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富春:追忆李泽厚老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6 次 更新时间:2021-12-02 22: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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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富春  

  

   1979年秋天,我从江汉平原的贫困农村来到了武汉大学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我痴迷于文学,连暑假都不回家,在学校里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成天做着当一个诗人的梦。我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也看了一些文艺理论和批评的著作,这使我在鉴赏之外多了一些思考。很自然的,我就超出文学作品和理论的范围,阅读美学和哲学。我的意愿也随之有所改变,兴趣不再是文学,而是哲学和美学。当时全国正是兴起美学热,这一强烈的浪潮也把我卷入了进去。当时图书馆的美学著作并不多,我把当时能借到的书几乎都翻阅了一遍。

   在当代美学家当中,我特别喜欢李泽厚。他当时已经出版了《美学论集》、《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还岀版了《批判哲学的批判》。当然,当时最有名的著作是他的《美的历程》,它几乎成为了美学爱好者的必读之作。我为李泽厚的美学心醉神迷,甚至可以背诵他著作当中的名句和金句。伴随着对他的著作的阅读,我也认真地研读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有尼采和海德格尓的一些短篇著作。它们给我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是我所读的教科书当中没有的事情,也是那些老师在课堂上没法讲授的思想。到了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就有个冲动,想把学习李泽厚美学思想的想法写成一本书。大概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居然把学习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心得写成了一本20多万字的手稿,并且把它打印成册。这本书叫作《实践美学的探讨》。我把它寄给了李泽厚老师,也送给了本科老师刘纲纪老师。刘纲纪老师对我非常肯定和赞赏,开了一系列当时在中国美学界有名的人物,让我把这本书也寄给他们。李泽厚老师给我的来信说了些鼓励之类的话,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后来我又给他写信,想在毕业的时候报考他的硕士研究生。到了1983年,我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但是这时候,我了解到李泽厚老师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访问,因此我没法报考他的研究生。但刘纲纪老师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给校长刘道玉建议把我留在哲学系。我就这样由一个中文系的学生留到哲学系工作,成为了一个青年教师。

   一年以后的1984年,我得知李泽厚老师从美国回国,便报考了他的研究生。当时报考李泽厚老师的研究生的考生很多,据说有50人左右,但他大概只招收五个。在武汉大学的考场,其实除了我之外,报考李泽厚老师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不久考试成绩出来了,我收到了去北京面试的通知。我很快就买了火车票去北京,但没有买到座位票,只好通程站立,有时乘机坐在地上。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进行了登记之后,有关人员要我到住在和平里的李泽厚老师家里去找他。我很忐忑地敲了李泽厚老师的家门,见到了我心中的神一样的老师,当然非常激动。但李泽厚老师和我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取出了一本英文版的美学著作,叫我翻译其中的十页到二十页。我取走了这本书,然后就回到我的临时住地进行翻译。大概花了一天的时间,我把英文翻成了汉语,字数应该有一万多字。后来我就把译文和李泽厚老师给我的英文著作一并交到了哲学所。这就算我到北京的面试。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终于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接着哲学所还派了两个人到武汉大学对我进行考核,主要是考核我的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情况。他们除了到武汉大学哲学系了解我的表现之外,还到我住的青年教师宿舍和我面谈。他们说哲学所新招的研究生将来是很有可能会留到哲学所工作的。

   1985年夏天,我有幸和刘纲纪老师一起到敦煌参加一个美学的讲习班。在那里,我又有机会跟李泽厚老师见面。我除了在讲习班上听到李泽厚老师和刘纲纪老师关于美学的宏论之外,还参与了当地安排的对敦煌石窟和麦积山石窟的考查。当时这两个地方的很多石窟处于保护状态,是不开放的,但是考虑到李泽厚老师和刘纲纪老师是著名的学者,因此给了我们非常特别的待遇。一路上,我领略到了李泽厚老师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风采,这些是读他的书所感受不到的。他是活生生的人,对于所遇到的人和事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给予我很大的启发。

