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绪程: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45 次 更新时间:2007-03-01 1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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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绪程 (进入专栏)  

  

  (本刊记者 周慧兰)去年底,媒体报导了温家宝总理关于现在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物(大师级人才)的谈话,再一次撕开了国人心中的“痛”,引发了人们对“大师”的思考。众所周知,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民族复兴——现代化建设,伟大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一大批大师级的杰出人才,但现实却似乎令人失望。我们为什么出不了大师?怎样才能出大师?带着疑惑和问题,我们采访了一些学者。现首发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袁绪程教授的访谈辑录,供读者参考。

  

  泱泱大国竟然难产大师

  

  记者:去年以来,媒体开展了关于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的争论,国人无不痛彻心扉,大声疾呼:泱泱大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级的人才?我首先想问的是,什么样的人才,才能被称为大师?

  袁绪程:所谓大师,是指超出一般人才之上的、杰出的、特别有创造力的,甚至是伟大的人才。像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力士多德、休谟、洛克、斯密、康德、黑格尔、牛顿、爱因斯坦以及我们中国古代的孔子、墨子、老子、庄子等无疑是大师,或超级大师,或伟大人物。中国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鲁迅、胡适、蔡元培、李四光等等则为一般的大师或杰出人物。

  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大师,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智慧、才能、品格不同程度地引领和影响了他们的同时代人,并对他们的时代或后代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文学艺术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们之所以成为大师,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他们具有人的最高品质——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精神以及百折不挠的信念——这种品质比物质力量更具有威力。他们是一些具有伟大品格的人,正如罗曼·罗兰所说:“没有伟大的品德,就没有伟人,甚至没有伟大的艺术家”。

  记者:按照这一标准,大师在当下中国已成为稀有动物甚至绝迹了。

  袁绪程:大师近乎绝迹由来已久,不只在某一领域,而是全方位的短缺。我们缺少伟大的思想家、杰出的科学家、音乐家、小说家、戏曲家、影视艺术家、画家、雕刻家、建筑师、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等,总之,我们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各领域里全方位地缺少大师,这是前所未有的。从历史看,中国出大师集中在几个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群星灿烂时期,出了老子、墨子、庄子、孔子、孟子等大思想家;二是唐宋时期,古诗词和散文登峰造极,“三李一杜”、唐宋八大家、程朱理学、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也出现在那个时期;三是五四运动前后以至后来的“西南联大”时期,出了不少思想家、汉语学家、教育家,像鲁迅、胡适、蔡元培等等,中国人首次获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从西南联大走出来的。

  然而,建国近六十年了,数得上的大师寥如晨星。如果说,在科学技术领域里出不了大师尚可理解——因为我们的经济和科技教育环境太落后了,那么,在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出不了大师岂非咄咄怪事?这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又拥有世界最多人口且正在民族复兴的大国是难以想象的,甚至是一种莫大的嘲讽。

  记者:恩格斯在谈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指出,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产生巨人的时代。欧洲的文艺复兴出了多少伟大或杰出的人物!我们中华民族也正在进行伟大的民族复兴,伟大的杰出的人物在哪?如果应出而没有出伟大人物或大师,伟大的复兴又从何而来呢?

  袁绪程:不错,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伟大时代和伟大人物是同时发生并相辅相成的,不可能存在没有伟大人物或大师的伟大时代。没有一大批伟大人物或大师出现,伟大复兴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的确在开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已隐隐约约听见它那姗姗来迟的脚步声。不是吗?被传媒誉为领袖人物如地产领袖、IT领袖等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正在脱颖而出。那么,学界和文艺界大师的出现难道还远吗?当然,如果千呼万唤大师仍不出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许只是一场春梦。

  记者:国人对出大师的确有一种由衷的期盼,但这种期盼似乎与权力崇拜、金钱崇拜和奖牌崇拜没有多少差别。奖牌压倒一切。

  袁绪程:国人对奖牌即“金榜题名”的确看得较重,所以各式各样的“金榜”应运而生。当然最被看重的大奖还是西方的诺贝尔奖和奥斯卡金奖。但我想说,大师与金榜题名尤其是官方提名是有区别的,历史上往往许多大师在生前并不出名但仍不失大师风范。金榜题名也并不等于大师,但重要的金榜题名,如获诺奖当然称得上大师了。可悲的是,国人把追求大奖当作培养大师来看,这就本末倒置了。于是获奖成了唯一,至于学术不学术、艺术不艺术倒不重要了,这是非常有害的。许多“没有想到能获奖”的大师往往是忘我的。在他们极富创意的精神活动中,名利只是副产品。

