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哲生:从五四时期的“主义”建构到中共初创的行动纲领

——一条思想史线索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4 次 更新时间:2022-05-07 22: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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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 (进入专栏)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进步的思想界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追踪世界大势,加大引进欧美新思潮的力度,探索中国问题,适时调整思想坐标,逐渐形成新的思想定向。逐步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历程大体经历了三次演变:首先是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确认“主义”为传统儒学的替代品;然后在各种“主义”的选择中,逐步倾向社会主义;最后是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如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中认同俄罗斯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这“三步曲”可以说是五四时期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知识分子的常规步骤。把握这“三步曲”的演进,就是理解第一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思想世界的一把钥匙。

   一、“主义”开始引领时代的新潮流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所谓“思想解放”的内涵无非有两层:一是从传统文化、旧文化中解放出来,主要是摆脱儒学理念和礼教秩序;一是输入西方近世文化特别是西方的各种新兴“主义”,以为指导人生、解剖社会、改革政治、谋求出路的思想工具。前一层具有破坏的意义,后一层具有递进的意义。新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主要是从新的“主义”演绎而来,故而新文化的现代性也主要体现在此。

   傅斯年是最早认识到“主义”重要性的思想者之一。他说:“人总要有主义的;没主义,便东风来了西倒,西风来了东倒,南风来了北倒,北风来了南倒。没主义的不是人,因为人总应有主义的,只有石头,土块,草,木,禽兽,半兽的野蛮人,是没灵性,因而没主义的。没主义的人不能做事。”他向大家发出几个问题的疑问:“(1)中国的政治有主义吗?(2)中国一次一次的革命,是有主义的革命吗?(3)中国的政党是有主义的吗?(4)中国人有主义的有多少?(5)中国人一切的新组织,新结合,有主义的有多少?任凭他是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主义好。就是他的主义是辜汤生、梁巨川、张勋……都可以,总比见风倒的好。中国人所以这样没主义,仍然是心气薄弱的缘故。可叹这心气薄弱的中国人!”傅斯年呼唤“主义”,认为革命应该有“主义”引导,政党组织要有“主义”指导,中国人必须信仰“主义”。这一看法代表了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李大钊则进一步对运用“主义”与解决问题的辩证关系作出新的阐发:“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他强调“主义”在社会运动中的指引、导向作用,并为自己推介的“过激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了辩护。陈独秀则把“主义”比作方向:“我们行船时,一须定方向,二须努力”,“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这是他对自己之所以选择共产主义所做的思想注脚。从傅斯年、李大钊、陈独秀对“主义”的这些认识可以看出,“主义”支配社会政治的新时代来临了!

   五四时期传输的“主义”先后有无政府主义、易卜生主义、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平民主义等,这些“主义”的传输途径各有不同。实验主义主要是由留美归国的胡适和来华讲学的杜威传播而成;新村主义的传人主要是曾在日本留学的周作人;无政府主义代言人的成分相对复杂,既有老一辈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他们曾在法国勤工俭学,也有年轻的北大学生区声白、黄凌霜;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宣传者主要是研究系的张东荪、梁启超等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则以李大钊为代表。“主义”的代言人往往与特定的人物发生关联,这些人物在精神气质上受其宣传的“主义”融化,形成某种新思想偶像。粗看上去,五四时期传布的“主义”并没有人们想象得多,但因对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具有引领性的影响力而成为时代的新潮流。

   这些新传输的“主义”带有很强的先锋性特点,有的是19世纪下半期才在西方流行的思潮,如无政府主义;有的甚至在西方刚刚兴起或尚在实验阶段,如实验主义、易卜生主义。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输相对较早,辛亥革命时期即有刘师培、刘师复等人宣传力行,“五四”以前在青年学生中已有一定的市场,五四时期流行的无政府主义主要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工读互助论。实验主义是美国的本土哲学,带有很强的美国精神气质,它的源头可追溯到皮尔士( 1839—1914),中经詹姆斯(1842—1910)的发展,再到杜威(1859—1952),不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便成为在美国影响极大的主流哲学,胡适、陶行知等哥大留学生将其介绍到中国来,并改造成为一种适应本土的思想工具和教育思想。在五四时期传输的各种欧美思潮中,这两股思潮影响较大。

   五四时期的这些“主义”在中国流传开后,对新青年的影响很大。告别儒教、礼教价值观念的新青年转向新的“主义”。当时的新青年可能是一种“主义”的追随者,也可能是多种“主义”的混合体。前者如人们所熟知的巴金,他的取名就是接受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明证。后者如青年毛泽东,他在五四前期受到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新村主义等多种新思潮的影响,因此投身思想解放的激流。有一种看法认为,大多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从无政府主义转变而来,实际上,应该说无政府主义只是构成他们身上的某种新的元素,同时期传输的其他“主义”也在产生作用。实验主义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就不可小视,他拟订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就是一个案例。恽代英早年与基督教青年会联系密切,接受了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基督教成为他通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桥梁。当一个青年没有确定自己的思想信仰,他的内在世界是一个漂泊体,是流动不居的,任何新鲜的思潮都可能对其产生刺激作用,使他的思想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前史并不单一,他们有着复杂而多样化的思想来源。

