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博:隐士的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9 次 更新时间:2021-11-17 21: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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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博 (进入专栏)  

  

   各位好,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关于隐士的,不是关于隐士的其他东西,而是关于隐士的哲学。三教一直是个很热闹的地方,今天晚上尤其热闹,刚才过来的时候那边都有很多活动。我们今天提到隐士的时候,也会提到怎么样在热闹的环境隐居这样一个话题,不过这只是隐士生活方式的一种,比较早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有点像我读大学那时候的三教。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没有三教,这是一个非常空旷荒凉的地方,我记得也没有篮球场。也好比我们现在的中关村和我以前读大学那时候的中关村的对比,有一个从荒凉到热闹的转变过程。其实隐士的生活方式,也差不多经历了这样一个类似的过程。

   我们知道中国一般把知识分子有时候都称为“士”,而“士”也可以分很多种,有我们要讨论的隐士;有游士,游就是旅游的游,当然游士不仅仅是旅游的人,是指那些奔走于各个国家之间,以实现自己的抱负的人,像孔子、墨子这样一些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游士;比如说还有勇士,我们知道,就是那些很勇敢的人,读《孟子》就会发现里面谈到很多勇士,他们可以做到“不肤挠,不目逃”,我们都做不到,除非你把眼睛闭上,当然那些勇士不会那么做;还有像壮士、谋士、义士等等。这些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每个生活方式背后都有支撑他这样生活的一些观念。那些支撑他们的生活方式的观念,我们可以从最广的意义上把它叫做“哲学”。所以说当我们讨论隐士的哲学的时候,我想告诉各位的就是,什么是隐士?隐士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为什么这样生活?我们的讨论大概就是围绕这样几个问题来进行。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隐士?从名字上可以看出来,所谓“隐士”是由“隐”和“士”两个字组成的,不属于“士”的不能称作“隐士”,这样首先就排除了女子,女子不能称为隐士,我们历史上的隐士没有一个是女的,因为女性本来就是隐的,她们没有显的机会。另外还要排除一类人,因为虽然从广义上来说男人都可以称为“士”,可是我们一般是不这么用的。士从大的方面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武士,从最初“士”字造字的原因来看,就和武器有关,我们讲武士,日本还有武士道,就保留了士的这层意义。另一个意义,比如说我们平时用的士大夫或者士的集团,这里讲的士一般是指有知识的人,或者至少是有德行的人。这些人当然不全部选择隐士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刚才提到他们会采取很多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游士、义士等等。因此,隐士的另一个规定就是“隐”,他们必须采取隐的生活方式,才能称为隐士。

   什么是隐?这个字通常的意思就是隐蔽、隐藏或者说逃避等等,所以隐士用最通俗的话来讲就是隐藏起来的人,稍微转个弯说就是逃避某些东西的人。这样说来的话,所谓隐士就是那些想要隐藏或者逃避某些东西的有知识、有德行的人。这个规定好像还不够,因为这样的人太多了。有的人因为和别人有矛盾就逃避了,因为欠别人钱就跑到哪里去躲几天,这不是隐士。我们说的隐士必须是为了某种高尚的目的而去躲藏,而不是为了什么世俗的目的。这些高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待会儿会提到,也就是他们隐居的理由,反正这是一个大概的规定。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想要隐藏起来的愿望,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小孩,不论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都会玩一种游戏,就是“藏猫”,我们每个人大概都经历过。我有时候就在想,为什么都喜欢玩“藏猫”呢?不知道。这是一个很表面的现象,还可以往回追,追到最后也许人都有一种先天的,或者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形而上的一种想要躲藏起来的愿望。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这种愿望,这种愿望的实现要借助一定的条件和环境。

