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莫迪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开启印度第二轮经济改革。改革以“印度制造”为中心，重在启动新一轮的工业化进程。为此，莫迪政府改变过去对外开放、引入国际竞争的政策取向，全力保护国内市场，以进口替代路线扶持本土制造业，其经济政策的亲商、亲资本色彩亦更加浓厚。改革在莫迪上台初期取得一定成效。但是莫迪经济改革并未改变印度经济靠内需“单腿走路”的困境；产业政策只强调对国内企业的庇护，没有推动企业从事出口型制造业，亦未能将外国直接投资引入到制造业领域；经济政策过于亲商、亲资本，反而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累积。从根本上看，莫迪经济改革仍然奉行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模式，将广大农村和农业排除在外，这一模式脱离印度国情，难以真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莫迪经济改革要实现工业化蓝图，难度较大。

　　 [关键词] 印度 莫迪经济改革 工业化 二元经济结构

　　 2021年是印度经济改革30周年。过去30年，印度通过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经济改革获得高速增长，成为令全球瞩目的新兴经济体。30年之后，第一轮改革的红利开始减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莫迪政府开启了印度第二轮经济改革。与第一轮改革相比，莫迪经济改革的方向和内容呈现哪些根本性的改变？莫迪政府为印度经济规划了怎样的发展前景？未来印度经济向何处去，能否实现新的发展规划，真正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本文从公共经济政策的角度，评价莫迪政府经济改革，并尝试描摹出印度经济在较长时段内的发展轨迹。

　　 一、莫迪经济改革背景

　　 2014年莫迪上台之时，印度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经济改革开展已久。印度经济增速在21世纪初明显加快，成为令全球瞩目的新兴经济体。但是至2014年，第一轮改革的红利逐渐消退，内外环境亦发生显著变化，经济长期增长的隐忧渐趋凸显，迫切需要确立新的改革方向。

　　 （一）上一轮改革红利渐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印度开始推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经济改革。改革突破了许可证制度、进出口限制等以往束缚，经济增长显著提速。1988年至2003年，印度国民经济增长率升至5.8%，2003-2012年进一步提高至8.2%，成为全球瞩目的新兴经济体。人均GDP的增长同样在加快，由过去的1%-2%升至3.8%（1988—2003年）和6.6%（2003-2012年）。

　　 2010年之后，第一轮改革的效应开始减退，印度经济向慢车道滑行。2011年，印度GDP增长率由前一年的8.5%骤降至5.2%，工业产出下降，卢比大幅度贬值，政府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率重新攀升，一度达到12%的高位，加之国大党政府贪腐横行、效率低下，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民众怨言颇多。时任印度总理曼·辛格第二任期改革不力，零售业对外开放被迫叫停，削减燃料补贴等措施更激起广泛的民意反弹。由于对印度改革的速度与程度不满意，国际投资者放慢了向印度投资的步伐，2012～2014年，印度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升反降，辛格本人也被媒体称为“差等生”、“犹豫不决、无能的官僚”。

　　 （二）内外环境发生显著变化。20世纪90年代的自由化改革在危机的特殊背景下发生。当时，印度内部面临双赤字、高通胀等难题，经济危机迫在眉睫，倒逼改革。以许可证制度为代表的政府管制措施压制私营部门活力、严重阻碍经济增长，并滋生了普遍性的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社会上下认可改革必要性。外部环境方面，90年代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经济浪潮席卷全球。一方面，苏联解体使印度失去了重要的贸易伙伴、贷款援助来源和效仿模板；另一方面，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风潮向全球蔓延，美国主导的市场经济和全球贸易体系不断扩张，原本与印度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中国和东南亚经济体参与其中、经济增长迅速，促使印度国内开始反思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印度总理拉奥指出，“当经济改革席卷世界，如果印度要生存下去，就不能落在后边”。与之相比，莫迪上台时印度的内外环境皆已改变。印度经济早已走出90年代的“双赤字”危机，并经过了一个相当长时段的高速增长期，政府更多着眼于“大国崛起”的战略需求，为经济持续增长规划下一步路径、寻求新的增长点。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曾经的“超级全球化”潮水褪去，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风潮再起，各国政府纷纷强调推进出口、保护本国就业。由于价值链升级，中国等东亚经济体的制造业开始向外转移，伴随中美全球博弈加剧，一些西方国家厂商也谋求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布局生产基地。

　　 （三）原有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局限性明显。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浪潮中，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增长路径，一类是沿着多数发达国家过去的发展道路，自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推动产业从下至上渐次升级；另一类是直接瞄准国际先进产业，大力推动这些产业在本国的发展壮大，继而通过技术扩散等方式带动整个经济现代化。中国等东亚经济体采用的是前者，印度则选择了后者。当时的印度领导人认为，信息技术产业可以直接提高整个经济体的生产率，其发展和进化能够带动印度其他古老的产业现代化，实现经济跳跃式发展，使得印度经济不必经过渐次升级的传统工业化而快速实现现代化。因此，政府下大力气扶持计算机软件等产业，出台各类优惠措施，降低投资门槛。1990～2012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印度GDP的比重由37.95%升至46.3%，成为印度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当工业和农业的表现都相对不佳的时候，正是服务业使GDP在90年代保持了6%左右的增长。由于计算机软件等信息服务业表现亮眼，印度获得“世界办公室”的称号，是当时发展中国家群体中少有的在高端服务业中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