   “主义”构建了新的不同于传统儒教或儒学的话语系统。儒教是以四书五经或十三经为经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思想路线,以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为价值体系;“主义”关注的是个人、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以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为主轴,“社会”“文明(文化)”“国家”“民族”“阶级”成为新的关键词,“民主”“自由”“科学”“解放”“革命”这些新概念、新名词由于符合新文化的气质而被高频使用。五四时期的公共空间主要由社团和报刊构建。新思想的传播途径主要由新报刊、新社团、新学堂、新书籍发布。新思想通过这些渠道扩散,新思想也在这些场域展开讨论、激辩。

   五四时期的报刊多达600多种。新思潮、外来“主义”的传输主要是通过这些报刊流布。报刊据其发行量和读者面有大有小,五四时期的大多数报刊,用今天的话说,其实都是“自媒体”,自生自灭,存活期大多不长。这些“自媒体”运作灵活、反应敏捷、信息量大,往往成为传布新思想、新观念、新主义的载体。

   “主义”的兴起造就了不同的思想场域。由于“主义”和社团结合,不同的“主义”信仰者往往构建不同的社团。社团及其创办的刊物往往成为宣传“主义”的阵地。社团、报刊、“主义”由此形成一种共振关系,抬杠式的争论往往成为当时一种常用的论辩方式。

   “主义”打造新的社会政治组织。从前的会党、宗族没有什么“主义”可资信仰,只讲究江湖规则、朋友义气、血缘关系和地方结帮,即使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组织如同盟会,也带有浓厚的秘密社会性质。五四时期传输的“主义”很快就与政治(政党)结合,成为各个政党的行动指南或指导思想。

   “主义”的组织化最初从无政府主义者开始。早在辛亥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何震、张继等在日本东京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刊发《天义》《衡报》;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在法国巴黎成立世界社,创办《新世纪》;刘师复在广州成立心社。这些早期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影响力比较有限,组织化程度也不高。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弥漫于许多进步报刊,《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晨报副镌》以及《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等都有大量宣传无政府主义的言论。无政府主义组织在北京有实社、进化社、奋斗社、互助社、学汇社,在上海有民众社,在南京有群社、民锋社。这些无政府主义组织涣散,存活时间短,明确标示自己为无政府主义的人士也不多,因此无政府主义未能成立政党,但无政府主义已然成为一股富有影响力的思潮,对很多青年知识分子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新传输的马克思主义首先促发了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形成气候,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直接相关。马克思主义通过日本、法国、俄国等外来途径传入中国。新兴的共产主义小组因为外有俄罗斯和共产国际的扶助和支持,内有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坚强领导,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充满活力、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政党雏形。

   国民党原来虽以三民主义为政纲,但在辛亥革命前后缺乏对于这一革命理论的系统阐述,它也不特别重视自身的理论建设,而以暗杀、破坏、倒清为能事。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和启发,开始注意舆论在革命中的造势作用,胡汉民、朱执信等创刊《星期评论》《建设》,介入新文化运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国民党与“主义”的结合日益紧密。

   研究系人士张东荪、梁启超等曾探讨、宣传过基尔特社会主义,但内部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认同度不一,没有形成共识,自然就无法完成“主义”的组织化。研究系的萎缩,与其未能确认“主义”有一定关系。“主义”不仅具有指导方向的意义,而且能起到联结组织的纽带作用。一个现代组织毕竟需要思想重心。

   从少年中国学会分化出来的国家主义派成立了青年党。青年党能够迅速壮大,与其确定的“主义”指向有很大关系。很难想象,青年党在20世纪20年代曾与国民党、共产党鼎立三足,说明当时的国家主义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主义”的盛衰不仅与其在国内的角力有关,而且与国际秩序的变化相连,国家主义派缺乏来自国际上的支持,最终趋于式微。

   “主义”是新的思想武器,有“主义”总比无“主义”要好,这是新思想界的共识,也是新思想界各种“主义”泛滥的基础。在评及过去辛亥革命时期的意见分歧时,常乃悳曾说:“当时立宪派的主张是根据于现状立论,别无什么根本主义,虽然比较的易于实现,但缺少刺激性,不易引起同情。革命派则主要的立足点在民族主义,专从满、汉的恶感方面鼓吹,尤其易于鼓动人。”在他看来,革命派以民族主义优于立宪派而得胜。在总结五四运动的经验时,蔡元培认为,“从前的学生,大半是没有什么主义的,也没有什么运动”,“五四运动以来,全国学生界空气为之一变,许多新现象新觉悟,都于五四以后发生”,并总结五四运动以后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有计划的运动”。在他看来,“主义”与“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真正法宝。

   各大政党都有明确的“主义”追求。“主义”的组织化和政治化,使得“主义”与政治的关系变得紧密而复杂,政党之间的竞争和角逐常常伴随着“主义”的争论。“主义”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实开其先河。

   二、新思想界转向对社会主义思潮的探求

1918年11月14日,为庆祝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北京十余所大中小学校组织了盛大的集会游行。11月15日、16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举行群众集会,蔡元培、王建祖、陈独秀、胡适、陶孟和、马寅初、李大钊、马寅初、陈启修、丁文江等发表演讲,他们的演讲陆续在《新青年》《北京大学日刊》等刊物发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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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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