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政:对苏联解体前后的考察与评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5 次 更新时间:2021-12-27 22: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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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政  

  

   苏联于1991年12月25日解体,迄今已经30年了。1990--2011年期间,我曾三次到前苏联和俄罗斯进行学术访问。对苏联解体前后的考察虽已过去多年,但仍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现将一些见闻与见解记录如下。

   一

   1989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1989年12月,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理论局局长访华,考察和借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政策和做法,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进行学术访问。我当时担任工业经济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所领导安排我接待这位局长。我向他介绍了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政策措施和取得的成效。

   在访谈交流过程中这位理论局长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说:现在莫斯科聚集了一群反共的知识分子,他们抓住苏联共产党犯下的三大错误,进行宣传和煽动。这三大错误一是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二是经济政策失误,导致市场农副产品和轻工业消费品短缺,三是苏联党政官员的腐败。苏联现在有许多人对苏共不满,究竟怎样改革,将来会出现什么情况现在还难以预测。

   从与他的交谈中,我得到一些启示。苏共的三大错误确实存在,并导致社会积怨太深。苏联老百姓对苏联共产党的不满是有原因的。苏联解体的实践证明,莫斯科反共知识分子为搞垮苏共确实起到了营造舆论、煽动群众情绪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如果把苏联解体归罪于莫斯科反共的知识分子,则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还是苏联共产党内部出了问题。而且可悲的是苏联共产党没有找到有效的纠错机制和途径,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这位理论局局长可能还没有意识到,鼓动莫斯科反共知识分子攻击苏共的始作俑者正是他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民主化、公开化和人道主义“新思维”为攻击者提供了理论工具。苏共政治委员、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为攻击者提供了舆论平台。

   中国有句古话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理论上讲,无产阶级的政党没有自己的阶级私利,共产党的干部应当光明磊落,不怕敌对势力的攻击。可是苏共长期的政策失误,被人抓住了把柄。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的积弊如同大病缠身。一个体弱多病、免疫力低下的病夫做外科大手术,刚上手术台就猝死了。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作法自毙。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曾犯过反右派扩大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幸运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地纠正这些错误,并从中汲取教训,逐步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引领中国胜利向前发展。

   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调查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民众支持率和满意度为93%,居世界各国执政党支持率之首。说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有着最深厚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至于在中国有没有“反共知识分子”,不应轻易地给人扣帽子。但是大千世界,什么人都有。不排除由于对历史仇恨的记忆、现实生活中个人的际遇、“三观”的不正,以及境外反共势力的思想渗透等原因,出现极少数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也很难避免。对此我们需要保持必要的警觉。关键还是共产党自身要建设好,不犯授人以柄的过错。

   二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苏联科学院的学术交流协议,1990年9月,我与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同事一行四人,去苏联进行学术访问。在莫斯科先后访问了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以及苏联国家统计局等单位。我们访问的几个研究所都着重向我们介绍了苏联五百天转向市场经济的计划。该计划的起草者以苏联科学院院士沙塔林和亚夫林斯基等激进的经济学家为主导,采纳了哈佛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萨克斯等人的建议。

   在与苏联科学院经济学家座谈过程中,我们简要地介绍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做法,并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90年已进行了12年,一直采取摸着石头过河、渐进性的改革的方式。对所有制的改革,在坚持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同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减少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稳步地调整价格体系,在放开一般消费品价格后,对重要生产资料价格,由价格双轨制逐步向市场定价为主的机制转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但仍处在探索过程中。我们通过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情况的介绍,间接、委婉地表达了对苏联500天转向市场经济计划的异议。苏联经济学家认为只要制定好改革的目标、任务和实施计划,并通过立法来保障,500天转向市场经济是有把握的。

   对于500天转向市场经济的计划,苏联领导层并非没有异议。长期在企业和政府经济部门工作时任总理雷日科夫提出了区别于500天计划的经济改革纲领,认为向市场经济过渡只能是渐进的,主张以“先调后放”的途径实现价格改革。

   500天改革计划首先出自一批缺乏实际经济工作经验的经济学家,同时听从了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的建议,实际上是一帮市场经济的空想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在闭门造车。他们虽然认识到苏联传统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但没有认识到解决这些弊端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他们虽然在苏联教育体系中曾经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但是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背离了事物发展需要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唯物辩证法。500天转向市场经济的计划是一个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计划。

   500天转向市场计划的荒谬也不应简单地归罪于书生误国。戈尔巴乔夫多次表示他本人“更欣赏沙塔林的计划”。主要责任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控制意识形态主导权的雅科夫列夫等苏共政治局领导核心支持和批准了这个计划。

   实践已经证明,500天转向市场经济的计划彻底失败了,并给苏联经济造成严重破坏。1990年苏联国民经济出现战后的首次负增长,财政赤字上升,消费品严重匮乏,人民生活水平显著下降。

