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网络社群民粹主义在话语的信息编码标准、话语能量的分布频谱等方面的新变化，常会诱发诸多负外部性并使其风险超出某种安全状态。究其原因，不仅在于泛道德主义的网络社群语境、民粹主义话语动员的差异性策略，而且在于技术赋权语境下网络社群信息生产、传播机制的新变化。因此，在对网络社群民粹主义发育的本土化语境及其诱因系统进行审视的基础上，采取尊重社会转型期道德语境的衍变规律，合理把握建构网络社群伦理守则的平衡尺度、构建网络社群底线伦理守则，并优化网络社群意见市场的智慧治理模式等契合数字时代需求的智慧治理策略，则有助于争取网络社群舆论主力人群的情感、立场支持并以其本土化的契合性来探索该领域的善治之道。

　　 关 键 词：网络社群民粹主义  技术赋权  底线伦理  意见市场  智慧治理　　populism of online community  technology empowerment  bottom-line ethics  opinion market  smart governance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①，且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相关应用呈快速增长态势并形成了新的网络生活场景。在此技术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双重驱动下，用户个体意识加速觉醒并在技术赋权和社会赋权的加持下产生了新的网络社会交往形式和新的网络生活方式，而新的网络社会群体——网络社群也应运而生。所谓网络社群，主要指网络社会中人们全新的结群方式、交往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且往往以论坛、知乎话题圈、微信朋友圈等社群聚集形式呈现②。在社会形态转型、生活方式转型、产业结构转型等引发的风险社会语境中，网络社群民粹主义在话语编码标准、话语呈现方式、话语能量频谱等方面的新变化，常会衍生出一系列新问题并直接消解了社会主流话语体系的影响力；由此溢出的相关风险，常会超过人们能够普遍接受的安全状态。因此，有必要从社会变迁诱发的话语体系改变、技术变迁引发的话语结构变化等多维视角来思考上述风险的规避策略，并以智慧治理策略来推动该场域的善治进程。

　　 一、网络社群民粹主义话语能量的风险溢出及其对社会主流话语的冲击

　　 国内民粹主义蕴含浓厚的平民化和大众化色彩，并借助民众与大众传媒之间的互动等途径，形成一种相对流行的民粹主义思潮③。民粹主义研究专家托库尔多·迪·特拉(Torcuato S.Di Tella)认为，民粹主义主要是指：“基于动员起来但还未成为独立的平民群体的政治运动，这些民众由扎根于社会中层和上层的精英领导，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由具有超凡魅力和个人化的领导连接在一起。”④由此阐述可知，托库尔多·迪·特拉虽过于强调民粹主义对卡里斯马型领袖的依赖，但其对民粹主义“精英一大众”的分析框架却有助于人们更加接近网络社群民粹主义的本质。

　　 具体而言，网络社群中的民粹主义虽然蕴含浓厚的平民主义属性，但同时并不能排斥某些卡里斯马型领袖在此领域的影响——通过“嵌入”民粹主义运动的形式，部分魅力超凡的民粹主义精英能够凭借其意见领袖等角色成为对该社会思潮施加影响力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在内容丰富、思想多元但意见市场竞争激烈的网络社群场域中，当部分意见领袖试图夺取某项公共事务的话语主导权却力有未逮时，便常会通过自身在信息传播和关系建构中的优势地位来借助其“粉丝”群体的力量；同时，作为网络社群主体但自身资源相对有限的底层民众，在因社会利益分配不均等引发的相对剥夺感、经济呈下行态势且内卷化日益严重等导致的社会焦虑情绪等因素的作用下，常试图通过寻找网络“大V”支持等方式来提升自身的政治能见度。在此双方关系互动下，网络社群民粹主义不仅表现出“以民为粹”的底层平民主义，而且其由部分意见领袖所操弄，并进而向视民众为工具的“民之精粹”的“精英民粹主义”的演进态势也日益凸显。因此，网络社群民粹主义思潮不仅涉及大众主张通过直接政治参与来表达利益诉求等民粹化操作，而且也与民粹主义精英对大众情绪、利益诉求的迎合及其政治偏好的操弄、利用等密切相关。因此，民粹主义在网络社群时代的新变化，常会衍生出一系列新的负外部性并导致相关风险频发。