  当下中国大陆要获得诺贝尔奖非常难。如经济学领域,不论是经济学原理、定理还是实验实证(调查统计)层面都缺少原创性的经济学家。多数经济学家不过是教育经济学家(经济学的“二传手”)和政策研究专家。自然科学领域也大致是如此,可能比经济学界好一些。文学在短期内也难看到希望。凭心而论,人们对经济学获诺奖充满期待,但就现状而言,要获诺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记者:相比于诺贝尔奖,奥斯卡奖是否容易一些?

  袁绪程: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奖很难类比。相对而言,奥奖比诺奖更带有个人主观价值,标准化差一些,更具有偶然性,因为是艺术嘛。即便如此,中国本土电影眼下要获奥奖同样是可望不可及。就以第五代最杰出的导演张艺谋为例,他的几部冲刺奥奖的所谓“大片”都败下阵来,这使很多对其抱有强烈期望的人倍感失望。应当说,张艺谋不过是极有才华的“匠人”级导演,他从来都不是也从没想过成为大师意义上的大师。青少年时的他最大的期盼是做一名摄影师,成名之后和常人一样,他渴望的是更大的功名,出人头地、挣更多的钱。罗曼·罗兰曾说过,大师是心灵的伟人,是一支震撼灵魂的歌,是一道破窗而入的阳光,是死水中的一股波涛,是市侩侏儒中的一个巨人。但张艺谋不是。如果说张艺谋还有可能成为某一领域的大师的话,那可能是摄影,他的电影画面拍得很美,但他为了世俗的功利而把摄影的偏好当作副产品。张艺谋的戏过于迎合外国影评人、当朝权贵和下层老百姓的口味而不是听从良心和时代的呼唤,单凭这一点他就难以成为大师。张的“大片”离国际大师级的制作相去甚远,华丽的包装难掩灵魂的苍白,金玉其外的虚张声势或廉价煽情掩盖不住思想的贫乏。在渗透权力的浮华的商业时代,我们也不必苛求张艺谋一类的导演,他有他的苦衷,因为贫瘠的土地开不出绚丽的艺术之花。应当看到,中国有不少象张艺谋一样才华横溢、聪明绝顶的人,但他们的灵魂被扭曲的社会压抑了,聪明反被聪明误,因此而无法成为大师了。作为个人,他们名利双收无疑是成功人士,但作为整体的民族却“失败”了。匠人易逝,大师长存,我们为没有大师而感到悲哀。光荣往往是逝者的太阳,急功近利的国人宁肯要今生利也不要来世名。

  

  知识分子群体素质退化

  

  记者:您能否谈谈,成为大师需要什么样的内在条件?

  袁绪程:成为大师有两个必备的内在条件:一是超乎寻常的智力(包括但不限于IQ);二是超乎寻常的素质(包括但不限于EQ,还含品格等)。前一项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后一项既是必要条件又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聪明绝顶不一定成为大师,具有良好的素质则可能成为大师。从整体看,中国知识分子不缺前一项,缺的是后一项。缺少后一项就犹如在酒里掺水,其智慧往往会变味,从而失去成为大师的机会。成为大师必须有一个高贵的灵魂,必须对或真、或善、或美有一种感悟力。它或许来自不可抑制的冲动或偏好,或许是内心的强烈呼唤,或许是非功利性的执着的追求。像梵高、尼采式的艺术家和哲学家是这样,象阿基米德、陈景润之类的数学家也是这样。也有像歌德、钱学森这样的大师,既行走在殿堂又游走于庙堂。他们虽也受名誉、地位和金钱所惑,但在骨子里他们深爱着其从事的专业和学问,甚至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可惜,在当下中国,非功利地全身心从事智力活动的人日趋稀少,一个最直观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在群体素质上的退化和堕落。这里讲的“群体”是指多数倾向,而非全部,正是知识分子在群体素质上的退化和堕落,大师离我们渐行渐远了。那个曾经产生康有为、梁启超、鲁迅、胡适、蔡元培、李四光的时代已恍如隔世。在上世纪末,曾有学者撰文指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渴望堕落而痞子化。这位学者尖锐地指出,痞子化是知识分子在社会潮流裹挟下的心甘情愿的自我改造,逃离神圣,摒弃价值,否定道德,追求所谓“我是俗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砸碎一切贞节牌坊,以无耻告别羞耻,在精神上自甘堕落——丧失人格,出卖原则、逐利投机、嘲笑善良、亵渎神圣、蔑视理想甚至成为“有知识的恶棍”,其贪婪程度已近疯狂。他们把科学(学术)和艺术变成了金钱和权力的婢女。

  记者:这是不是穷怕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矫枉过正”,或者是在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大潮中难以“守身如玉”?

