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青:国有企业“准家族化”的生发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4 次 更新时间:2022-05-06 07: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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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青 (进入专栏)  

   [摘要]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中小企业“准家族化''的现象日益显见。文章认为,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简单否定家庭的经济作用是“企业办社会”的重要成因;始于恢复家庭作为基本经济单元的市场化改革,为民有资本和家庭家族力量向国有经济领域渗透提供了契机,进而使国有企业“准家族化''得以萌生。国家垄断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准家族化”,值得予以关注和监督。

   [关键词]国有企业;准家族化;家族制度

   [作者简介]刘平青(1973—),男,湖北省监利县人,北京理工大学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家族企业研究。

   [中图分类号]F4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1—0116—06 [收稿日期]2003—09—16

  

  

   国有企业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转轨和经济改革的主线。但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比,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十分缓慢。究其原因,有所谓“内部人控制”说和“所有者缺位“说等。那么,“内部人控制”的内部人是谁?“所有者缺位”后又由谁来填位?这就面临着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部分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准家族化”。为什么一部分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后经历着一个从“企业办社会”到“准家族化”的转变过程?本文拟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对此进行理论阐释。

  

   一、转轨期国有企业:介于行政机构与市场化企业之间,是具有‘公共领域'性质的“基层单位”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外有学者指出,中国不存在企业,或者几乎不存在企业。如果说中国的国有企业不是“企业”,它们究竟是什么呢?刘世锦教授对此回答道,它就是兼生产、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管理多种职能的“社区单位”。陈文科教授认为,未经彻底改革的我国国有企业,不仅是一个政企合一实体,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具备多种社会职能、带有较浓厚自我服务色彩的自给半自给的“社区大家庭如果说“社区单位”与“社区大家庭’是对传统国有企业现状和功能的形象概括,周其仁教授则从产权角度对市场化改革前公有制企业进行了定性研究。他指出,在法权上否认个人拥有生产性资源产权的基础上,公有制企业成为非市场合约性的组织切。可以看出,已有的研究成果不仅深化了人们对国有企业性质的认识,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启发性的思想平台和起点。问题在于,中国市场化改革已进行了二十多年,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目标也早已明确,处在持续改革途中的国有企业,从功能到产权特征,与传统意义上或改革前的国有企业比较有没有不同?如果有,形成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要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我们必须对国有企业的产生和改革发展历程有一些比较清晰的了解。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选择了建立国有企业的道路。现在看来,要想准确探明该路径的选择究竟是受国家战略、意识形态还是其他因素的影响不是一件易事。但有一点很明确,即使是国家办企业也需要资本。在当时外压(外国封锁)内紧(新中国面临的是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国家办企业也必须从居民手中筹集资本。关键是如何将居民手中的钱变成国有资本。征税固然是国家可以采用的一种办法,但在一个分散经营的落后的农业社会,要求政府有很强的征税能力是不现实的。所以,国家选择了另外一条当时看来十分便捷的方式,即通过扭曲价格体系来扭曲国民收入分配。国家一方面借助“勒紧裤腰带大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宣传,鼓励和调动居民的创业热情;另一方面,通过城镇低工资、工农业剪刀差等方式,把城乡居民应得的收入以国有企业赢利的形式上交国家财政形成国有资本,然后国家通过财政无偿调拨,再用这些资本直接开办和经营国有企业。这种融资方式称之为“暗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根本不存在一个可供参考的市场价格标准,不仅每个居民不知道自己向国家贡献了多少资本,也不知道自己有权得到多少回报,同时国家也不清楚将哪些居民的收入转化为

  

   国有资本。从此,通过“暗拿”方式形成的国有资本便具有了巴泽尔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的性质。留在这个“公共领域’内的国有资本,具体界定到每个人的成本很高,以至于不能接受。

   毋庸讳言,国家通过“暗拿”方式建立国有企业,在当时有一定的可行性,但由于受西方的经济封锁及“苏联模式”的影响,在搞活经济方面并不尽如人意。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期逐步改变原有的国民收入扭曲的分配格局,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价格调整、定价机制市场化和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国有企业改革等等。改革的结果是,国民收入分配逐步向个人倾斜,明显地刺激了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在国家垄断金融体系以及不提倡个人和家庭创业的渐进式改革环境中,大部分居民收入转化为家庭储蓄进入国有银行。国有银行家庭储蓄额的增长与国有企业资金缺口之间存在着巨大“势差’,这为国有资本筹集方式改弦易辙创造了条件。国家以行政手段分配给企业的资本由财政无偿拨款变为银行有偿贷款,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拨改贷值得注意的是,国有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是要还本付息的,贷款越多意味着企业负担将越重。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家逐步确立了市场化改革目标,国民收入更多地通过市场机制加以分配,国有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不断地受到稀释,有限的国有资本难以支撑庞大的国有经济盘子。理性的国有资本选择从部分行业和企业退出,收缩国有经济的控制范围。随后国家政策松动,使民有资本顺理成章进入到某些行业和企业,有的甚至参股到国有企业中。两类资本一退一进,使得“一统天下’的国有企业发生了分化。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看,国家借助行政手段对国有企业进行控制和管理,不仅将企业经营者(被称为“企业干部”)纳入到行政等级序列之中,企业也有级别高低之分。企业级别越高,通过计戈U手段配置到企业的资源(人才、技术、生产和出口专有权等)越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企业干部有可能成为政府行政官员,但国有企业并不完全等同于政府行政机关,否则政府就失去了办企业的必要。相对于政府行政机关而言,企业是一个个“基层单位”,它既要执行生产任务,又要安排就业和贯彻国家各项政策(如计划生育、植树造林等)。而在转轨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又不同于市场化企业,否则就没有国有的必要了。一般意义上的市场化企业不是由国家“制造”,而是由各资源要素所有者平等交易产权的结果。国有企业有别于市场化企业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具有“公共领域”的性质。在这个“公共领域”里,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委托一代理理论碰到了“麻烦”。在国家创办企业的过程中,由于国家“暗拿”的收入属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居民——全民,这个“全民”并不具备谈判的能力,它不可能充当真正的委托人,进而使得国有企业这块“公共领域'只有代理人,没有可以追溯的最后委托人,这便形成了通常所说的“所有者缺位”。在这条没有最后委托人的巨型代理链中,中央政府作为第一级代理人,然后顺着行政体制层层代理,最后是企业经营者。由于为数众多的代理人,他们本身都不拥有合法的对于“公共领域'内资产的个人产权,意味着他们并不能对自己的决策行为承担任何责任。虽然“公共领域”没有真正的委托人,但并不意味着其内的资产不具有价值和没有人想占取。所以,国家要保证“公共领域’免受侵占,又必须支付高昂的“监督成本”。