　　 (一)网络社群民粹主义话语主体之间信息编码标准的冲突

　　 网络社群中不同主体民粹主义话语的信息表达，常会受该主体特征影响并使承载其利益诉求的信息编码具有较强的主体特征。因此，网络社群不同用户主体之间话语编码标准的碰撞，容易诱发诸多负外部性风险。

　　 具体而言，嵌入网络社群不同圈层的个体或群体的属性，往往会影响其利益诉求的信息编码属性，并进而会影响处于其间的民粹主义思潮的具体运作及其话语呈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在我国网民群体中，从职业方面看，学生最多，占比为21%；其次是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占比为16.9%；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紧随其后，占比12.7%。从学历方面看，初中学历的网民群体占比为40.3%；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群体占比为20.6%；小学及以下网民群体占比为19.3%。从收入水平看，月收入在2 001～5 000元的网民群体占比为32.7%；有收入但月收入在1 000元及以下的网民群体占比为15.3%⑤。由此数据可知，当今我国网民的构成仍主要呈现学历层次低、社会阶层低、收入水平低和职业边缘化水平高等“三低一高”特征。作为网络社会的基本组织结构，网络社群将受此“三低一高”特征的影响，而其内嵌的用户主体话语信息的编码标准，也将蕴含有浓厚的平民化、大众化等特征并易诱发一系列民粹主义风险。

　　 第一，具有“三低一高”特征的网络社群包含着由大量同质化的底层信息编码而成的“我者”身份认同；此种类型的身份认同，将会与位于其他社会阶层或不同属性的网络社群所建构的“他者”话语信息编码及其承载的利益诉求，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他者”身份类型产生冲突，从而加剧了网络社群场域的巴尔干效应。例如，部分网络社群常以社会底层立场来对其话语信息进行编码，从而不仅试图获得社会更多的关爱及对其“出格”行为的包容，而且试图以其对权力、知识和经济精英等社会强权的批判及由此集体行动中情感表达的对立思维所建构起来的鲜明指向性，来凝聚“我者”共同体，并达到强化身份认同或对“他者”进行批判、否定等目的。特别是在社会公平缺失、社会矛盾尖锐的某些特殊时空语境下，该网络社群中的底层民众更易在充当意见领袖的民粹主义精英引导下，将社会不公与自身苦难的根源归咎为社会上层的剥削或特权阶层的堕落，从而使该网络社群反精英、反体制、反权威的力量越来越强，并可能会导致其与主流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

　　 第二，在网络社群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大众群体，往往嵌于其所归属的庞大群体中并获得由此人数规模及其所代表的多数民意加持的正当性优势，亦通常认为其所处的“我者”共同体代表广大人民的意志，故国家所提供的一切公共产品均应以其利益诉求为依归。然而，大众的此种朴素认知常会与某些冰冷的社会现实发生冲突，而部分地方利益诉求渠道的不畅及“政治黑箱”的存在，也使得多数民众的意见表达渠道受阻并产生大量的抑郁情绪。面对令人困惑的社会现实，大众逐渐将兴趣或希望转移到网络社会中，或试图以“闹大”等方式来展示“弱者的武器”，或试图来建构其他新的生活方式。同时，网络社群的开放性、虚拟性、平等性和弱关系属性，又为大众利益诉求的表达及其对相关信息的编码提供了相对理想的公共平台。在此虚拟生活场景中，部分民粹主义者常倾向于通过其在网络社群信息节点或关系网络中占据的优势地位，以不同标准来对不同涉事主体的话语表达进行编码，并可能在有意或无意间将后者嵌入到身份差异、贫富悬殊的二元对立话语叙事框架中。此种由“我者”与“他者”身份认同的二元对立及其产生的强大叙事张力，容易因其刺激性、敏感性而引发一系列“围观”行为；同时，此种行为可能营造的史诗般的网络生活场景又会强化不同用户的现场参与感，并进而通过后者嵌入的关系网络而不断得以发酵，从而加速了风险失控状态的到来。