  袁绪程:也许吧。但对于真正的知识分子——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物质财富和享乐固然重要,但他们更珍视的是精神财富。不然,我们很难理解,当年邓稼先、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何以抛弃荣华富贵回国参加建设。自古以来,中国从不缺乏舍生取义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在今天就销声匿迹了呢?与我们几乎有同样经历和相似制度的邻国——从沙俄到前苏联再到今日的俄罗斯,就不缺乏具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这些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社会的良知和科学的脊梁。以俄罗斯文学为例,俄罗斯的小说和诗歌对世界的杰出贡献决不亚于同时代的法国人。怀着深深的救世精神和赎罪感,为俄罗斯野蛮专制及苦难而忏悔的俄国知识分子,即使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也从没有停止集体写作。正如学者王康指出,从普希金开始,俄罗斯诗人就是拉着苦难俄国艰难前行的马,无论整个俄国文学界、还是在诗人个人身上,总是圣徒拉着天才的手,殉道者扶着歌者的肩头,哲人劈开诗人脚下的荆棘。正是这种作为人类神性表现的伟大精神,才得以保证人类不会沦为禽兽,不会向邪恶彻底屈从,才会点燃人们心中仅存的“圣火”而不至于良心泯灭。正是这种伟大的精神,俄罗斯文学之花才开得如此茂盛,诺贝尔奖层出不穷。这足以使嘲笑诗歌嘲笑诗人嘲笑真善美的当下中国某些知识分子汗颜。真正的诗人是永远长不大的充满着童真的孩子,他们的存在是一个民族充满青春活力和圣洁的表现。但在物欲横流的当下中国,诗人作为“犯傻”的代名词也不多见了。我们所能看见的是,当年误入歧途的文学青年早已不再“文学”,他们和学术青年科学青年艺术青年一样,争先恐后地拉着大腕大款大官的手,并以傍大款倚大官为时髦。一些名人走穴赶场做秀地急于贴现自己那点“名气”,唯恐沦为过气“明星”而过期作废。在知识分子趋向于商业化和权贵化的当下,我们怎能指望出大师呢?正如我们不能指望在日益退化的沙漠中出现生气盎然的绿洲一样。

  

  潜文化侵蚀知识分子灵魂

  

  记者:是市场经济的大潮——商业化造成知识分子群体素质退化吗?似乎是这样,但又不是。商业化只能促使知识分子的分化和重组,比如一部份或经商或升官发财了,另一部份人仍在潜心学问或艺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并非群体的商业化。

  袁绪程:这个问题提得好。商业化提供了知识分子群体精神素质退化的外在条件,但不是全部的条件。不然我们就很难理解曾经有过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现象。我们知道,柏拉图将人的精神能力分为智、情、意,相对应的是人的智慧生活、情感生活、道德生活。但中国知识分子这三大精神能力都在不同程度地衰败,文化的衰败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人的精神素质受文化影响,文化的沉淀形成人们的心理和人格,体现为价值符号和“软”规则的文化直接影响人们价值观念的形成。价值观念是人的精神素质的核心部份。社会文化与社会心理及人格是相辅相成的。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中国文化的两面性,正面是阳光文化或称为显文化,冠冕堂皇,催人上进,例如“天下为公”,“仁、义、礼、智、信、勇”,“大公无私”、“助人为乐”等等。由于显文化的“高调”而难以在实践中推行,于是实利主义的、鄙视和漠视人类的美好价值——真善美的背面即阴暗文化或称潜文化就成为显文化的补充。显文化和潜文化并行不悖地构成中国文化。当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之时,潜文化难以登大雅之堂;当政治腐败之时,潜文化就会浮出水面而登堂入室,成为人们的“共识”。日本人和韩国人常常惊讶中国人公开鼓吹厚黑学和痞子哲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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