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中秋:现代政党演进逻辑中的中国共产党:世界体系视角的解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 次 更新时间:2022-04-14 14: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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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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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英国率先完成的工业化所带来之坚船利炮,把全球各国纳入同一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在强大的体系化力量、机制作用下,各国均出现了现代政党;但因各国处在不同的世界体系之“位”与工业化之“时”,其政党形态和制度大相径庭,较有代表性的是英美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苏俄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国共产党。它们在意识形态、组织化水平、政党制度等方面各不相同,但可由现代世界政治体系动态演进的统一逻辑予以解释。中国共产党生成于这一体系之中,在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上均处在世界政党演进之中点上,因而足以成为政党学研究之基本方法。

   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革命和国家发展的伟大功绩证明了其历史—世界正当性,但国内外政党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世界定位仍不清晰,未能令人满意地回答:中国共产党与欧美政党的形态与制度何以大相径庭却能取得卓越绩效?在现代世界政党系谱中如何定位中国共产党?

   本文拟依据列宁提出的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把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最为典型的几个现代政党纳入该体系动态演进过程之中,对其政党生成(party formation)逻辑给出统一解释,从而证成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世界正当性。首先,简单讨论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的形成与其体系化机制,这些机制在世界各国造就出形态和制度各异的政党。其次,我们将依历史的先后和空间的转移次序,依次考察产生于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几类现代政党,如先发的中心地带的英美政党、后发的中心地带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前工业化半殖民地的中国共产党。最后,我们将总结出现代政党生成之若干经验性规律,揭示中国共产党在世界政党演进史中的独特地位,并确认以世界体系为方法、以中国共产党为方法对于一般性政党、政治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一、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的形成与体系化机制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在实践维度上,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性即世界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殖民地和民族理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自决权》(1916)一文中,列宁首次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最本质的和必然的现象: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在该文第6节,列宁列举了“三类国家对民族自决的态度”,描述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

   第一,西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这些“大”民族每一个都在压迫殖民地的和本国的其他民族。

   第二,欧洲东部:奥地利、巴尔干、特别是俄国。在这里,20世纪使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特别发展起来,使民族斗争特别尖锐起来。

   第三,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和所有殖民地。这些地方的人口共达10亿。在这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有的刚刚开始,有的远未完成。

   国际关系领域的英国学派描述了同样的“中心—边缘结构”。自英国初步完成工业化以后,欧美国家陆续拥有基于大工业的“坚船利炮”,据以竞相对外征服,逐渐构建了覆盖全球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其中存在等级性支配结构: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居于支配地位;俄国等东欧国家处在中间状态,政治上独立,经济上依附;印度、中国等国家处在被支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这是第一个完整的现代世界政治体系(modern political world-system)。沃勒斯坦讨论的现代世界体系偏于经济性,这个体系则内涵多种力量,通过各种机制,穿透各国边界,塑造其政治生态,包括催生形态各异的现代政党,其中三种力量、机制最为重要:

   第一,在世界政治体系中,各国有其体系之“位”,构成其政治之最大结构性约束,框定其政治变迁之基本方向。

   一体化的世界不是“平”的,如列宁所说,不同国家处在截然不同的“位”上:居于支配地位的第一类帝国主义国家构建了一系列机制,构造和维护其在各方面的世界支配权和垄断权,“世界规模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入,引发其内部一系列变化;第二、三类国家因为去工业化、形成依附性结构,出现相对甚至绝对贫困化,即便现代经济部门有所增长,也处在欠发展状态。

   可见,体系之“位”是一个国家在体系化中的政治经济身份,构成其政治之最大结构性约束,其力量之大甚至远远超过内部要素。对政党政治而言,世界体系之“位”框定了政党形态和制度生成、演进之基本方向。李普塞特和罗坎发展了政党研究的社会分裂(social cleavage)理论,但局限于国家内部的地区-文化分裂和经济-社会分裂,但事实上,世界层面的中心-边缘分裂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不同国家处在不同乃至对立之“位”上,必然形成不同的政党形态与制度。

   第二,不同国家处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本文谓之“时”。后发者谋求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发展的需求塑造各国政治组织形态与机制。

   工业化是欧美崛起之基本力量源泉:对外,工业化赋予其对前工业化国家的“降维打击”优势;在内部,所谓现代社会的各种因素其实都是工业化塑造出来的。现代政治的内外结构性特征主要由工业化塑造,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国家能力大体可以其工业化的进程、阶段来衡量,此即“时”,即工业化的先发、后发之别。

   面对工业化国家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扩张趋势,非工业化国家面临史无前例的生存压力,不能不起而应对,推进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形成“赶超型发展”现象。19世纪初以来,世界历史演变的基本线索就是“赶超型发展”在不同国家之间迭次展开,世界霸权随之转移。为实现赶超,后发国家不能不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进行全面变革,此即“现代化”。其中包括政治发展,中心环节是模仿先发国家建立现代政党,作为政治组织机制,并承担组织国家发展之职能——事实上是最重要的发展机制。

   第三,发源于中心地带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形态借助各种体系化机制世界化,催生世界政治之“理一分殊”。

