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练 陈跃: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的兴起与基层治理互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7 次 更新时间:2018-10-03 02:36:11

进入专题: 基层治理   土地精英   返乡创业  

余练   陈跃  

   摘要: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兴起,不少农民工返乡从事农业。返乡农民工凭借自身的资金、劳动力和技术文化,积极地与土地结合,形成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业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返乡农民工到农村创业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农村基层治理,成为农村新的土地精英,同时由于他们在农村社会的影响力,被基层权力主体主动吸纳。与中西部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相比,沿海发达农村地区的“农民农”、“代耕农”,由于进入一个超社区关系结构,土地流转脱嵌。鉴于当地发达的二三产业,“农民农”和“代耕农”不仅不能成为治理的主体,反而是治理的对象,成为边缘人或被驱逐者。

   关键词:乡村振兴;返乡创业;土地精英;基层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返乡农民工的农业创业路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11年起,我国农民工总量一直增长,但是增速呈回落趋势,尤其是外出农民工增速回落趋势明显。2011年农民工增速4.4%,到2016年下降到1.5%,与此同时,外出农民工增速从2011年的3.4%下降到2016年的0.3%,外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比重也由2011年的62.8%下降到2016年的60.1%[1]。另一方面,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数量增加,截止到2016年,农民工返乡创业累计达到450万人[2]。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工问题受到持续关注,但是对返乡农民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8年以后。受世界经济环境、中小企业融资难和出口受阻等多重因素影响,长三角、珠三角及沿海地区中小企业出现经营困难,不少外出农民工被迫返乡[3]。这引起政策部门和学界对农民工回流现象的关注。

   围绕农民工群体,留城和返乡作为一个重要命题被反复讨论。李强等提出,农民工留城还是返乡本质上属于劳动力流动问题,人力资本水平高、性别和外出工作时间等因素影响到农民工返乡的意愿[4]。有的研究者,从生命历程的视角考察了农民工留城与返乡的意愿,同时还用口述史的方法,详细地对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生命事件进行考察,发现不同年龄层级的农民工的角色转换存在差异[5][6]。返乡农民工不再局限于耕耘老家的一亩三分地,由于他们在人力资本、社会关系和文化程度上都具有一定优势,因此,返乡创业成为不少农民工“致富梦”的重要方式。陈文超和石智雷等人通过对上千名农民工的数据分析发现,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受多重因素的驱使,个人信仰、家庭资源禀赋和政策刺激等因素都可能激发农民工的创业积极性[7][8]。

   随着近年来国家对“三农”投入的不断增多,在农业现代化背景下,返乡农民工创业的领域逐步向第一产业渗透,返乡农民工的农业创业行为受到关注。夏柱智实地调查发现,农民工创业的领域主要在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而且第一产业的创业正在逐步增加[9]。韩璐和包贵萍发现返乡农民工创业与土地流转存在多重关系,呼吁从多个方面为返乡农民工农业创业提供条件[10]。近年来,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青年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中的重要作用被积极表述,这其中就包括返乡青年[11][12]。根据个案访谈,梁栋仔细地考察了青年农民从事农业的市场风险和组织化困境,他提出青年农民是一个能动的主体,他们在争取家庭和圈子支持的基础上,走上农业发展嵌入式创新创业路,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返乡青年农民[13]。

   以上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条件、时间、环境等问题进行了多维度分析,尤其结合现实背景,对返乡农民工进入农业领域创业的研究逐步增多,但是,很少有研究把返乡农民工作为一种新崛起的乡土“精英”看待。在当前农业转型过程中,农民工回流的速度还在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农业作为再就业的重要渠道。在乡村振兴战略下,返乡农民工的回流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社会意义,但是已有研究涉猎较少。本文试图转换视角,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创业的返乡农民工作为一个行为主体放在治理和被治理的互动关系中进行考察,讨论这些新型的“创业精英”如何与基层治理发生互动,同时与沿海发达农村地区的“农民农”、“代耕农”进行角色对比,这就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创业型土地流转户的区域角色提供了价值坐标,提出应该积极鼓励农民工(农)返乡从事规模化农业。

   随着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加快,多种政策向农业农村倾斜,农民工返乡由被动转为主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在农业领域创业,成为产业融合的中坚力量。黄增付认为,“当前通过土地流转从事规模性农业经营,并在此基础上拥有或扩大村庄政治影响力的人群”,是“新土地精英”。他认为,这个称谓避免了“农业色彩浓厚”,是一个统合的社会学概念,能够准备反映规模经营主体应然角色和治理功能的概念[14]。这一提法受到其他研究者的注意。张明皓和简小鹰从土地精英分层的角度,讨论了村庄政治的权力转换,他们认为土地精英影响村庄政治系统,增加村级组织的分利倾向[15]。

   受此概念启发,笔者从治理的角度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村基层治理的影响,对“返乡农民工”群体进入农业创业的行为进行分析。顾名思义,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是指农民工返乡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把农业作为一种主要职业的人群。由于在规模化土地经营中不仅能获得高于一般农户的收入,同时在村庄社会中具有较大的政治社会影响力,因此他们是空心化村庄涌现出来的新“土地精英”[16]。

  

二、农村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的兴起

  