   1985年的9月,我来到处于北京西八间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报到。其实这个研究生院当时也就是几栋房子,图书馆还没完工,还处于一种正在施工的状态。周边的环境也不怎么好,除了黄土地之外,就是鱼塘,我们有时候晚饭后就在鱼塘边上散步。开学一周,哲学所组织了导师和新生见面。当时哲学所有很多著名的哲学人物,我记得有贺麟先生、杨一之先生和叶秀山先生等。师生见面的时候,李泽厚老师也去了。他穿了一套很高档的西装,但我们学生穿得很休闲。哲学所的书记和所长在会上提到了李泽厚老师,说他很少到哲学所开会。在哲学所的研究生集体见面之后,美学研究室的研究生接着开会。室里只有李泽厚老师带了五个研究生,其他人并没有带。李泽厚老师在师生见面的时候讲话也不多,只是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一句话,说要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人要像孤岛上的灯塔守望者一样,要耐得住寂寞。我跟他说,我想学习西方现代美学,他强调了至少要懂两门外语,也就是说除了英语之外,还要懂德语和法语之类。

   在哲学所的学习时间是三年。按照研究生院的规定,我们要上很多公共课,比如说政治课和英语课等,哲学专业还有通开课,如现代西方哲学。其中,叶秀山老师就给我们作了好几场报告。至于美学的专业课,李泽厚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课堂作业,就是要阅读《英国美学杂志》和《美国美学杂志》,并且做出重点论文的摘要。此外,他组织了一个讨论班,主要是邀请在北京地区的一些青年才俊讲授现代西方哲学。比如说,有人讲尼采,有人讲海德格尔,有人讲胡塞尔。这些当然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当时正是西方文化热,也是西方哲学美学热,但是由于资料有限和信息闭塞,一般人知之甚少。因此这些人的报告给我们传达了许多闻所未闻的哲学观念。至于李泽厚老师本人,他从来没有给我们开过一门课。正如他后来所说,他到美国大学去授课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他从来没有系统授课的经验。但这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研读他的著作。当时他又出版了《华夏美学》、《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这些书都是我们的必读书。通过反复的阅读,我们体会其中的真义。到了第三年的时候,李泽厚老师应邀到新加坡讲学。在他去之前,我们就要确定毕业论文的题目。我开始跟他说,我想写一个很宏大的一个题目,叫作人类学哲学和美学。他把题目和纲要浏览以后,坚决否定了。他说这个题目太大不好,要求我再选择一个比较具体的题目。我根据他《批判哲学的批判》的主题,就选了一个叫作《康德、席勒、马克思的审美哲学》,这有别于我们讲的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这条路线。其实,从康德经席勒到马克思这个思路,在西方人已经有人做过,也有汉语翻译过的类似的哲学论文。李泽厚老师看了我这个论文题目和框架之后,很赞成,很满意。但是到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李泽厚老师还在新加坡,没法参与我们的答辩。在答辩的过程当中,有一位黑格尔研究专家对我的这个题目和李泽厚老师的想法进行了批评。尽管这样,我还是顺利地通过了答辩。

   在北京整个读书期间,还有一件事情是值得一提的。我每年春节都会从北京回武汉,再到仙桃,看望我的母亲和家人。在武汉我当然也会看望武汉大学的刘纲纪老师。有一次,刘纲纪老师刚好从朝鲜访问归来,带来一瓶朝鲜本土的人参酒,他要求我把这瓶酒带到北京,送给李泽厚老师。同时,刘纲纪老师也完成了《中国美学史》第二卷,即两汉魏晋南北朝那部分。他把厚厚的手稿装到一个袋子里交给我,要求我带给李泽厚老师。我从武汉回北京的时候,带着刘纲纪老师的人参酒,还有《中国美学史》第二卷,送给了李泽厚老师。他当然非常高兴。后来,《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交给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责任编辑考虑到我既是刘纲纪老师的学生,也是李泽厚老师的学生,就要求我负责给他们审稿。我哪有这样的能力?我只是按照岀版社提出的一些技术性的要求对这个手稿作了细小的处理。但我的确倍感荣幸,我可以算作这本书最早的读者之一吧!

