孤山间探梅,阮公墩夜游,河坊街观光,文澜阁访书,西泠社读碑。近年有机会泛舟西溪,更觉别有一番滋味。还有频繁的各种会议、论坛、讲座、报告、课程,拜动车、高铁、高速公路所赐,往往当天往返而有余,怪不得已有人大胆预测,杭州会与上海连成一片。

   尽管我一直在体验“天堂”的生活,但明白“天堂”的来历,还是在从事历史地理研究之后,特别是读了先师的相关论著后。

   杭州被称为“天堂”至少有千余年时间了。但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朝,杭州一带不过是南方一个普通的县,在中原人眼里还相当落后。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出游时“过丹阳(今安徽当涂),至钱唐,临浙江”(见《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个“钱唐”就是杭州的前身,在今杭州城区西湖以西北灵隐一带,而“浙江”就是今天的钱塘江。一个聚落从形成到成为县城是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由此可推断,钱唐这个聚落的出现还会更早。

   但是从秦汉到南朝这八百多年间,钱唐一直默默无闻,甚至还不如周边的其他县。这是由于钱唐虽位于钱塘江边,却已经临海。那时钱唐以东的土地还没有成陆,今天的杭州湾也尚未成形。连接钱塘江两岸的渡口在钱唐的上游今富阳一带,因此钱唐并不处于主要的交通线上。今天的杭州城区,很多地方也没有成陆,钱唐是一个山中小县,到自己辖境内的交通也不方便,怎么可能得到发展?

   钱唐之停滞落后,还与江南的人文地理格局有关。春秋时吴越相争,双方的都城和中心分别在吴(今江苏苏州)和会稽(今浙江绍兴)。到战国时越国灭吴国,越又迁都于吴。楚国奄有江东后,吴离楚国的都城寿春相对较近,晚期又是执掌楚国大权的春申君黄歇的封地,继续维持着地区中心的地位。因此秦朝设会稽郡,辖境虽包括钱塘江流域和山阴县(原越都会稽),重心还是在北部,郡治也设在吴县。西汉的会稽郡治所一直在吴县,尽管武帝灭东越、闽越后,会稽郡名义上的辖境已扩大至今福建省。东汉期间会稽郡一分为二,北部的吴郡沿用吴县为郡治,南部的会稽郡以山阴县为治所。处于二者之间的钱唐还是没有发展的机会。

   除人口分布、开发过程和历史渊源等因素外,主要还是钱唐在交通和区位上的劣势阻碍了其发展。无论是首都长安、洛阳,还是原来的郡治吴县和以后的扬州刺史部驻地历阳(今安徽和县)都在北方,与钱塘江南的陆路交通都不方便,反是由沿海到山阴的海路更加便捷。直到东汉末年,中原士人南迁避乱,相当一部分人还是由海路直驶交州(今越南北部),或者由会稽入海南下的。

   东晋、南朝以建康(今南京)为首都,钱唐离政治中心的距离大为缩短。“今之吴、会,昔之三辅”,钱唐所在的会稽郡已如汉代的“三辅”(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三个中央直属行政区)之于首都长安一样,成为建康的近畿之地。但会稽郡的治所还是在山阴,而离建康更近的乌程(今浙江湖州)已成为吴兴郡的治所。由建康而南的移民沿太湖西的丘陵地带扩展,在东晋和南朝期间新建了好几个县,并越过钱唐向南、向东发展,僻处山中的钱唐并未受益。

   开皇九年(589)隋灭陈,改钱唐郡为杭州,从此有了“杭州”这个名称。当年将郡治迁至余杭,第二年又迁回。到开皇十一年,杭州和钱唐县都迁治至柳浦以西,即今凤凰山麓的平原,有了充足的发展余地。隋灭陈后,将六朝都城建康城“平荡耕垦”,彻底毁灭后变为农田,将原来在建康的扬州治所迁至广陵(今江苏扬州)。以后才在石头城置蒋州,恢复了丹阳郡,但只辖三个县。而在杭州建的余杭郡却辖有六县,在江南地区的地位相对提高。

   更大的机遇出现在二十年后,隋炀帝开江南运河,由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即杭州改称),长八百余里。江南运河是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的一部分,由京口过长江,通过邗沟连接淮河,由通济渠可至洛阳,向西经广通渠可达长安,向东北由永济渠可达涿郡(今北京)。在一个以水运为主的时代,杭州成为大运河系统的起讫点,可以连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水系,到达首都及其他重要城市,杭州在全国的地位显著提高。

   据《乾道临安志》记载,唐初的贞观年间(627—649),杭州的户口已有十一万人。到唐朝中期,杭州已被称为“东南名郡”,白居易更将杭州列为江南第一,“江南列郡,余杭为大”。杭州的繁荣得益于唐朝发达的海上和内河贸易,成为与广州、扬州齐名的通商口岸。而促使杭州城市人口增加和城市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居民的饮水困难得到有效的解决。由于杭州城所处的平原处于江海之交,有些地方成陆未久,地下水咸苦不能饮用,只有在山麓地带凿井方可获得甘泉,因而水源不足。唐大历年间(766—779),刺史李泌在今涌金门、钱塘门之间分别开了六个水口,引西湖水入城,形成六个井。白居易任刺史时又加开浚,使城市有了充足的饮用水源。本来杭州在夏秋之际易发生干旱,影响农业生产,白居易在西湖筑堤,利用湖水灌溉农田千余顷。白居易还写了不少题咏西湖风景的诗篇,如《湖上春行》《春题湖上》《余杭形胜》诸诗。离任后,还不时追忆怀念,写下了《留题天竺灵隐》《西湖留别》《九日思杭州旧游,寄周判官及诸客》《忆杭州梅花,因叙旧游,寄萧协律》《答客问杭州》等篇。随着这些名作的流传,西湖的美景名闻天下,逐渐吸引四方文人雅士和游客。到北宋时,苏轼两次任职杭州,写下更多佳句名篇。“杭州巨美,自白(居易)、苏(轼)而益彰”,这两位地方官兼诗人对杭州的贡献实在不小。