　　 然而，在我国泛政治化的网络舆论场域中，一些与政治领域几无关联的社会问题常会被冠以浓厚的政治化色彩，并以政治思维和逻辑将社会事件与政党、政府及国家政治体制予以强制性关联⑥。在此泛政治化的生态中，网络社群中具有的怨恨与抗争、发泄与批判双重交织的民粹主义思潮的信息编码特点，不仅容易使用户忽略对问题背后复杂原因的探索，从而惯性地在某种政治化思维逻辑下将诸多与政治无关的议题与政治议程强行关联，并进而进行泛政治化的解读，而且可能在集体无意识的驱动下升级为多数人的暴力对正常法制进程的破坏，更可能因受历史遗留的斗争政治因素影响而导致一系列重大网络舆情风险或社会暴力事件的发生；由此引发的偏执的防御性立场或强烈的应激性情绪，也易异化为对该政治制度本身的反感、对抗并可能引发政权存续等重大政治安全问题。

　　 (二)网络社群不同用户主体话语能量的失衡及民粹主义负外部性风险的溢出

　　 由于网络社群的用户多样化、空间的无限化和信息资源的海量化，具有不同偏好的用户可以通过搜索引擎等方式进行结群聚集并镶嵌于各种关系网络中。然而，在某个网络社群内部，由于用户群体爱好、观点及所建构的社群文化的相似性，故其相关利益诉求及群体偏好也常具有同质化特征。换言之，网络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但在经过群体商议之后，人们会朝着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并最后会形成某种极端的认知、态度与观点，即呈现出某种群体极化现象⑦。由于人们常可以通过网络技术来获取自身青睐的资讯并会排斥或规避反感的信息，也由于信息接受渠道常经算法技术“优化”并窄化处理，故多数不具有专业信息素养的用户群体容易产生群体极化现象。与此同时，被网络技术深刻影响下的网络社群用户及其同质化群体思维导向下的民粹主义话语信息的编码、译码过程，又会加重该网络社群的群体极化强度，并可能与其他持不同偏好且同样处于群体极化状态中的网络社群组织产生摩擦——此种碰撞过程，若经部分民粹主义意见领袖的恶意诱导，则容易激化不同社群之间的矛盾并在相对自由、开放的“线上”网络语境中酿成轩然大波，并可能会通过其与现实社会的“线下”协同共振而演变为恶性暴力事件。

　　 不仅如此，部分娱乐类网络社群推送的相关娱乐资讯所构成的信息茧房，不仅会使缺乏辨别力或警惕性的用户的有限精力被注意力市场经济持续压榨，并成为该低俗文化娱乐产品生产链上的易耗品，而且处于“回音室”效应中的普通用户也常因简单化、情绪化思维倾向而易受到民粹主义意见领袖的影响，并会在后者的社会动员和身份认同建构中表现出较强的盲目批判等非理性特征。在此恶性循环下，部分网络社群用户不仅易被企业等组织所精心编码的算法霸权所捕获，而且会滋生出各种对不同观点和文化缺乏包容性的怨恨群体——其常会试图通过恶搞、传播流言或谣言、网络请愿、人肉搜索等方式来限制其他群体的声音，并试图扩大自身的话语信息编码及其传播的霸权地位。然而，此种富有不良倾向的虚假“集体诉求”及其因多数人的暴力而形成的事实上的不公平，将会因其对相关公共议题话语的强占而直接削弱相关公共政策等公共产品所蕴含的公平、正义、正当性和合法性，并会因其他较弱群体的诉求未能纳入媒体议程、政策议程而加剧相关公共政策制定或执行失当的可能。

特别是当某个具有引爆点性质的特殊事件发生时，各种充满身份、认知偏见的网络社群组织之间也更易感知彼此并可能会在相互交流等影响的基础上对其他社群发动攻击，从而导致不同网络社群极化观点的碰撞更加激烈，而原本相对趋于平和的网络话语也将在民粹主义的刺激下变得愈加尖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