   1.返乡农民工成为专业大户

   专业大户是介于家庭农场和龙头企业之间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它的商品化程度深,有一定雇工比例,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市场主体。在雇工程度上,专业大户比家庭农场高,比龙头企业低。在运作模式上,它比龙头企业单一,较少涉及农产品的深加工。由于它有一定规模,主要是为市场而进行生产,专业化程度高,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被政府提倡。一般而言,返乡农民工由于资金有限,很少参与龙头企业,创办专业大户的却不少。在皖南萍镇调查时,我们发现,在500亩以上成规模的首批7个专业大户中,就有1户是返乡农民工参与的。

   案例1:青年农民陈EL,1977年出生,原本是一个与别人一样在初中毕业之后就到外面闯荡的打工仔,2009年和朋友合伙投资到皖南萍镇杉河村流转土地730亩,做起了“农民”。“听说种田能赚钱”,合伙人农机店老板许HJ对他的影响至关重要。他和合伙人资金三七开,但主要由陈经营。第一年租金、机械设备和投资一共有60万元。其中租金为400斤水稻亩,另外加押金一亩50元。收割机为6万元,拖拉机7万元,其他农具包括:担架式喷雾器一台,花费2000元,电动式的10台,花费2800元。9台水泵,大的值5000元,小的值3000元,手扶有4台,一台几千元。其他是农资投资。2009年一次性投资之后陆续添置的设备包括:插秧机两台,4万元一台,收割机一台为7万元,拖车几千元,播种机(育秧)一台2万元。生产用房在2010年修建花费11万元。土地租期为7年,从2009年3月到2011年5月期间,效益不好,2012年停息一年。2013年,他重新开始,拿回100多亩土地种植水稻。(访谈资料,20130614)

   2.返乡农民工组建家庭农场

   按照农业部的定义,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扶持家庭农场以来,出现了家庭农场的上海“松江模式”、吉林“延边模式”和浙江宁波模式等等,各地家庭农场的培育成燎原之势。笔者在皖南萍镇调查数月,目睹萍镇家庭农场兴起的全过程。当地家庭农场的兴起是在政府推动大农场失败之后的农业再转型。与之前动辄数百亩、上千亩的大农场不同,皖南萍镇的家庭农场规模一般在100~300亩,经营者也由工商企业和个体户转为村干部和一般的务工阶层。萍镇返乡农民工进入家庭农场的有七八户。

   案例2:刘鑫,1980年出生,中专毕业,曾任村里出纳会计,做过民兵营长。由于在村收入低,2006年,刘鑫结婚第二年后到北京打工,从事装饰行业,后来换到一个文化传播企业,卖红木家具。“受政策影响,在北京工作时,就看到新闻和报纸媒体对规模化农业的宣传。另外,从一个种植花卉苗木的朋友那里得知现在农村大有可为”。2012年6月刘鑫从北京回老家种地。刘鑫流转土地404亩,土地流转费400斤粳稻/亩,共来自3个自然村6个村民小组,流转期限是2012—2022年。2012年流转土地时,刘鑫一次性投入50多万元,其中20万元来自于家庭积累,向两个亲戚借贷了19万元;另外,从银行贷款15万元。资金首先用于每年地租20万元,另外还有每年的流动资本投入。一季水稻的成本为20万元左右。刘鑫购置了大型拖拉机一台,补贴后的价格为7万元,旋耕机一台7000元,小型拖拉机一台5000元,脱稻子的机器有2台,喷雾器、水泵数台。2013年,刘鑫又添置了一台三轮车,用于大规模地喷洒农药,价值7000元。(访谈资料,20130613)

   3.返乡农民工成立专业合作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农业专业合作社由于在组织原则上避免了精英俘获,能够让更多人互利和共赢,天然地成为政府首要支持的农业组织。张晓山提出,农业专业合作社具有异质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从事农产品生产和营销的专业农户成为专业合作社的利益主体应该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方向[17]。的确,现实中的农民合作社也呈多元化发展,有公司+农民型的,有土地入股型的,有大户领办和控制的,还有少数几个人合作成立的。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成立以来,农民合作社获得了合法身份,同时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案例3:张TB,1979年出生,YH村人。TB一直有个“发财梦”,早些年在温州打工做皮鞋,是名副其实的打工仔。不甘于只挣“小钱”,他雇了两人,自己搞了个皮鞋小作坊,但是,一年多后TB主动不干了。因为做皮鞋亏了钱,老家的人都戏称他为“TUO皮鞋”(与他名字谐音,有亏本和背时之意,属于调侃)。TB凭借着他个人的闯劲、勤劳和在社会上的打拼经验,2009年回到老家,先后卖过猪肉和开过出租车,但是都没有赚到钱。2011年老家农业开发逐步走上正轨,像TB和类似的年轻人都憧憬着农业“创业梦”。2012年TB和三个青年开始合办“蔬菜合作社”,流转土地210亩,每人初始投入20万元,流转时间为2012—2014三年,土地租金700斤稻/年。“多人合作的事情搞不长”,由于信息不透明、分工不均和账目不清等原因,两年后“蔬菜合作社”分家了。部分人转到其他行业,BT还在农业上继续坚持。由于积累了一定技术和经验,TB最近两三年盈利不少。目前,他的蔬菜基地125亩,雇佣工人28名,其中专门种植蔬菜的12人,临时工13人,师傅、打药和打地各1人。每月工人工资10万元,地租10万元。开支虽大,但是收入也比较可观,经过这三年多的经营,TB已经购置房屋2套,另外还自购小车、货车等,成为远近闻名的村庄能人。(访谈资料,2018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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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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