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探索和实践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根本立场与逻辑基点。从理论上讲，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构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实质在于人民民主。历史地看，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时期，协商的原则与方法都有效地满足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具体愿望与实际要求，构成了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当下，在实践中继续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和平等发展权利的破题之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在于促进个人与共同体不断走向辩证统一，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使命。

　　 关 键 词：以人民为中心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马克思主义  人民民主  中国共产党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与行动准则。在政治领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意味着实行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做主，而这必然要求在人民内部开展广泛协商，确保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作为基点，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建设并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路向，在实践中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新贡献。

　　 一、理论逻辑：以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建构中国人民民主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隶属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范畴，其实质在于人民民主。从理论层面来看，人民民主是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观在政治领域的有机统一，也是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来创建新国家、新社会的重要体现。这构成了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

　　 1.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彰显人民性品格

　　 马克思主义认为，发展民主是坚持人民至上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崇高价值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民主的内涵与本质在于“人民的统治”，历史上有关民主问题的研究也无不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在青年时期曾指出，国家本身及其制度、法律应当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特定内容”①，民主制的“每一个环节实际上都只是整体人民的环节”②。但从实际运行来看，“人民的统治”却往往会异化为少数人的统治、精英的统治。例如，在古代最为成熟、最具典型性的雅典民主制中，真正能够参与城邦公共事务讨论与决议的只是拥有雅典血统的成年男性这一小部分人，所谓民主不过是“一种贵族的、用来对付奴隶的公共权力”③；而在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制中，虽然人民在法律和政治层面获得了自由平等的选举权利，但民主选举的过程、结果以及此后国家权力的实际运行却都被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操控，只是“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④。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民主的这种异化现象与民主制度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具体社会形态，特别是其经济基础的性质存在着根本关联。因此，要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就必然要求建构一种更高的社会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政治制度体系，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来讲，建构民主自然离不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⑤，具体地说，这一运动就是要“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⑥。到了晚年，马克思基于对巴黎公社的经验分析而总结出了发展人民民主的现实路径。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⑦，建立起公社。公社中“所有的公职——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⑧，不再被特殊阶层私有，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革命转变的“政治过渡”形式。因此，公社还将通过持续的社会改造来“铲除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杠杆”，把“主要用做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⑨，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制度下抽象的、偶然的、局限的个人就将逐步转变为自主的、有个性的、完整的个人，最终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实行“真正的民主制”。

　　 2.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是人民民主

　　 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思想，在中国近代以来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与建构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得到了印证与发展。当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后，如同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面临着两方面的迫切任务：一是要共同抗击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恢复国家主权，求得自身的解放；二是要推动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顺利实现由“帝制”到“民制”的现代化转型，实现人民自己当家做主。这共同决定了中国人民不可能选择危机重重的自由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必须要团结起来，建立一个超越于资本主义的新国家、新社会。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创立了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且致力于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而奋斗，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我们党将广大人民群众整合起来，历经长达28年的艰苦斗争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指出，基于人民统一战线取得革命成功而建立的国家应当是“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共和国⑩，只有全体人民共同掌握国家政权，才能在最大限度上消除阶级之间的对抗与冲突，这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根本前提。为此，作为新中国宪法基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11)。有了这样的前提，人民便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12)。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还迅速地开展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既从政治和法律层面赋予全体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又从更为现实的经济层面着手来解决社会的不平等、不公正问题，确保人民民主能够落到实处。具体地讲，就是通过公私合营等方式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断消除资本对劳动者的奴役与剥削，使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事业的劳动者、建设者共同成为国家发展的动力并且共享国家进步的成果。由此一来，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就从根本上突破了以往的民主发展模式所设定的政治解放限度。通过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的相应变革，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成为政治上层建筑的真正主体，这是实现人民民主的现实条件。尽管社会主义民主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与完善，但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无疑代表着民主的未来，人民民主的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与完善中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逻辑、作为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而发展起来的。

　　 二、历史逻辑：以协商形式实现人民当家做主

　　 将人民民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需要采取一定的制度形式。经过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近一个世纪的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逐渐发展成熟。历史地看，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时期，协商民主都有效地适应了国情社情的现实变化，满足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实际愿望与具体要求，使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进而迈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1.以“政治协商”建立国家政权：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是“站起来”，彻底摆脱外国列强与封建专制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深刻意识到，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凝聚多方共识，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协商民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萌芽的。1922年，为了贯彻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首次提出联合国内一切革命党派来组织民主联合战线、共商具体办法(13)。此后，我们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都根据现实需要主导建立了包括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在内的统一战线，以民主为基本原则，以协商为工作机制。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还在“民主建政”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创造性地运用“三三制”原则建立了根据地政权，强调“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14)，坚持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民主协商、民主参与的积极作用。

　　 到了夺取全国政权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发布了著名的“五一口号”，邀请全国各界进步力量共同筹建民主联合政府，“协商建国”的历史由此开启。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15)，六百多位来自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的代表以及国外华侨代表在近十天的会议中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重要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这不仅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本形成。尽管到了1954年后，以选举为主要机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正式确立下来，但我们党始终强调保留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必要性，“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16)，这是稳固新的国家政权，从而维护全体中国人民利益的关键举措。

　　 2.以“社会协商”助推经济发展：带领中国人民富起来

　　 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时期，中国人民的现实诉求是“富起来”，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生活面貌，不断提升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此党和国家逐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着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求政治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协商民主因而从政治领域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使中国的社会结构与人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社会发展成为与国家并列的提供生活机会和资源的力量，社会本身的调控体系和自治能力也不断增强。这就使得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突破了传统的政治“统治”范畴，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合作“治理”的局面，国家与社会之间这种相互促动、彼此依托的关系为人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与决策提供了广阔空间。其次，作为市场主体的人，其社会存在方式由以往的“共同体人”转变成为“独立个体”，人们的自主意识、民主意识空前增强，但由现实利益与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多元分化造成的矛盾与冲突也愈益凸显。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转型背景下发展民主，就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17)，推动构建一个可供利益各方表达诉求、交流对话、凝聚共识的机制平台，正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的，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

这一时期，以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为载体的群众协商参与模式，基层单位中为协调劳资关系而产生的工资集体谈判机制，地方政府围绕税收项目、公共工程建设等议题开展的社会调研、听证等各类协商民主实践不断涌现。1991年，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有两种形式，其一便是“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和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18)。(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