   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我们现场目睹了红场上聚集的一群又一群莫斯科人,持各种不同观点的群众在辩论、争吵,甚至谩骂,主题都是围绕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问题。在红场观礼台的对面是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大楼,从一层到顶层,层层都有排长队等待购物的人群。大多数人手里都拿着书刊和报纸,秩序井然。但是,各层货架上多数是空的,只有面包和瓶装酸黄瓜还能保证供应。1990年代,苏联人民经历了一场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转轨的剧烈阵痛。

   三

   因为苏联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设在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市,我们结束在莫斯科的访问之后,又去了乌克兰。当时苏联还未解体,基辅的苏联科学院乌克兰分院接待了我们。在与乌克兰学者的交谈中,已感觉到他们对苏联中央政府的不满,认为乌克兰在重工业、军事工业和粮食生产领域对全苏联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导致乌克兰的经济困难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他们希望脱离苏联而独立的倾向已经很明显,并认为乌克兰在联合国有合法席位,根据国际法,乌克兰应当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顿涅茨克市地处乌克兰东南部的顿巴斯地区,是乌克兰重要的工业基地。1990年这里还没有发生战乱,是一个工厂林立、安全、整洁的工业重镇。我们在这里考察访问了四天。虽然在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族人占多数,但工业经济研究所的领导都是乌克兰族人,他们的立场和观点与基辅的学者基本一致,也具有明显的独立倾向,并认为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乌克兰是前苏联的重工业和重型轻武器装备制造基地,能够建造航空母舰,设计和制造技术密集的大型军用飞机发动机,说明乌克兰的工业技术基础雄厚和具有很强的工业配套能力。在基辅和顿涅茨克,我们参观了几家工厂。其中有一家重型机械厂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从厂领导到普通工人全员参军参战,在西南战线英勇抗击德军,并付出重大牺牲。上世纪50年代中期,该厂援建过我国齐齐哈尔第一重型机械厂。第一重型机械厂的规划、建设、主要设备、生产技术都是来自于这家工厂的援助。我们1990年9月参观乌克兰这家工厂时,该厂已陷入严重的生产经营困境。我国的第一重型机械厂迄今仍然是制造大国重器不可缺少重型机械生产企业。

   在基辅和顿涅茨克,接待单位都开车带我们到远郊参观农场。乌克兰曾经是苏联的粮仓,大部分国土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从经济发展的条件考擦,乌克兰具有许多国土面积、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和发展水平等指标中等的国家不可企及的优势。乌克兰2020年人口为4151.57万人,国土面积为60.37万平方公里,气候温和,土地湿润。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0%,肥沃的黑土地面积超过30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三位。乌克兰人均占有的可耕地12.55亩,是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的8倍。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乌克兰人均GDP为4657美元,是当时中国的14.7倍。2020年,乌克兰人均GDP为3733美元,是中国人均GDP的三分之一。

   从政治上考察,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成为独立国家,共产党下台,实行西方式的“民主”选举和全面私有化。1991年至今,乌克兰先后有六位总统当选,大多是乌克兰的政治经济寡头,以及依靠利益集团支持上位的喜剧演员。但是没有一个总统使乌克兰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早在17世纪中叶中国的顺治年间,乌克兰就开始争论究竟向西靠还是向东靠,已有360多年,但是至今这一争论仍在延续。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并没有给乌克兰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宁,各级官员也并没有变得廉洁,反而腐败更加严重了。1991年12月带头签署《别洛韦日协议》促进苏联解体的乌克兰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20多年后目睹乌克兰解体后社会经济江河日下的状况,后悔自己当年签署那个协议。

   乌克兰独立已经30年了。雄厚的工业基础和机械化大农业的有利条件,用30年的时间完全有可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富裕的中等强国。可是乌克兰现在已跌落到中低收入国家行列。我们曾经访问过的顿涅茨克因战乱和冲突变得满目疮痍,乌克兰仍然在动荡中挣扎。旁观者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乌克兰虽然独立了,“民主自由”了,但是一个没有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精神、将美式民主奉为神丹妙药、以投靠美国和北约为荣的领导集团怎能带领国家摆脱困境?

   四

   为了考察苏联解体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情况,2000年8月,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李京文等同志再次去莫斯科进行学术访问。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负责接待,并比较全面地介绍了1991年到2000年苏联解体后社会政治经济变化情况。

   1991年12月,执政74年的苏联共产党黯然下台,苏联解体。到1999年12月叶利钦辞去总统职务,俄罗斯社会经历了艰难困苦的社会转轨年代。政治动荡、经济倒退,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著下降。

   从苏联解体到2000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连年下降。1990年前苏联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5500亿美元。2000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汇率计算,约相当于3000亿美元。10年期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0%。失业人数由1991年的140万增加到1998年的800万人

在所有制改革方面,1992年俄罗斯联邦政府向每个公民发放10000卢布的国有企业资产券,把国有企业的资产量化到个人。与此同时,允许国有企业资产券自由买卖。这种资产券并不是特定企业的债权或股权,持有资产券的广大公民事实上仍然是虚拟的所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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