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跃:论中国古代“大一统”内涵的发展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 次 更新时间:2022-05-13 22:5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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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跃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大一统”思想孕育产生,其内涵是政治一统与“华夷有别”。自秦以后,疆域一统和“华夷分治”成为汉至明时期“大一统”思想的内涵。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华夷互动加速,强调“入华”为“正统”。隋唐时期则偏重于“华夷一尊”。五代宋辽金元时期“华”弱“夷”强,“大一统”的内涵更强调“合九州居正统”。明朝在民族观念上趋向保守,更强调“华夷之辨”和“内外之别”。清朝对“大一统”进行全新的阐释,突破了此前的“华夷之别”和“内外之别”,突出华夷一体、中外一体和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从而实现了“大一统”思想的重大突破。

   关键词:“大一统” 华夷之辨 中华正统 华夷一体

  

   “大一统”“是一种向心力,是一种回归的力量”,是中华文明绵绵不绝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自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提出后,“大一统”思想成为影响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因素。

   由于“大一统”思想如此之重要,学界对“大一统”问题予以较多关注。从哲学和思想史角度探讨儒家思想“大一统”的有:葛志毅指出“大一统”的本意是《春秋》“尊王”之义,凸显政治一统。葛荃认为“大一统”政治主旨,即要张大君权一统天下,并分为等级理论、君臣理论、君统传延和华夷之辨四个方面。刘家和认为《公羊传》“一统”中“一”的含义是要从“头”、从始或从根就合多为一。黄朴民认为董仲舒突出了“大一统”思想的神圣性与合理性,何休则把巩固集权统治机制作为“大一统”的中心内容。杨向奎认为“大一统”思想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要素在内的实体,而文化的要素更占重要地位。路高学指出先秦儒家“大一统”思想的核心是以“一”为代表的王道秩序。马卫东认为“大一统”包含“天子至上的政治认同、华夷之辨的民族认同、尊尚礼乐的文化认同”三个层面,最大特点是“合多为一”。

   从边疆史与民族史角度关注“大一统”的有:何星亮认为“大一统”理念包括“大一统”的地理观(天下观)、政治观(政治一统) 、思想观(思想一统)和民族观(华夷一统)。思想和文化上的“大一统”是中华文明之所以数千年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张云认为少数民族对“大一统”理论的贡献在于融入“大一统”体系、发挥“华夷一家”思想、实现“大一统”辖区、推行“大一统”制度、实施“大一统”文化。汉、唐、元、清都把疆域统一作为其正统地位的重要条件。刘正寅认为清朝接受并发展了“大一统”思想,形成以推重“大一统”政权为核心、取消华夷之别为特征的正统论,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大帝国,奠定了近代中国领土疆域的基础。卜宪群指出“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特点,与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治理体系、社会治理措施等密切相关,且影响深远。

   有关“大一统”思想演变的历史也有不少学者关注。李治亭认为清朝的“大一统”论是对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的完全否定。成崇德则认为清朝入关建立中央政府表明清为“正统”,承担了“大一统”的重任。郭成康认为雍正皇帝的“中外一家”理论是重大的创新。韩东育认为雍正皇帝的“大一统”解释彻底消解华夷之辨,确立“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新论,进而确立清朝立国的合法性与正统性。日本学者岸本美绪认为雍正皇帝利用儒教的普遍主义理论来向汉人知识分子宣扬清朝的正当性,这“是‘机能性’华夷观的一种最极端的类型。”

   显然,学界对“大一统”的研究多是经学发展、哲学思想、国家治理及边疆治理、民族发展史的角度论述,鲜见论述“大一统”的内涵及其发展演变。李大龙分别探讨了农耕王朝和游牧王朝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实践问题,涉及了“大一统”思想的内涵及其发展,并对汉武帝的“大一统”思想有具体探讨。段华、胡恒富曾分析“大一统”的内涵,认为“大一统”思想主要包括对于中华民族祖先认同、对中华文明的心理认同、对中华民族族源认同、对以龙为主图腾的文化认同、对国家统一的政治认同等。笔者认为“大一统”首先是一个历史概念,需要在用历史学角度细致梳理“大一统”内涵及其发展演化的基础上,进而才能从历史长时段的视野考察“大一统”对我国古代历史发展及疆域治理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迪。故此,本文就“大一统”思想内涵的发展演变展开论述,不当之处,敬请赐正。。

   一、春秋战国时期“大一统”思想的产生:政治一统与“华夷有别”

   “大一统”思想萌芽于春秋时期。老子在《道德经》中明确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对万物源一、万物归一的最早阐述。继老子之后,孔子的思想中也孕育着“大一统”思想。他认为“天子”是“天下”的核心,应该“尊王”。《论语·季氏篇》中提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八佾篇》中提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对孔子“作春秋”记载为:“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孔子也对辅佐齐桓公称霸而“尊王攘夷”的管仲表示赞赏。“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孔子虽没有明确提出“大一统”的概念,却彰显了维护周天子为“天下”核心的思想,将“政治权力”统一于天子,并实现“一匡天下”的疆域观是明确且强烈的。也正因为如此,《春秋》公羊学派在对《春秋》的阐释中,提出“大一统”概念。

