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梳理文献、研读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保持学术传统与脉络的基础性工作。在我国，据学者考察，“文献”一词最早见于孔子《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认为，“文，典籍也；献，贤也”，称文为“典籍”，献为“贤人”。由典籍与宿贤构成的文献对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与学术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整理历史上的宪法学文献是从事宪法学学术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对于宪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个国家的宪法学研究若不以宪法学文献为基础或者缺乏对宪法学文献的系统整理，就无法获得本土宪法学说的理论支撑和资源借鉴，宪法学的理论化、体系化与精细化的研究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学术文献的整理是中国历代学者治学的基本功，也是以学术为业的共同体的共识与常识。自戊戌变法以来的一百多年，是中国宪法学兴起、成长的一百多年，百年间积累的宪法学文献浩如烟海，搜集和整理这些文献一直是中国宪法学者试图完成的学术课题与使命。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虽在文献整理方面有一定的进展，但总体上学界对系统化的宪法学文献整理工作缺乏应有的重视。

　　 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文献学开始复兴，文献学的分科越来越细致，伴随着出土法律文献的增多，有关古代法律文献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法律文献学应运而生，形成了一批学术成果，如1999年张伯元《法律文献学》，2003年李振宇《法律文献学导论》等。专门的法律文献学期刊也陆续问世，如1995年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创办的《法律文献信息与研究》，1999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创办的《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图书馆创办的《中外法律文献研究》等。

　　 随着法律文献学的发展，学术文献的研究逐渐被纳入不同学科与学术体系之中，其研究领域不再仅局限于法律古籍，而是扩展到各个时期有关法律的各种文献。在此过程中，有关宪法学的文献资料也陆续被整理出来，主要体现在宪法典、宪法学著作、宪法学期刊、宪法学教育、宪法学教科书、宪法学研究团体、地域性宪法活动和制宪过程等方面。这些宪法学文献整理的成果为宪法学保持其学术主体性与专业性，提供了学术范式与方法，也为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历史基础。

　　 中国宪法学文献史研究的学术脉络

　　 学术需要传承，学术是薪火传递的事业。为搜集和整理中国宪法学文献，学界通过不懈的努力，做出了宝贵的学术贡献，积累了不少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延续了连绵不断的学术传统的脉络，丰富了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内涵。我们应当充分肯定在宪法学文献史研究中做出贡献的学者们的努力，同时也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历史局限性与文献梳理方法论上存在的问题。

　　 （一）寻求文献的学术脉络

　　 1.宪法学文献整理成为学术发展的重要来源

　　 在中国宪法学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演变中，不同时期的宪法学者基于不同时代的学术使命，将学术文献整理作为基本的学术研究方法，从文本、著作、论文、期刊等不同形式整理宪法学文献，提炼并总结了不同时期的宪法学研究成果，奠定了宪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学术框架。如大东书局1923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宪法史》，作者吴宗慈不仅整理了之前的宪法学文献，而且以国宪起草委员会书记长身份翔实地记录了1919—1924年亲身经历的制宪过程。

　　 1920年代、1930年代和1940年代有多种宪法汇编问世，有的是私人编译，如邓毓怡在1922—1926年编译了《欧战后各国新宪法》的一编、二编和三编；有的是官方主持编译，如1933年国民政府立法院编译处编译的《各国宪法汇编》。谢觉哉在其日记中也记载了在起草陕甘宁边区宪法性文件过程中参考汪馥炎《宪法纲要》的情况。

　　 2.宪法制度变迁中的宪法学文献整理

　　 近代以来，出于国家建构与宪法体制的选择的需要，学界以文献为基础，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通过文献所体现的制度文化凝聚力寻求共同体的认同。如《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一书详细描述了毛泽东领导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宪法过程中广泛搜集历史上的宪法学文献并以开放心态吸取历史上积淀下来的宪法学术价值的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制宪是开国政治家和历史上宪法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历代宪法学者通过各种宪法学文献影响政治人物推动宪法制度变迁的典范。1954年宪法虽然从政治上阻断了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的法统，但从学术传统上承载了历代宪法学者所凝聚的学术共识。

　　 3.宪法学体系构建中的文献整理

　　 在宏观与微观、综合与专题、理论概念与实践等方面，宪法学形成了较广泛的文献体系。如在制宪过程的文献方面，2007年线装书局出版李贵连主编的《民国北京政府制宪史料》，以7000页篇幅完整记录了该时期不同阶段的制宪过程，全面收录了参与起草宪法者围绕各种宪法议题的辩论内容；在五大臣考察西方宪法方面，1979年出版的《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较完整地收录了有关出洋考察的奏折和上谕，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有关宪法问题的议论；1980年代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收录了载泽和戴鸿慈等人的考察日记，2006年厦门大学历史系编辑的《清末民初宪政史料辑刊》以8000页篇幅收录了宪政编查馆、预备立宪会和筹备国会事务局等编辑的第一手资料。

