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这一理解为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基本指向。在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和乡村分别完成了从“寄生”到“中心”、从“主宰”到“依附”的“转身”，这一“转身”既包括了乡村与城市关系、乡村内部关系与结构的转向及其所指向的伦理转型，也体现为中国农民的身份转变及其所引发的道德问题，并由此而生成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特有的道德图景。以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重建实现乡村伦理的现代转型，方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重建应当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确立以农民为本的乡村发展伦理；以现代化样式和发展路径多样性的阐释为参考，重视“地方性道德知识”对乡村伦理现代重建的资源意义；以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和批判为警醒，将“记得住的乡愁”作为乡村伦理现代建构的道德文化之根。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乡村振兴 伦理重建

　　 作者王露璐，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南京2100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P89—P109

　　 现代化是众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尽管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有着不同时代、不同学科和不同视角的差异，但总体来说，现代化被理解为从不发达社会成为发达社会的过程和目标，其中包含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及其所产生的一系列指标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学界关于现代化及其在理念、思维、价值与行动等哲学层面的关注和探讨亦日趋热烈。其中大多数讨论集中于现代化及现代性的内涵、表现及其所引发的危机与问题，也不乏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道路的哲学反思。但总体上看，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尚未引起哲学界的足够重视。

　　 应当看到，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生活的根基。当我们审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探讨其特殊境遇时，始终不能忽视乡村在其中的重要地位，不能忽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乡村振兴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要求。乡村振兴战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的突出表现，是从根本上改变乡村从属于城市的境况，使乡村走向全面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换言之，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当下中国乡村的具体实践，在伦理层面必然引发并显现为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转型与重建，这既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亦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的特殊呈现与鲜活表达。在此，笔者将结合对地处中国不同地区9个省份10个村庄的田野调查资料，梳理与反思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转型与重建问题，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一、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伦理现代转型的内在关联

　　 尽管国内外关于现代化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但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表述。总体而言，关于现代化的理解既有在其目标、道路等方面的共性认识，亦呈现出对其差异性、独特性的认同。就共性的认识而言，无论如何定义，现代化都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目标和普遍实践，“较之自己的过去，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更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及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之间，呈现出更大的相似性。”也正是基于这种“普遍性”认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现代化”被等同于“西方化”，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发展道路被视为现代化的标准模板。不过，人们也逐渐认识到，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不是单数而是复数。无论是理论层面对现代化概念的深入探讨和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还是实践层面欧美现代化进程中的危机和发展中国家的探索和经验，都有力地驳斥了现代化西方方案的同质化和霸权假定，也使对现代化类型、性质、道路和模式的差异性、独特性认识日渐成为共识。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尽管最初是被迫卷入，但“现代化”依然构成了其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一条主线，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中一以贯之的价值目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化进程，到以“四个现代化”为内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解和实践日益完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一表述，明确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渊源和当下目标。其后，中国共产党人根据现代化建设不同时期的发展实际，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时间安排。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和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认识全面深化的结果。

　　 应当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首先，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根植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可以脱离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和普遍实践而成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简单延续。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唯物史观和关于社会发展变迁的基本论断，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参考，但是，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设想与逻辑推断的直接运用。最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的工业化道路，欧美国家建立在私有制主体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现代化道路，以及以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威权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后发型国家现代化道路，都是现代化道路中的不同模式，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借鉴和反思的实践参考，但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也不可能是这些模式的复制粘贴。可以说，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一论断，不仅为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方案”及其学术表达提供了基本指向，亦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伦理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和实践支撑。

　　 20世纪上半叶，国内先进知识分子在反思中国现代化道路时逐渐意识到，改变中国必须要改变国人的观念，这就需要首先从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乡村做起。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走进乡村，通过农民运动、乡村建设、乡村教育等方式，对乡村社会伦理关系和农民道德观念进行理论探究和实践改造。总体上看，他们都倾向于通过道德改良的方式来推动乡村社会的发展。与这种改良性质的乡村建设不同，以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号召广大农民团结起来进行革命。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以土地改革为核心、具有革命性质的乡村建设运动，并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20世纪70年代末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中国乡村经济改革乃至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又一次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范式”。农村改革推进了乡村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化。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开篇提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至今，“乡土性”仍是对中国传统乡村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判断。梁漱溟认为，中国的文化、法制、礼俗等，“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使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生成了独特的乡村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样式，并进而奠定了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形成和孕育的根基。笔者曾以“乡土伦理”概念表述此种具有“乡土”特色的中国传统乡村伦理及其呈现出的主要特征——勤勉重农的生产伦理、父系权威的家庭伦理、信任互助的交往伦理、村规民约的治理伦理，等等。这种与“乡土中国”特征相契合的“乡土伦理”，对于维系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利益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有学者提出了“新乡土中国”这一概念。“新乡土中国”之“新”，在于其显现出的开放性和市场性特征，“乡土”则表明其依然保留着现代化进程没有完全冲刷的“乡土本色”。简言之，“新乡土中国”可谓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社会”。与之对应，乡村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出现了一系列变化，农民经济理性、公平观念、契约精神、法律意识日渐生成，并与其传统伦理观念形成共生与紧张并存的关系。从伦理视角看，传统的“乡土伦理”已然不足以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社会”提供充足的伦理精神资源，国外乡村现代化道路亦无法提供有效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方案。乡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需要实现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转型，建构与之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乡土伦理”。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乡村振兴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提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几个方面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意在以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而其指向的“升级”“进步”和“发展”，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工业取代农业”“城市取代乡村”“市民取代农民”的乡村现代化过程。换言之，乡村振兴所指向的不是以简单数据体现的数量增长，也不是乡村服从、服务于城市的发展，更不是要使乡村完全转变为城市的复制品。如果我们将中国的乡村现代化放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之中，借助“中国式现代化”的四个“版（板）”考察作为中国乡村现代化当下进程的乡村振兴战略，亦可获得理解中国乡村伦理现代转型的四个基本方面：

　　 其一，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转型不能简单延续中国传统的乡村伦理文化。20世纪20—30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等发起“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认为，在维护固有传统伦理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乡土重建”，既是乡村建设的目标，也是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路径。晏阳初则强调通过对“人”尤其是对农民的教育重建乡村社会的道德伦理，从而实现改造乡村乃至改变中国社会的目的。他们都认识到传统伦理文化在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性，却试图单纯依靠维护和强化传统伦理道德的方式挽救乡村危机，谋求民族复兴。“乡村建设运动”尽管在一定时间和范围中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上收效甚微。这也提示我们，只有从乡村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利益关系变动中把握伦理文化变化发展的规律，才能真正发挥道德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今天，较之传统乡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乡村已经发生质的变化，无论是主动融入还是被动卷入现代市场经济的新一代农民，日渐生成并认同新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中国的乡村现代化进程不可能是对传统“乡土中国”的复归，乡村伦理的现代转型既要传承传统伦理文化中的积极因子，又需要注入开放、契约、公平、创新等现代价值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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