   唐末五代时期中国陷入战乱分裂,杭州却获得意外的机遇,发展更上一层楼。907年,钱镠称吴越王,以杭州为都城。吴越国传了七十一年,其版图最大时不仅包括今浙江全省,还拥有今上海市和江苏苏州市境,南至今福建福州。此前钱塘江是浙西、浙东的分界线,江两岸分属不同政区,浙西的中心在今苏州,浙东的中心则在今绍兴,杭州的地位还不能与它们比肩。自钱氏将浙西、浙东合为一体,国都杭州自然成了共同的中心。持续的战乱还使国内其他重要城市,如长安、洛阳、扬州等受到毁灭性破坏。南唐的都城金陵(今南京),由于后主李煜没有向宋朝主动归降,亡国后残破不堪,到北宋时只留下“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而吴越由于主动效忠,纳土归降,杭州秋毫无损,笙歌依旧。

   至唐朝后期,江淮财赋已成为朝廷的经济命脉。包括杭州在内的江南地区的经济实力虽已超过北方,但地方的赋税收入全部上缴朝廷,几乎没有给当地留下发展的余地。吴越国既得免于战祸,又摆脱了对中原朝廷的赋税负担,能够大规模兴修水利,疏浚河道,设置闸堰,建筑江堤海塘,为农业稳产高产创造了条件。杭州作为都城,获益最多。如杭州东南滨海地区以往常被潮水淹没,而防海大塘是土筑,年久失修。钱镠时用巨石大木重筑,自六和塔至艮山门,称为捍海塘,使杭州城脱离海潮之患。又在杭州北郭建有清湖等堰,江干有浙江、龙山二闸,城东有大小二堰,这些闸堰调节江湖运河间的水流,控制水量,兼顾水运水利。北宋端拱年间(988—989)在杭州设置管理海运的衙门市舶司。此前全国只有广州设有市舶司,而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今福建泉州)和密州(今山东诸城)置司都还在其后,杭州显然得益于水利建设形成的通海优势。

   北宋期间,杭州的地位已上升至“东南第一州”。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发展,天圣(1023—1031)、熙宁(1068—1077)间,杭州所收商税、酒曲税居全国第一,比首都开封还多。苏轼说:“天下酒课之盛,未有如杭者。”显然并非夸张。

   北宋亡后,高宗赵构于建炎三年(1129)从扬州渡江,到达杭州后即升杭州为临安府。至绍兴八年(1138)以杭州为行在所(皇帝在首都以外的驻地),正式确定为临时首都,直到德祐二年(1276)元军灭宋入城。这一百三十八年间,杭州从“东南第一州”跃居南宋的“天下第一州”,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最繁华的都市。杭州市区已扩大到城外,就在定都三年后的绍兴十一年,都城以外人烟繁盛,南北已距三十里,为此设置了右厢公事所。乾道三年(1167),因城东西户口繁伙,警逻稀疏,分别设置东西厢都巡检使各一员。到了宋元之际,“杭州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城外的居民比城内的还多,所占范围比城内还大。大街上的买卖昼夜不绝,半夜三四更时游人才逐渐稀少,到五更钟鸣,卖早市的已经打开店门。到近代还是西湖风景区和乡村湿地的天竺、灵隐、西溪,远至安溪、临平,当时都是城区,民居、商铺与寺观错杂,陆游诗中“西湖为贾区,山僧多市人”“黄冠(指道士)更可憎,状与屠沽邻”就记录了这种现象。北宋时杭州已号称“十万余家”,《梦粱录》称南宋时“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应接近事实。《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虽不无夸大,但当时的杭州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是毫无疑问的。

   南宋杭州还产生了一种文化史上的特殊现象——方言岛,即在吴方言区的包围之中,杭州城区却流行以河南话为基础的北方话,直到今天还有遗存。宋室南渡后,大批北方移民南迁,由于一百多年间没有返回故乡的机会,就此在南方定居。杭州作为临时首都,不仅定居着皇室、官员、将士,也吸引了大批士人、商贾、僧道和流动人口。很多原在开封的店铺、娱乐场所、寺观也纷纷在杭州重开,其中不少人就迁自开封。尽管开封人与其他北方人在杭州居民中未必占大多数,但由于这些上层移民及其后裔拥有权力和财富,掌握着主流文化,不仅他们自己继续讲北方方言,而且促使原住民,特别是必须为北方移民服务的人及城内的其他居民学讲北方方言。年深日久,杭州成了北方话的天下。南宋亡后,北方话在杭州风光不再,却根深蒂固,流风余韵至明朝犹存。直到今天,杭州方言中的儿化音还很明显,如小丫儿(小孩)、黄瓜儿等。

特别幸运的是,到元朝灭宋时,蒙古统治者已经认识到农业文明和汉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元世祖忽必烈在事先颁发的《平宋诏》中已要求保护农商,维持民生。加上南宋皇室在元军逼近时主动投降,杭州没有受到什么破坏,在元朝依然保持着昔日的繁盛,因而被马可·波罗惊叹为“天城”“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至元二十一年(1284),江浙行中书省的省会由扬州迁至杭州,辖境包括今浙江、福建二省与江苏、安徽二省的江南部分和江西省的鄱阳湖东部分,杭州依然是东南第一州和全国最大、最繁华的城市。由于元朝时海运畅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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