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4 次 更新时间:2021-11-27 21: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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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而结束。中国虽号称参战,其实只派出一些劳工,却因此而成了战胜国,颇有些喜从天降的感觉。北大文科讲师崔适当月赋诗志庆,其中一首说:“重瀛西去有威风,不费餱粮不折弓。战胜居然吾国与,大勋成自段新丰。”(1) 梁启超也观察到,自欧战告终“喜报传达以来,官署放假,学校放假,商店工场放假,举国人居然得自附于战胜国之末,随班逐队,欢呼万岁,采烈兴高,熙如春酿”。(2)  两人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居然”一词,特别能表述时人那种不战而胜的意外惊喜。

   曾因鼓吹参战而被政敌诟骂的梁启超并不特别分享这“熙如春酿”的陶醉状态,他相当精辟地指出,这一次“普天同庆的祝贺”,不过是“因为我们的敌国德意志打败仗”;(3) 换言之,敌国被他人打败未必即中国真正战胜。但朝野放假欢庆的场面是实在的,很多人显然是真正地兴奋起来了。当时的北大学生许德珩晚年还记得那时“公理战胜强权”等口号“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的翻身了”。从1918年11月到1919年4月,“这一期间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而各种“名流们也勤于讲演”。(4)

   胡适就是其中一位参加讲演的名流,他有着与许德珩相似的记忆。胡适说,当1918年11月11日“停战的电报传出之夜,全世界都发狂了,中国也传染着了一点狂热”,他自己也是那些狂热者中间的一个。(5)  然而高兴的时间不长,如许德珩所说,“大家眼巴巴地企望着巴黎和会能够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哪晓得奢望的结果是失望”;绝望的后果则是众所周知的“五四”运动。(6) 在胡适看来,“正因为有了那六个月的乐观与奢望,所以那四五月间的大失望能引起有热力的反动”;学生的行动固然是因为“大家都深刻的感觉那六个月的乐观的幻灭”,但“若没有那种乐观,青年不会有信心,也决不会有‘五四’‘六三’的壮烈运动起来”。(7)

   两位北大师生共同指出了兴奋或乐观的期间大约有六个月,也同样使用了“奢望”一词来指陈那狂热甚至疯狂情绪背后的期盼。尽管那时一般人很少看到青年的“信心”,胡适对那一系列活动的回忆在细节上也稍有小误,但他事后的分析是有所见的:如果没有前一阶段的奢望,后一阶段的绝望和幻灭感不会那样强烈。

   对北伐前的民国而言,五四运动像是一个分水岭,将此前和此后的时代潮流大致区隔。过去较多注重“五四”带来的变化,但“五四”前夕中国社会各界从希望到失望的急剧转折,揭示了不少影响深远的面相。当时的政治和思想走向呈现出特别明显的内外缠结、由外及内的倾向,朝野新旧共同感觉到世界新潮流排山倒海般激荡而来,“过激主义”的流行伴随着上层知识精英的激进,以会议方式解决问题的尝试最终失败,学生作为一个社群在政治生活中逐渐兴起,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政治取向和政治行为,还可以进一步探索。(8)

   本文侧重考察当时的读书人群体,拟采“见之于行事”的方式,希望如陈寅恪所云,在研求史料文本时“旁采史实人情,以为参证”;(9) 即不仅写实,亦兼写意,在史事重建的同时,更从情绪和心态视角撷取时人关注的重点,特别是那些带有倾向性而又往往为我们既存史学言说所忽略的面相,试呈现史事神韵之一二,(10) 期对认识后五四时期的政治走向稍作铺垫。

   一、公理战胜的乐观

   前引梁启超使用的“普天同庆”一语,相当传神地表述出大战结束后北京的欢庆场面。陈独秀眼中“万种欢愉”的场面是“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东交民巷以及天安门左近,游人拥挤不堪”。(11) 北大学生张厚载看到“连日各方面欢呼庆祝,一片歌舞承平之声浪”;他自己“躬逢其盛”,也感到“莫大之光荣”。(12) 而且这是一次民间推动、政府主导并与民间热情及时互动的庆贺活动。从11月14日起,教育部特令京中各校放假庆祝,由半天而延长到数天;中央政府本身也不落人后,在总统府开大会庆祝,并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式。(13)