   中心地带的工业化、城市化催生了现代意识形态与政治组织形态,体系化的扩散机制使之世界化,楔入外围地带,推动世界政治趋同化。在此过程中,理论和知识分子的政治功能得到极大提升:后发者必然首先学习先发者之“理”,而知识分子有掌握和传播理论的优势。知识分子通过学习先发之理,把握世界大势,认清本国之“位”与“时”,在多种世界性意识形态和制度之间进行选择,进而构建现代政治组织,主要是政党。后发国家的政党均由知识分子组建,始终高度重视理论的翻译、学习、抉择和宣传。这样,世界现代政治进程就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选择性、目的性,从而极大地区别于古代政治的自发性。

   这种经过选择的目标通常明显“超前”于其经济、社会状态,比如在落后的农业社会追求社会主义目标。然而,这种超前却是必要的:本国受困于世界体系,本国的问题是世界性的,仅以自身的前现代理论和组织是无力摆脱中心之支配和压迫的。从逻辑上甚至可以说,资源本来就短缺的后发国家,唯有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方面超前于中心国家,才有可能构建出突破体系化锁定之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就是因为采用苏俄先锋队政党模式,并越过资本主义,超前地追求社会主义目标。

   不过,“超前”也可能带来“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即后发国家的先进知识分子只见先发者之“理”而无视本土之“势”,忽视本国文明传统与经济、社会结构的约束,从而不能有效地发现和组织、利用本地可用之社会政治力量。先进知识分子须基于本国之“位、时、势”,对外来之“理”进行本土化重构。是否以及如何进行本土化的辩论,贯穿于几乎所有后发国家的现代政治进程之中,唯有积极利用世界性思想和组织资源而又积极推进本土化之政党,方有可能生存并发展壮大。这就会创造出“政党家族”或“理一分殊”现象,比如各国共产党或民族社会主义政党在意识形态、组织等方面有同有异。

   总之,英国初步完成工业化以来,对所有国家来说,政治是世界性的,世界是体系化的。体系化力量、机制催生了各国政治之趋同性与多样性,这在现代政党领域表现得最为清晰:各国都有了政党,哪怕是经济社会发育程度十分低下的地区;但其形态和制度大相径庭。尽管如此,这种差异恰恰是同一体系化逻辑造成的,以下我们用历史来验证这个命题。

   二、先发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政党:英美政党

   现代政党起源于英国,不过,西方主流政党理论普遍忽略甚至有意遮蔽了其政党发展史上诸多重要事实。以世界体系视野重返这一历史,立刻可以发现若干富有深刻理论意涵的重要事实。

   最醒目的事实是,1832年议会改革之前,英国曾有过两个时期、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政党寡头统治:第一期从1714年到1760年,辉格党长期执政;经过一段过渡期进入第二期,1783年到1830年,托利党长期执政。正是政党寡头统治构建了英国崛起的两股基本力量:首先,辉格党执政时,英国积极拓展美洲殖民地;托利党执政时,转向经营印度洋,并带领欧洲各君主国围剿革命的法国,通过在欧洲树立霸主地位,逐渐树立起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其次,第二寡头统治期,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加上征服带来了世界规模的积累和世界市场,托利党的秩序偏好又为工业化提供了政治保障。爱德蒙·伯克面对法国激进政治观念的冲击而构建之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维护政府权威、压制平等诉求,恰好迎合了工业化的政治需求。

   英国的三次议会改革(1832年、1867年、1884年)就发生在其初步完成工业化之后,凭借其技术和军事优势成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霸主的进程之中,两个早期政党随之逐渐转型成为现代政党。主要标志是逐渐意识形态化,接受了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转变为保守党、自由党。在组织形态上,两党逐渐吸纳中产阶级,从局限于精英群体的干部党(或俱乐部政党)转型为大众党。在政党制度上,从政党寡头制转型为政党轮替制。

   工人阶级也逐渐被两党吸纳,从而出现了国际共运史上曾经激烈讨论的现象——工人阶级“贵族化”。在工业化过程中,英国的阶级矛盾曾经十分尖锐。第一次议会改革没有满足工人的政治需求,工人运动反趋激烈,这就是引起马克思高度关注的“宪章运动”。然而到了1858年,恩格斯就观察到英国工人的重大政治转向:“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恩格斯指出了工人阶级政治转向的世界体系原因:技术优势与世界霸权带来之世界规模的利润惠及工人阶级,使之转而认同资本主义体制和资产阶级国家建制,通过资产阶级政党参与政治。这就形成世界政党史上一个明显悖论:英国最早完成工业化,工人运动也曾经声势浩大,但其工人阶级政党——工党,却迟至1900年才告成立,而它完全认同资本主义体制。

   可见,英国现代政党从一开始就是所谓自由主义模式,但这不是因为英国人热爱自由或英国的政治制度及传统有利于阶级妥协;而是因为,英国凭借征服美洲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进而成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霸主,获取世界规模的利润,从而具有吸纳各利益群体进入建制内进行“分利”的财政能力。多元的政党竞争性选举通常被西方学者视为民主制度的标志,我们可以说:英国的民主化是以其对外帝国主义为前提的。

政党功能由此发生重大转变。政党寡头统治时期,欧洲列强在欧洲、在美洲激烈竞争,激发两党的“发展”意识:辉格党自觉地扩张殖民地和海外贸易;托利党系统实施重商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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