　　 然而，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这种以服务业为主导的过早“去工业化”模式弊端逐渐显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服务业自身难以持续高增长。服务业附着于物质生产力的提升，无法长期独立于社会整体生产力的需求而增长。因此，若缺乏强有力的工业基础，服务业的增长只能是一时的。印度由于工业制造能力薄弱，服务业后劲不足的缺陷逐渐凸显。到2014年，印度服务业增速开始放缓，增长率由高峰时期的12.5%（1999年）降至8%左右。2012财年前后，印度非要素服务出口的增速大幅下滑，增长率在-10%至10%之间徘徊，远低于21世纪初40%甚至80%的增长率，对出口的支柱性作用明显减弱，迫切需要寻找新的产业来支撑高增长。

　　 二是计算机软件等服务业的大发展并未带动生产率的全方位提高。服务业不涉及具体的物质生产，对前后产业链延伸、带动经济体整体向前的效果有限。事实证明，印度的IT信息技术、金融、用户服务等外包业务固然取得长足进步，但这些产业只是相对孤立地发展，且多依赖西方国家的市场需求生存，未与国内其他产业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即便如计算机硬件、电子元件等高度相关的产业，都未能享受到计算机软件行业红利而充分发育。传统的工农业并未如印度领导人期望的一般，生产率在信息技术等现代科技的武装和拉动下快速提高，尤其是制造业生产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等问题没有根本改变。在全球贸易版图中，印度仍然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三是社会正规就业严重不足。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一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持续下降，其缩减的份额几乎尽被服务业吸收，但是，服务业并未能等比例地吸纳农业和农村劳动力。到2014年，农业占印度GDP的比重已由建国之初的近80%降至16.8%，但仍有45.9%的劳动力停留在农业部门。高端服务业固然可创造高产值，但其创造的岗位数量非常有限，而且对劳动力知识水平与能力要求较高，只能为一小部分人口提供高收入，无法为中下层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和谋生渠道。由于缺乏正规岗位，劳动力在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只能流入小型、非正规的工业或仆役、小商贩等传统低端服务业。根据2009～2010年官方调查数据显示，印度全国就业人数为4.65亿，其中正式部门就业仅有2800万人口，剩余4.37亿都在非正式部门就业。这一大部分人口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在劳动力市场上严重缺乏议价能力，收入增长慢，难以支撑内需的持续扩张。

　　 二、莫迪经济改革的三大转变

　　 2014年前后，印度经济的多重问题逐渐暴露，经济面临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挑战。莫迪上台后，改变经济政策重点，更强调对原有短板——制造业的扶持，工业化重新成为经济发展目标。对外经济政策上，莫迪政府具备明显的保护主义倾向。同时，与上一阶段改革注重自由市场机制建设相比，莫迪经济改革呈现更具实用性的亲商、亲资本色彩。

　　 （一）重点产业从服务业转向制造业。莫迪上台后，重新将工业化确立为经济建设的目标，政府由重点扶持信息技术等服务业转向大力培育制造业，标志着印度经济增长思路发生重大调整。2014年莫迪上台后，重新将制造业确立为发展重点，工业化再度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方向。2014 年，莫迪推出“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计划，确立了汽车、航空、化工、国防军工、电子设备、制药等25 大产业，宣布到2025年要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提升至25%，推动印度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此后，印度国内主要经济改革都围绕“印度制造”展开：制度层面，莫迪政府致力于推进税收、征地和劳工制度改革，降低制造业企业投资设厂门槛，改善营商环境，相继放开建筑、医药、保险、畜牧、通讯、采煤等行业，提高私人投资和外资的持股比例上限。基础设施层面，莫迪政府将铁路、港口、工业走廊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到优先议程，优先保障这些方向的财政支出，并推出“数字印度”倡议加快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普及。

　　 莫迪政府之所以将“印度制造”确立为改革重点，主要着眼于印度制造业的巨大潜力。换言之，一旦新一轮工业化进程启动，其创造的就业机会可对低收入的农村人口产生强大的吸力，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可转入正式工业企业就业，推动实际工资上涨，支撑内需的持续扩张，而内需的扩张又能为工业化源源不断提供助力，从而形成国民经济的内生良性循环。因此，尽快启动新一轮工业化进程成为莫迪政府经济改革的重点。

　　 （二）对外经济政策从开放转向自守。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中，对外开放、引入国际竞争被看作是提升印度企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与之相反，莫迪政府认为本土企业应先倚重国内市场发展壮大，具备竞争力后再实行对外开放。2014年莫迪上台后，印度的对外经济政策开始回摆，2019年以后更是呈现明显的保护主义倾向。

　　 第一，掀起“自给印度”运动，强调“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莫迪本人在讲话中多次号召民众“购买国货”“以印度产品取代进口”，并推出“为本土产品发声”（Vocal for Local）计划，主张对外贸易重新回到“只有国内没有的或国内不能制造的工业品才能进口”路线上。在替代性高的服务业部门，如手机应用程序领域，政府以“维护国家安全”等名义封杀数百款中国背景的手机应用，为印度本土应用程序腾出巨大的市场空间。

　　 第二，提高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关税是莫迪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据WTO统计，自莫迪2014 年上台以来，印度改变过去降低关税的政策取向，其最惠国待遇关税水平由13.5%升至2019 年的17.6%。此外，针对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中国、东盟的产品，印度频频使用反倾销调查、原产地规则等非关税贸易壁垒，以阻隔这些商品进入本国市场。

第三，追求绝对贸易顺差，由向东融入亚太转而向西联结美欧。9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印度一直秉持“向东看”经济战略，试图向东融入亚太经济圈。但是，由于印度在与中国、东盟的贸易中长期处逆差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