   先是世界性的欧战协济会发起全球募捐,以解决军人和劳工的善后问题,并请中国参与。中国方面旋即由“有势力之中国士夫”组成欧战协济会中国委员会,以协和医学校的顾林(Roger S. Greene,中文名又作顾临)为会长。其《劝捐缘起》说,中国“对于欧战,迄未能大有为力之处”,而此等捐助与派兵派工人等相类,“均足使外邦视中国民族,同起敬爱之心;且于和会时讨论关于中国所有利益问题,亦足以增加其民族代表之尊严”;故不仅乐善好施所当为,“中国为自谋起见,亦应慷慨输将”,对此捐助“倍加尽力”。(14)

   在顾林和基督教青年会步济时(John S. Burgess)的具体推动下,北京学界定于11月14日(星期四)下午举行游街大会,“以助欧战协济会庆典”。这一本是捐款的行为实际变成中国方面庆祝战胜的一项活动,得到教育部大力支持,教育总长特允各公立学校放假半天以参加游街会,并在天安门附近搭建一高台,供检阅和演讲之用。而北大主动将放假时间延长为一整天,要求学生与会时“一律身着乙种礼服(袍子马褂),以示整齐”。(15)

   由于会议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北大决定延长停课,“要求教育部把此临时讲台,借给北大师生,继续演讲”两天。故15日和16日两天,北大在天安门外单独举行了演讲大会。校长蔡元培两日均有演讲,而文理科学长等教授也都有演讲。据胡适的回忆,“演讲时间,每人限以五分钟;其实,每人亦只能讲五分钟,因为彼时风吹剧烈,不到五分钟,讲员的喉咙,已发哑声,虽欲继续,亦无能为力了”。由于演讲“大受听者欢迎”,北大进而决定利用政府和教育部当月28—30日举行庆典的机会,再次停课三天,参加中央公园举行第二次演讲大会,各科教职员和学生均可加入演讲。(16)

   中央政府定于11月28日在总统府举行欧战胜利庆典,并在天安门行阅兵式。教育部大概也感觉前次游街大会效果甚佳,故决定各校派学生200人参与28日的庆典,而全体学生都参加30日的提灯大会。据说参加庆典游行的学校有60余所,至少上万人,“得未曾有之盛况”。总统徐世昌马车入天安门时,围观之“商民及各校学生鼓掌欢呼,声如雷动”。28日晚中央公园所开演讲大会,“环绕会场者何止万人”,由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主持,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代表徐世昌演说,总理钱能训和参战督办段祺瑞等要人也都有演说,尤其后者“引人奋发欢呼”到“其势若狂,此殆从来所仅见之景象”。(17)

   北大对此活动的具体规定颇有意思:凡因参与阅兵式和提灯大会之筹备、演习者,缺课均“不记旷课”;而不参与提灯会演习者,则反“以旷课论”。(18) 这类稍显反常的规定,与一再停课的举措,既体现出学界对“战胜”的兴奋和热情,也显露出因好消息来的突然而有些不知所措,甚或反映出某种因过去“参战”不力而急于对世界局势做出更多贡献的弥补心态。(19) 积极参加庆贺的李大钊便在反思“学界举行提灯,政界举行祝典”的活动,多少有些“强颜取媚,拿人家的欢笑当自己的欢笑,把人家的光荣做自己的光荣”。(20) 而陈独秀则明言不欲参加活动,因为他“觉得此次协约战胜德国,我中国毫未尽力,不便厚着脸来参与这庆祝盛典”。(21)

   但多数人显然是喜出望外的。11月中下旬的北京已近严冬,演讲者在凛冽的寒风中站立高台之上,还要让尽量多的听众实有所闻,难免会在短时间内就声嘶力竭。以每人五分钟的时间而能连续两次演讲数天,参与者的踊跃可以想像。如果胡适的回忆不错,当时蔡元培“兴致最高”,他“最热心、也最乐观”,正是他“向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约我们一班教授做了一天的对民众的‘演说大会’”,体现出这些知识精英“政治兴趣的爆发”。(22)