   从国有企业改革实践来看,改革前,企业不仅为员工提供了工作岗位和生活社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企业是他们个人身份的象征,离开企业意味着自己将寸步难行。整个国家就像一个特大的垄断组织,居民都工作和生活于其中,单个企业充当着联系国家与居民之间的“中介机构”,至于伴随着垄断而来的社会效率损失,自然由政府肩负起“制造”垄断供应商的伟大责任。伴随着市场化过程的国有企业改革,从第一阶段放权让利、第二阶段股份制改造,到第三阶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实质是将“一篮子”国有企业按照从行政机构到市场化企业进行排序,以优化国有资本存量的结构,期待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市场化改革相应的是,企业员工找到了市场这把衡量人力资本的标尺,一部分拥有市场标签(如职称)的高素质人力资本离开或半离开国有企业,进入与国有企业竞争的市场化企业中。“公共领域”的性质决定了国有企业不仅不具有市场化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而且最终也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企业。至此,可以认为,市场化过程中国有企业的实质是,介于政府行政机构和市场化企业之间具有“公共领域”性质的“基层单位”。

  

   二、“企业办社会”:否定家庭作为经济基本单位之后“公”、“私”不分的大集体

  

   在人们分析左右国有企业改革的限制条件时,讨论较多的是“企业办社会”。一方面,企业办社会减少了企业生产性投资;另一方面,企业办社会所造成的高成本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地位以及通过竞争获取发展的能力。在一个时期内,“企业办社会”几乎成为一致公认的国有企业发展的最大羁绊。但是,稍作推敲便可发现,指责“企业办社会'阻碍国有企业改革,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同义反复。试想,如果没有“企业办社会”这个包袱,国有企业还需要改革吗?

   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只有通过一定的组织才能获得包括社会地位和福利保障,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在市场高度发达、分工精细的情况下,员工对企业组织的依赖也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学家WalderA.G就曾指出:世界上一切工人都依赖自己的企业来满足各种需求,这是工业中权力关系的基础,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许多环境里,工作单位还满足了雇员的其他各种社会和经济需求。最常见的有健康保险、医疗保健、退休金、住房、贷款、教育等等。众所周知,日本企业较为普遍实行的“准终身雇佣”制度,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不但没有成为企业发展的桎梏,反而培植出员工对企业的高度忠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组织的管理成本,并大大提高了员工的创造性和对组织的贡献,而成为重要的组织资源(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这种模式也在发展和变化)。事实上,为职工购买住房基金、保险基金以及提供相应的福利是世界范围内企业吸引高素质人才和调动员工积极性的常用方式。国有企业人才流失的事实也清楚地说明,非国有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提供给职工的工资待遇和福利条件比国有企业要好。而为什么作为‘基层单位”的国有企业为职工提供磔本(甚至还不够基本)的福利被称为“企业办社会‘?难道国有企业不该支付给员工这部分福利?

   历史地考察,中国的发展模式(从宏观战略到微观组织)的确是受到了“苏联模式”的深刻影响。新中国建国者大体接受了相同的公式和选择,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集体化是避免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病,同时又是实现工农业现代化的唯一办法。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加之当时社会分工程度较低且市场相当不完备,建设者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小而全”传统思想带到了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于是,企业便成为融生产和生活于一体的基层单位,尤其是出现了特殊意义的“企业城”和“三线企业”。“苏联模式”和“中式传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结合,“企业办社会’似乎成为一种再和谐不过的自然过渡。在这里,制度变迁找到了便捷的路径。

如果分析国有资本筹集的方式,“企业办社会”不仅合情合理而且显得尤为必要。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居民收入中可以“暗拿’的部分实际上都是居民未来消费的保障,是居民为住房、养老、医疗、子女教育、失业、意外灾害等方面的开支所必需的资金。因此,国家在使用了居民这部分收入的同时,也不得不支付相应的资金成本,即承担起为居民提供这些服务或保障的“义务”。在国有企业的广大职工未能享受到必要的社会保障体制之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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