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天人三策:儒生与帝王的共识与盟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 次 更新时间:2022-03-27 07:46:24

进入专题: 董仲舒   天人三策  

朱汉民 (进入专栏)  

   摘要 :如何解读董仲舒给汉武帝的“天人三策”,是君臣之间的庙堂应对?还是师生之间的传道解惑?其实,还可以将“天人三策”理解为西汉时期儒家士大夫与君王为开启政治合作的协商与对话。从“天人三策”到“《春秋》大义”,表达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与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帝王之间在实现政治合作过程中的思想共识与政治盟约,最终推动了中华儒教文明的完成。

  

   关键词 :董仲舒 ;汉武帝 ;天人三策 ;政治盟约

  

   在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西汉时期的“天人三策”是一个重大的标志性事件。如何解读董仲舒给汉武帝的“天人三策”,是君臣之间的庙堂应对?还是师生之间的传道解惑?历来就有不同的解读。其实,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读,即“天人三策”还可以理解为西汉时期士大夫与君王之间为开启政治合作的一场对话,从“天人三策”到“《春秋》大义”,其实表达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与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帝王之间在开展政治合作过程中达成的思想共识与政治盟约。

  

   一、儒家士大夫与汉朝君主寻求合作

  

   西汉的国家制度是承秦朝而来,但是,秦帝国的迅速灭亡,又给了继承秦制的汉代帝王一个严重的警告和深刻的借鉴,即不能够完全是依赖法家思想治理国家。西汉初年,朝廷逐渐意识到法家思想的严重缺陷;特别是汉武帝以来汉代国家实力空前强盛,他们急需建立一个与强大帝国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体系。显然,这一套思想文化必须要能够满足汉帝国的国家治理、社会秩序、思想统一的政治需要,而儒家倡导的王道政治、礼乐文化、纲常伦理等一系列国家治理思想,恰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一个时代的需要。许多儒家士大夫看到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因此,儒家士人希望与汉代朝廷确立一种新的合作关系,通过共同倡导儒家学说以能够达到这一目的。那些有机会接近君主的儒家士大夫利用各种机会,向当朝的君主推广其儒家学说。汉初以来,就有叔孙通、陆贾、申公、贾谊、韩婴、董仲舒、胡毋生、辕固生等向君王宣讲儒学,他们在争取与君王合作的同时,其儒学思想也同时做出相应的改变,即改变春秋战国时期民间士人儒学的思想视角和价值立场,建立一个君王与士人均能够接受的儒学形态。叔孙通对汉高祖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2]贾谊《过秦论》也是从“攻守势异”的角度劝说汉文帝采用儒家学说。显然,汉代的儒者为了取得与君王合作的机会,他们的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在依然保留儒家的基本政治理念的同时,由高调理想主义的“道”转变为现实功利主义的“治”,这是儒家士大夫寻求与君王合作的重要调整和实际代价。

  

   汉武帝以后朝廷开始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但是两汉的国家制度、治理方法仍然是王霸并用、儒法兼容。许多学者曾经以“阴法阳儒”来描述君主政治的文化特征,即将君王推崇儒家的“仁政”、“德治”看作是一种政治上的手段,用以欺骗、愚弄被统治者。我们认为这一种观点是偏激的,也是非历史的。其实,汉王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看作是是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帝王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在之间在开展政治协商、政治合作的基础上达成的思想共识与政治盟约。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汉武帝与董仲舒之间的有关“天人三策”的一场对话。他们的对话,表现出帝王和儒家士大夫之间如何协调王道霸道而实现儒法之间的互补,最终达成国家治理的思想共识,并以这些思想共识为基础而共同制定的政治盟约。

  

   两汉以来确立了中国传统政治形态。这是一种什么政治形态?主流的观点将其确定为君主政治,或者说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因为自秦以后,传统中国就确立了君主的世袭制度和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但是,我们会发现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中并不完全是按照君主的意志建构起来的,相反,还有另外一种强大的力量在左右着政治制度的设计、政治治理的实施、政治趋势的发展,那就是儒家士大夫的文化主导力量。所以,钱穆先生曾经则将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确定为士人政治,认为主导中国古代的行政权力和国家治理的大权其实是掌控在以宰相为首的士人集团手中。[3]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见解独特,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认识和理解。

  

   应该说,汉以后的中国传统政治形态,既不完全是君主专制的政治形态,也不完全是士人政府的政治形态,而应该理解为君主与士大夫通过政治妥协、政治合作而建构起来的政治共同体。传统中国确实建立了君主的世袭制度和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但是,如果没有士大夫的政治参与、思想主导,就不可能成功地建立起限制君权的权力制衡、选贤与能的人才选拔等体现君主与士大夫通过权力妥协、政治合作而建构起来的政治制度,同时,也就没有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强大国家治理能力,中华文明形态也不可能在人类文明史上那么强大并延续达两千多年之久。