   继孔子之后,战国时期的诸多思想家多对“一”提出各自的见解。墨子提出“一同天下”的命题。他指出:“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的“一同天下”命题,就是指出天下归于一,归于统一,归于天子。如此,则天下治,天下安定。

   与墨子相似,孟子进一步提出了“定于一”的命题。《孟子》载: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里的“定于一”含义就是天下统一则天下安定。当然,在孟子看来,能够担任“定于一”大任的应是仁者。此后,荀子再次阐述了天下一统:“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

   在追求“尊王”和“天下一统”的同时,还存在着“华夷之辨”的问题。在黄河中下游的炎黄部落集团不断融合下,形成了夏人、商人和周人,三代迭进,至西周时融为一体,成为华夏族。与此同时,尚未被周人纳入统治的边疆族群则被称为“夷”“狄”“蛮”等名称。春秋中叶,族群间矛盾日渐激化,各族群的自我意识增强。诸夏族称演变为华夏,并以衣冠礼乐文明而自居,产生文化心理上的优越感而歧视“夷”“狄”“蛮”等族群。“华夷之辨”由此产生。管仲提出:“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再后,苍葛提出:“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由此可见,华夷之别逐渐形成。关于华与夷的关系,孔子提出了“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和“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并认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如此强烈的文化优越感,造成了深厚的华夷隔阂与华夏对四夷的统一意识。孔子所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孔子认为令“远人”来服,应该是通过内修文德,而不是诉诸武力。同时还可看出,孔子的思想中包含着这一意识,即只可“诸夏”令“远人”来服从,不可“诸夏”服于“远人”。孔子之所以尊管仲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其“尊王”,而且在于“攘夷”。他发出“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的感慨,就是其华夏优越感的最明显体现。继孔子之后,孟子曾言:“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荀子认为:“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孔子及孟子、荀子的思想成为后来“华夷大防”的核心内容,从而使春秋战国时期“大一统”带有鲜明的局限性。

   综上,春秋战国时期是“大一统”思想的孕育萌发时期。维护“天子”为天下核心的政治观、“天下统一”的疆域观及“华夷有别”的族群观,构成了“大一统”思想的三大基石。故此,“大一统”思想的最本质内涵应该包括“权力归一”的政治观、“天下一统”的疆域观及“华夷有别”的族群观三部分。其中,“大一统”思想的核心是以“一”为代表的政治秩序。杨向奎认为孔子的立场是维护周天子之一统,是为“尊尊”;孟子主张以新王而一统天下;荀子时代的大一统局面更加成熟,并最终由荀子的门徒韩非子及李斯等人完成天下一统。然而,法家思想不同于儒家思想,秦的统一并非是儒家理想中的一统,直至汉武帝完成。此论甚是深刻。

   二、秦朝“大一统”思想的政治实践:疆域统一与华夏的整合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实现了席卷天下、并吞八荒的雄伟壮志,完成了规模空前的疆域一统。饶宗颐认为:一统之事,始于秦,而从空间以言“天下一统”之称,恐亦导源于此。实现疆域统一后,秦朝在行政管理和文化建设方面也进行统一部署。廷尉李斯等奏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而请加王号“泰皇”。嬴政最终定王号为“皇帝”,从而确立中国古代历史上高度集权的中央封建政治体制。针对丞相王绾“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的建议,李斯认为“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帝则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从而在全国设立郡县,实现了郡县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重大的行政治理体系变革,影响甚为深远。与此同时,秦朝在统一的疆域内实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在巡视全国过程中,秦始皇在各地不断勒石记功,着重宣传其实现全国一统的宏大功绩。在泰山封禅后的勒石中记载:“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在琅琊台刻石记载:“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在之罘刻石,辞曰:“清理疆内,外诛暴强。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在碣石门刻碑记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在会稽立石刻文:“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太平。”通过郡县设置,度量衡、车轨统一及文字一体化,秦朝将治理的范围扩展至全域,并贯彻至统治基层,有力促进“华夏区”的整合。这是对春秋战国以来华夏与“四夷”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总结,也是当时“华夏”范围内的统一,从而形成了“秦人”的概念,成为秦朝“华夏”的别称。

此外,秦朝在北逐匈奴的基础上,连接原来秦国、赵国和燕国的长城,构建“秦长城”,实现了长城内的“中国”与长城以北的匈奴的隔离。这对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班固认为:“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范晔也指明:“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李治亭高度赞扬秦朝对“大一统”的历史性贡献,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创了中国‘大一统’的崭新局面,这是商周以来划时代的伟大变革!秦修长城,也就把‘大一统’扩展到长城脚下。”这一论断较为公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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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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