   1988年夏天,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李泽厚老师嘱托我能扎根北京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我还是回到了武汉大学。我离开北京以后,实际上跟李泽厚老师很少往来。我是一个喜欢独往独来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懒散的人。我从不主动交接他人,包括老师、同学、学生、同事和同行等。在李泽厚老师的诸多弟子当中,我可能是既不跟他很疏远,也不跟他很亲近的人。我跟李泽厚老师的交往也就是随缘自在吧。

   1991夏天,我已经办好了去德国留学的护照和签证,准备坐从北京经过西伯利亚、莫斯科、华沙再到德国的火车。在离开北京之前,我去拜访李泽厚老师。我到他皂君庙的家里,送了他一瓶董酒。李泽厚老师谈了很多,后来还留我在他家吃了午饭。他当时还是力图构筑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和主体性哲学。但是我告诉他,我现在主要的兴趣是转向了德国的海德格尔哲学,准备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海德格尔的思想。李泽厚老师虽然对海德格尓有所误读和批评,但是对他还是称赞有加的。

   我到德国以后一直为生活和学业操劳,和李泽厚老师通信甚少。有一次,我居然在一个中国文化展的书摊上看到了李泽厚老师《美的历程》的德文版,当时欣喜若狂,仿佛看到了李泽厚老师本人一样。我虽然经济很紧张,但是还是买了三本,分别送给我的导师和其他德国友人,让他们知道我的中国老师的思想。后来,我获得了为期三年的弗里德利希—埃伯特基金会的博士生奖学金,才可以专门从事哲学研究。我给李泽厚老师通信,谈了一下自己关于哲学的想法。一年之后,李泽厚老师应德国图宾根大学的邀请讲学一年。我们电话就比较方便了。我跟他在电话当中谈到我的学习情况,尤其是谈到了李泽厚老师的思想跟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的关系。他自己也承认他的思想不光关联于马克思,而且接受了尼采和海德格尓。我当时试图把这个想法写成一篇文章,但是因为要专心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所以就一直没有把李泽厚老师与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尓的关系写成一篇文章。

   过了一两年之后,李泽厚老师又前去荷兰的莱顿大学讲学。按照约定,我到了莱顿的火车站和李泽厚老师见面。然后我们又一致前往莱顿大学,到了李泽厚老师下榻的酒店。晚餐的时候,他买了一盘炸鸡,我买了一瓶雪莉酒。我们两个人就平分了750毫升的美酒。我们边喝酒边聊天,谈了一些哲学问题。最后,他希望我能回到中国,而且要回到北京工作 。

   1998年我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准备回国工作,当然还是想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里也曾派人两次到武汉大学提取我的档案,但是武汉大学拒绝放行我的档案。鉴于这一困境,我必须亲自回武汉大学提取档案。此时的校方对我很非常友好,也表明绝对不会放我到北京去工作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好继续在武汉大学工作。回国以后,我的研究的主要的焦点不再是海德格尓,而是中国的儒道禅。在此基础上,我要建立自己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亦即欲技道的游戏说。在这段时间里,我跟李泽厚老师的交往也不是非常密切,但是我对他的信息非常地关注。我也写了几篇研究他的文章,比如说,在《读书》杂志就发表过关于《论语今读》等两本书的书评。此外,我在《文艺研究》上发表了长篇研究李泽厚老师的论文,讨论了他的工具本体和心理本体。

   近20多年来,我基本上每年都会去北京开会。如果李泽厚老师在北京的话,那么我们就有机会见面。有一次,在我的学兄赵士林教授的组织下,我们在王府井周边的一个烤鸭店吃烤鸭。我们师徒三个喝了一瓶白酒。吃饭以后,李泽厚老师还打包了一个烤鸭带回家。在酒桌上,我们不讨论哲学问题,主要是听李泽厚老师发表一些对时事的看法。

   2010年的夏天,李泽厚老师到武汉出席一场文化活动。我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请他跟刘纲纪老师、邓晓芒教授见面。我们先游览了东湖,后到了东湖宾馆里面的东湖水榭,在那里喝茶饮酒。当时那里光一桌菜肴的费用就是一万以上,是比较奢华的。这个费用就由我的学生余仲廉承担。我们在东湖水榭上品茶、饮酒,非常愉快。李泽厚老师那时兴致很高,从生活到哲学无所不谈。在生活上,他还炫了他穿的皮鞋,说是世界足球明星穿的顶级名牌。在哲学上,他反对学界以著作和论文的数量论英雄,而认为最根本的是要有独创性的思想,而不在于出了多少本著作,发表了多少篇论文。一个没有独创性思想的著作和论文,实际上就是文字垃圾。

   此后我跟李泽厚老师既没见面,也没有通讯往来。但我时刻想念他,也经常在网上看到他的言论和消息。今年十一月初,我突然听到他去世的消息,非常地震惊和悲痛。余仲廉对我说,还想请李泽厚老师再到东湖水榭品酒论道呢!此事此生是无望了。我随后写了一首小诗,表达了一个学生对老师的思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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