　　 2014年出版的潘崇著《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通过考察资料、大臣日记、国外媒体报道等资料的分析整理出基本文献脉络，“以五大臣出洋作为展示晚清社会转型的切入点，揭示历史事件及其社会具体空间的互动关系”。针对宪法学文献的特定领域的问题，学界已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使文献呈现专题化、多元化的功能。

　　 4.文献梳理与理论命题的提炼

　　 在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推动下，在文献的记录、编排、梳理与评述方面已初步形成体系，如2016年刘彦主编的《清末民国检察文献总目——法政期刊卷》将清末及民国法政期刊中涉及检察制度的文献分类整理并形成索引，客观反映了清末及民国时期有关检察的理论研究和制度运作情况，生动呈现了近现代以来中国检察制度萌芽、形成的历史渊源，使我们知所从来、明其所趋，为进一步深化对司法规律的认识提供了参考借鉴。

　　 在文献的甄别方面，2004年胡锦光和韩大元主编的《中国宪法发展研究报告（1982-2002）》，2005年以来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宪法年刊》，2009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大元主编的《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宪法卷》等文献整理对部分宪法学的著作、宪法学家的思想以及不同时期的宪法学流派做了基本分类，为宪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基础。

　　 （二）宪法学文献史研究的不足

　　 1.文献整理与研究缺乏系统性

　　 目前出版的各类宪法学文献的论文集、民国时期法政汇编、重新出版的宪法学著作等，缺乏整理学术文献的总体规划与系统性。

　　 一是在宪法学学科体系方面，对制度史的文献梳理相对成熟，但对思想史与学说史的文献梳理不够全面；相应地，宪法学文献的梳理侧重于政治性表述，缺乏学术性，对中国宪法文献学分支学科的建设缺乏必要的关注。二是在文献的整体性方面，往往集中于宪法学历史的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一专题，尚未形成宪法学文献长时段全方位的有机统一，缺少宪法学本土资源的挖掘。三是出现文献整理中的“碎片化”现象，各自为政，无法形成全景式文献体系。同时，文献整理缺乏长远的规划，甚至出现文献之间相互矛盾的现象，影响文献的权威性，同时存在重复研究等浪费学术资源的现象。中国宪法学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一个有机整体，梳理和研究其文献要体现系统性与全面性。

　　 2.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脱节

　　 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相辅相成，文献整理是学术研究的前提，文献整理的目的就在于学术研究，缺少文献支撑的学术研究，其结论是难以成立的。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就是撰写文献综述。要进行体系化的学术研究，就需要把收集的文献加以整理与类型化，寻求内在的学术脉络与发展规律，为之后的学术研究提供尽可能清晰的学术演变史。在整理文献的基础上，如何为学术创新提供素材与思想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对学术而言，有时文献整理的重要性大于研究本身，但与研究脱节的文献整理是缺乏生命力的。当需要整理的文献多，时间跨度又大，学术文献脉络复杂时，我们需要对相关文献的历史、功能与价值作必要的分析，使文献整理保持其学术特性。目前一些出版社影印了不少民国时期的宪法学著作，一些学者对民国时期的宪法学著作和论文进行的点校，在学术上是有意义的。但仅仅这样整理宪法学文献又是不够的，文献整理与学术评述、专题研究之间应保持有机联系，通过文献的研究应能深入到提炼学术脉络的程度。

　　 3.文献整理缺乏跨学科视角

　　 宪法学的专业性和跨学科的交流并不矛盾，宪法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需要跨学科的视角，走向跨学科多元化研究的路径，需要整合各类学术资源。如宪法学需要与刑法学、民法学的对话，还需要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对话。在法制史、思想史、政治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也进行了宪法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积累了一定的成果，但这些成果没有充分关注宪法学文献的专业性，有时以非专业的视角使用与评价宪法学文献，缺乏对宪法学专业性的深入思考。为此，当时的宪法学者强调宪法学的专业性和主体性，侧重于宪法学和相关学科的区别。

　　 事实上，在中国宪法历史上，宪法学文献与其他学科的文献相互交集，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与宪法学文献之间也存在知识体系上的交叉，这为跨学科交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近些年的文献研究中，宪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缺乏合作机制，学术资源整合程度不高，既没有吸取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也缺乏吸取其他学科成果的能力，影响了文献研究的社会效果。随着档案馆开放程度的提高，历史学界相关成果的涌现，以及数据库技术的应用，将会有更多的宪法学文献被发掘出来，需要在文献研究中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合作。

　　 总之，概括起来讲，目前的宪法学文献整理工作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文献整理缺乏系统性，文献整理领域过于分散，文献史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缺乏不同学科之间合作，无法形成综合的、全面的且系统的全景式宪法学文献体系。克服这些不足，有助于构建全景式中国宪法学文献体系，有助于提高中国宪法学研究水准。

　　 中国宪法学文献史的当代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研究中国宪法学文献史，有助于深入挖掘宪法概念的中国基因，展现宪法学的中国特色，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理论体系。

　　 （一）挖掘中国宪法学的本土资源

在一百多年的中国宪法学发展进程中，学界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构成研究中国宪法史的基本素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