   蔡氏为演讲定调说:“我们为什么开这个演说大会?因为大学职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点大学的教育,在外国叫做平民大学。这一回的演说会,就是我国平民大学的起点。”(23) 胡适注意到,“这是他第一次借机会把北京大学的使命扩大到研究学术的范围以外”;从此“北京大学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带着我们都不能脱离政治的努力了”。

   两周后蔡元培以校长身份解释北大何以用“连坐”方式惩戒缺席提灯会的学生时说:人是群性动物,不能孤立生存。像学校这样的小群,“不能外于较大之群之国家,尤不能外于最大之群之世界。世界之休戚,国家之休戚随之;国家之休戚,学校之休戚随之;学校之休戚,学生之休戚随之”。校外活动“无形之训练”,比三天的校内课程更重要,可使参与者“得以放开世界眼光,促起国家观念”。(24) 这与那个一再强调大学仅是研究高深学术机关的蔡元培,显然有不小的差异。

   北大校长这样公开号召学生走出校园,和国家、世界休戚与共,对后来的事态发展应有不小的推动。当时这些知识精英已相当激进,用北伐后流行的话就是“左”倾。在11月16日的演讲中,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并宣布:“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25) 约两周后,李大钊在中央公园的演讲中重申“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他希望顺应世界潮流,“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26)

   当然,在庆祝“战胜”时劳工地位的提升与中国参战者唯劳工这一事实直接相关,连康有为那时也说,“吾国参战之功,惟工人最大;则我国所争议约之事,应以保护华工为最大事”。(27) 但“劳工神圣”出自于蔡元培之口,仍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和影响力。(28) 如胡适所说,“那‘普天同庆’的乐观是有感动人的热力与传染性的。这种乐观是民国八年以后中国忽然呈现生气的一个根苗,而蔡先生就是散布那根苗的伟大领袖”。(29)

   胡适后来说,“这样热烈的庆祝协约国的胜利”,不一定意味着“我们真相信‘公理战胜强权’”。其实“我们大家都不满意于国内的政治和国际的现状,都渴望起一种变化,都渴望有一个推动现状的机会”。大战结局似为“一个世界大变局的起点”,我们“也想抓住它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起点”。这样的分析或不免稍过理性,而低估了时人那种由衷的欢欣鼓舞;但他反复说出的“渴望”却很能代表时人的感觉,毕竟他们“不免都受了威尔逊大总统的‘十四原则’的麻醉,也都期望这个新世界可以使民主政治过平安日子”。

   乐观、兴奋甚至反常后面隐伏着对未来的无限希望,对多数人而言,“新世界”不仅指国外,他们也期待着国内局势随之好转。这些愿望表现在一系列的“新”名称之上,如新生命、新时代、新纪元等,具体说得最多的可能是新潮流,总起来当然就是“新希望”。

   二、新纪元和新潮流

   “渴望起一种变化”的心情对近代中国士人来说可能太熟悉了,而世界大战的确提示了这样的可能性。严复早在1915年就预言说,“欧战告终之后,不但列国之局将大变更,乃至哲学、政法、理财、国际、宗教、教育,皆将大受影响”。(30) 到战争真要结束时,类似的见解已相当普遍了。张东荪即说,“欧战将了,世界潮流一新,吾国之地位,亦渐由不确定而入于确定,是世界易一新生命,吾民族亦必易一新生命”。不过他审慎地表明,所谓“新生命”不过进化之一变相,并不“含可喜之意于其中”。(31)

同样持审慎态度的还有《晨报》社。该报以为,1918年可能是民国“开国以来最不祥之年”,其间“外忧内患,更起迭乘”,几无一事“足以稍慰吾人之希望”。但转折也已出现:“世界大战既终,国内争斗亦息,平和之声,弥漫大地。由此而新思想、新潮流、新团体、新事业风起云涌,气象万千;在世界开一新纪元,在吾国辟一新生命。果能顺应时变,力图自新,则起死回生之机,又未必不在今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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