  

   先秦儒家学者本来是从事民间讲学的士人群体,体现了儒家士人的独立思想。由于他们会执着地希望与君主合作,以进入到王朝的权力体系中去,参与国家治理的政治活动,这样,源于民间讲学的儒学,具有演变为官学或意识形态的可能性。我们知道,从上古封建制的贵族政治解体,到中古建立起君主与士大夫的政治合作,经历了数百年的艰难摸索。一直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君主与士大夫共同治理国家的政治制度、治理结构才得以逐渐定型。

  

   我们可以将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奠定儒家经学作为王官之学的重大历史事件,看作是汉代士大夫与君主在谋求政治合作过程中努力追求思想共识与政治盟约。这里,我们要进一步从汉武帝与董仲舒之间的有关“天人三策”的一场对话,以探讨帝王与士大夫的政治盟约是如何能够建立起来的。

  

   二、“天人三策”的政治协商

  

   西汉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具有开拓精神、宏伟抱负的汉武帝全面掌控政治大权,他急切盼望能够在内外政策上进行一系列变古创制、更化鼎新。元光元年,汉武帝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他在当年策贤良文学诏中向董仲舒问道。董仲舒就武帝在天道、人世、治乱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一从容作答,史称“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从表面上看是汉武帝向董仲舒策问治国大略,但是其实质和却是君主、儒生寻求文化共识、政治协商的对话,其目的是确立君主与儒家士大夫合作的政治盟约。文化共识的对话者、政治盟约的制定者均是汉武帝与董仲舒,他们分别代表帝王与儒生,他们需要通过对话建立文化思想的统一与共识,通过合作而实现政治治理与国家强盛。虽然说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关系是多重的:其一,他们是君臣关系,汉武帝拥有君主的政治权力,董仲舒承担臣下的政治义务,这首先是一场君臣之间有关治国方略的庙堂应对;其二,他们是师生关系,董仲舒是拥有知识权力的儒师,汉武帝则是急于获得长治久安之道的求教者,其次也可以看做是一场师生之间有关天人之际重大问题的传道解惑;其三,其实还可以将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看作是一种寻求政治合作的协商与对话,汉武帝与董仲舒分别代表帝王与儒生,他们为了实现汉朝国家强盛、长治久安,均以尊重对方权力为前提而开展政治对话与政治合作。

  

   从政治建构的视角来看,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第一种、第二种关系是表面的、外在的,第三种关系才是实质的、历史的。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之所以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合作关系,是因为帝王与儒生本来就各有自己的利益、立场、权力和观点。如果他们各执自己的立场和权力,显然不能够真正维持好他们的君臣与师生的双重关系。所以,汉武帝与董仲舒双方均以一种政治协商与政治合作的态度,通过对话而希望建立一种共识或盟约。汉武帝并不因为君主掌握了政治权力而认为自己也掌握了文化资源的天人之道,他愿意听从、遵循董仲舒的文化权力,即他掌握的天人之道。汉武帝《制》曰:

  

   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4]

   汉武帝表达了自己“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的恭敬态度,也就是承认、尊敬儒生董仲舒的文化权力。同样,董仲舒也并不因为自己掌握了文化权力而否定帝王的政治权力,他愿意服从、遵循汉武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的帝王政治权力。他对汉武帝表示: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5]

  

   董仲舒肯定汉代朝廷能够建国,是因为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的“天意”合法性,所以他愿意服从、遵循汉武帝的政治权力,并且为这一政治权力的长治久安而效力。显然,当汉武帝与董仲舒双方均愿意尊重对方权力而不偏执于自己单方面权力时,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开展政治协商与政治合作。

  

   既然双方已经确认了对方的权力和利益,这就要看董仲舒提出的方案和条件。董仲舒虽然明确表示自己尊重、服从君主的政治权力,共同致力于汉帝国的长治久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自己主张的治国方略、大道之要。他强调要传承三王的王道政治,通过“更化”而确立德治、教化作为汉代的治国之道。他说:

  

   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6]

  

   董仲舒特别强调,汉代“更化”而确立在德治、教化的治国之道,其实来源于尧、舜、禹“三圣相受”之道,也是夏、商、周代代相传之道,其旨意是在强调儒家士大夫之道的权威性,既有文化的权威,也有政治的权威,因为尧、舜、禹、文、武均是“圣王”。他说:

  

   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7]

  

   董仲舒在此特别指出,他给汉武帝提出的治国方略、大道之要,其实是有着十分久远的来源,是尧、舜、禹“三圣相受”之道,也是夏、商、周一直贯彻、执行的“三代先王之道”。

  

董仲舒不仅为汉武帝提出了经世治国的大道之要,他又进一步提出了相关的方略和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董仲舒   天人三策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2297.html
文章来源:《孔子研究》2018年第4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