   最早的隐士可以追溯到殷周之际,武王和纣那个时期,我们看《史记》的列传,可以看到第一种就是《伯夷叔齐列传》,各位可能都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字。那我们看他们为什么被称为隐士,或者说可以帮助我们来诠释一下刚才讲的隐士的“隐”。这两个人根据司马迁的记载是孤竹国国君的儿子,伯夷是大哥,叔齐是三弟,中间还有一个老二,大概和他们就不太一样了。他们的父亲要把君位传给叔齐,这当然不符合一般的规矩,照理是应该传位给长子的。所以在他们的父亲死后,按照父亲的遗命,叔齐应该做国君,可是叔齐认为伯夷是大哥,应该大哥来做国君,结果两个人互相推让,都不做国君,老二最后占了便宜,“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当然这里的利是从另外一个标准来说的利。最后,伯夷和叔齐就选择了离开这个国家。

   从离开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遇到了一个道德冲突,也可以说是一个道德的困境。这个困境是他们父亲的遗命和继承的一般原则的冲突所引发的,这个冲突在具体的事件中表现为伯夷和叔齐这两个人之间的冲突,他们选择了一种逃避的方式来化解这种冲突。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都是非常有道德感的人,正是这种道德感使他们选择了离开这个国家。

   最初离开的时候,他们是想要去寻找一个乐土,也就是当时文王管辖和治理的西周,可是在去的路上,文王死了,他的儿子武王继位,连父亲的葬礼都没有举行,就出兵伐纣。这个行为让伯夷和叔齐感到非常失望。也就是说当他们处在一种道德困境里,选择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希望去一个有道德的地方,可以适合他们生存。可是事与愿违,他们又面临了另外一个道德困境。这个困境表现为对秩序的破坏,第一种是对君臣的秩序的破坏,在他们看来,武王作为一个臣子,兴兵伐纣是不忠的。另一个方面,他在父亲死后,不举行葬礼就出兵,是不孝。一个是不忠,一个是不孝,伯夷和叔齐发现这里同样是一个没有道德的地方。这种失望再加上从孤竹国离开时的失望,使他们作出了另一个决定,就是逃避。

   这种逃避不只是逃离一个地方,而是要和这个世界隔绝。孔子在《论语》中曾经把逃避分为几种:“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最初伯夷和叔齐只是一种避地的选择,譬如我在这里有仇人,我可以从北京迁到上海去,像稍后会提到的嵇康的先人,就是因为避仇而从南方迁到了北方。伯夷和叔齐最初逃离孤竹国,想要到西周去是一种避地的方式。可是他们发现所有的地方都让人感到失望,这是一种伦理的失望,一种对道德的失望,一种对现实的政治秩序的失望。这种极度的失望让他们作出另外一个选择——避世,就是逃避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什么地方可以逃避呢,如果我们不喜欢三教,不喜欢人群,我们可以去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像北大山鹰社那样去登山,去登珠穆朗玛峰或者是卓奥友峰,登上去以后就没什么人。当然了,我们不必做一个职业的登山家,就可以躲藏到一个比较容易进入的,而又人迹罕至的地方,这个地方当然是和山有关系,用后来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山林。对避世的人来说,山林就是最初的选择,这是一个可以和人群、和世俗社会、和世界相对隔绝的地方。

   我们可以顺便提一下《周易》,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周易》有六十四卦,其中有一卦叫“遯卦”,“遯”是逃遁的意思,遯卦的卦象是乾上艮下,乾是天,艮是山。《周易》的作者实在是聪明得很,遯就是天下有山,天下的山当然不是供天隐遁的地方,而是供人去隐居的一个地方。看来《周易》创作的年代,也就是西周的时候,有相当多的一批人选择了隐居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而伯夷和叔齐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人物。这和文革时候的上山下乡还不一样,那是要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而这完全是要和劳动人民隔离开。当然他们不是为了逃避劳动人民,而是为了逃避一种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所以从伯夷和叔齐来看,这个所谓的隐士,就是要和世俗的社会、世俗的政治权力、世俗的道德观念作一种隔绝,他们要把自己和这个社会隔离开来。

   当他们这么去做的时候,在他们的头脑中,他们和这个社会是有一个明确的区分的,这个区分我们可以用两个字眼来概括,就是清和浊,象泾水和渭水一样。在《孟子》书中曾经对古代的一些圣人进行过评论,他把伯夷和叔齐称为“圣之清者也”。清是和浊相对的,在他们看来,世俗的世界是太浑浊了,怕自己被这个浑浊的世界所淹没,或者自己也被染浊了,所以他们选择了逃避。这种分别是非常清楚的,他们觉得这不是一个适合他们生活的地方,这只是适合某些世俗的人生活的地方,他们是要找一个清的地方,一个和世俗的人群生活不同的地方。

   在做这样的区分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也可以理解他们骨子里那种孤独感。因为大多数人还是安于那种世俗的生活,安于那种虚幻的道德和政治秩序,他们的清醒给他们带来的是一种孤独感。这种根深蒂固的孤独感,促使他们去寻找适合他们生活的家园,这个家园在哪里,在他们看来是没有的,山林也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叔齐列传》里记载,他们两个人做了一首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西山也就是他们躲藏的首阳山,在山上他们没有食物,只能去吃草,也就是薇。“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以暴易暴就是指武王伐纣,纣当然是一个暴君,但是武王采取武力讨伐纣的同时,自己也是在以暴易暴,也是在犯错误。一个错误是使用暴力,另一个就是以下犯上。“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神农虞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去哪里找一个归宿呢?这个歌里面,一方面是包含了一种对世界的失望,另一方面是他们要寻找一个家园的渴望,任何人都希望有一个家,这个家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家,一个由几个人组成的物理的家,他们是要给他们的心灵和价值观念找一个可以置放的地方。他们找不到,就只好选择这样一种在山林里靠采薇度日的生活,最后的结局是兄弟两个都饿死了。当然如果他们没能坚持到底,而是做了隐士的叛徒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名声了。

   后来有很多人并不赞赏他们这种方式。这种不赞赏来自很多方面,有的人认为他们纯粹是为了虚名,而不惜自己的生命。有些人的心理就更复杂了,后世就有许多编造故事讽刺他们的。我们可以从伯夷和叔齐的故事里,了解隐士的一些基本的东西:他们是一些隐藏起来的人,他们是要逃避这个世界的一些人。他们为什么要逃避呢,我们也提到了,他们不是为了一些琐碎的理由,他们是为了一些道德、政治秩序、价值信念方面的理由而选择了逃避。这个正是以后所有的、各种各样类型的隐士逃避的基本理由。无论是庄子、孔子时候的那些隐者,也无论是汉代的一些人,魏晋时候的阮籍、嵇康、在某种意义上的郭象、陶渊明,当他们选择逃避的时候或者说做一个隐士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是基于这些理由。归结起来就是伦理的和政治的理由。这个理由也可以反衬出隐士的一种关怀,当他们为此逃避的时候,恰恰可以衬托出他们对此的关注,他们是对伦理和政治秩序非常关心的一批人。

   我们说这样一种隐居的方式,伯夷叔齐最后这样一种饿死的命运,显然不足以称为隐士们的一种楷模。最平常的心理,人都不想死,你可以选择各种生活方式,但是对大多数人,甚至是大多数隐士来说,他们都不希望死。所以他们必须要找到另外的方式,一种可以让自己活下来的方式。怎么样才可以生存?在山林里面显然会面临一个生存的困境,于是这种方式慢慢的就被很多人所遗弃,他们会选择另外一些方式。

   同时像伯夷叔齐这样的隐士,他们也会面临自己的一个道德困境,因为当他们选择逃避的时候,选择去山林里隐居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一些他们原本应该承担的责任,比如说治理他们的国家的责任,对于叔齐来说,还逃避了服从他父亲遗命的责任,概括起来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社会里最重要的两种责任,也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君臣和父子。

《论语》里记载孔子曾经见到过一些隐者,那些隐者对孔子当然是抱一种讽刺的态度。我们知道孔子是周游列国,到处去游说君主,但是全部都失败了,惶惶如丧家之犬。所以那些隐者对他就有很多讽刺。孔子有个弟子叫子路,是非常勇敢的人,出来批评这些隐者。子路说他们“不仕”,即不做官,不参与到政治中去,是不合乎义的,“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这些东西是不能放弃的。隐者只知道为自己考虑,“欲洁其身,而乱大伦”,他们只是想让自己从这个混浊不堪的世界里爬出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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