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鸿:天赋人权论自洽性之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 次 更新时间:2021-11-02 0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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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鸿  

   摘 要:发端于启蒙时期的天赋人权论,在人类法治的历史上具有革命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其理论上的自洽性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在:设定了一个不可证明的“天”的存在,难以契合现代科学理论所要求的严谨、精密;将人权理解为超越时空的存在,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难以证成人权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从现代法学理论而言,天赋人权论多少显得捉襟见肘。因此,需要将人权的来源解说回归于人之上,通过人的尊严来证成人权的固有性、正当性与合理性。

  

   关键词:天赋人权论;自然权利;人权的正当来源;法学理论的自洽性

  

  

   就现代社会的政治话语和法律理论而言,人权无疑是一种正当性、合理性的言说,以至于“因为‘人权在现今的世界潮流中具有‘道德上的制高点以及‘政治上的正确之特性,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自外于人权的范畴;换言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宣称其政府是反人权的。”①在理论上,人权被视为生而为人者所固有的权利,不受限制、不可侵犯、不得剥夺,因而也作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行动资本,推动着社会的文明发展与人道进步。人权在国际社会获得这样一种道德基准、应然权利的法律地位,又与“天赋人权”的观念密不可分。在启蒙时代,以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卢梭为代表的思想家们,为反抗封建制度,论证了天赋人权理论,其主旨可浓缩于被马克思称为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中②,在这里,奠定此后政治、法律制度基础理论的天赋人权论(也可以称为自然权利论)③、人人平等论、主权在民论、政治同意论、抵抗暴政论等一系列重要理论相继推出。由此而言,天赋人权论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是巨大的。然而,这样一个诞生于近代早期的理论是否就没有缺漏,在今日的社会中它是否就是唯一的言说人权正当性、合理性的基础?实际上,自这一理论诞生以来,对其进行的批评就不绝如缕,多种替代方案也不断提出。为此,本文将在肯认天赋人权论合理性、进步性的前提之下,吸收以往学界研究的成果,列举该学说理论自洽性上的不足,为进一步证成人权的合理来源提供一些不成熟的建议。

  

   一、设定了一个不可证明的“天”的存在,难以契合现代科学理论所要求的严谨、精密

  

   要成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就必须符合科学理论所要求的基本特质,正如学者所言:“所谓理论就是一些系统地联系在一起的命题,包括在经验上可检验的某些规律似的概括。”[美]R.S.鲁德纳:《社会科学哲学》,曲跃厚、林金城译,牟斌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0页。虽然科学理论并不排除价值观念的引入,毕竟“把科学和价值分割开来的做法在任何严格意义上都是不可取的”[英]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潘大松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6页。,但所有的理论都必须是可验证、可证伪的。然而,当把一个无从证明的“天”来作为人权固有性、正当性的基础时,其理论上为人诟病也就不足为奇了。自然,这样一种论证格式,或许也有其不得已的理由甚至优势如意大利学者拉吉罗就提到:“在‘天赋人权这一概念里,形容词‘天赋表达了一种对早已存在的历史处境的双重论点态势。我们知道,习惯的权利,只是属于个人的特许权利,其主体不是个人,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活与活动。相反,天赋人权是对特权的全面否定,仅仅因为它要求的是最古老的、不可剥夺的特权,即作为人的权利。因此,在这种明显的自然主义里,存在一种无限的精神价值,不管其准则如何不充分,也不管它对已经逝去的黄金时代的追忆如何幼稚。”参见[意]圭多·德·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英]R.G.科林伍德英译,杨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但以今日的眼光看来,所有假托于上天、上帝意志而成立的理论,都经不起科学的推敲。天赋人权论的硬伤也正在此。

  

   首先,上天或上帝的存在是不可证明的。天赋人权学说假托人权来自于“天”的赋予,而无论这个“天”是“上天”“上帝”“神”“造物者”还是“自然”,原则上都难于证明。诚然,自然法学者们言及天赋人权时,原意可能是借此证明人权的神圣性、权威性,即任何人间的法律,如侵犯人权或限制人权,都是违反上天的意志。然而,将人权的基础假托于天的意志,在理论上难以说是圆满。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是阐明人权的,哲学要求国家是合乎人性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25页。而哲学理论要能够阐明人权,其自身就需要能够逻辑上的前提真实,否则理论就无法自洽。但天赋人权论似乎难以满足此一要求。天赋人权论将人拥有权利的依据附着于一个不能证成的神明之上,且这种理论无法完满地提供在人类的各种需求发生冲突时如何调处的合理路径,最终只能是强者的诉求成为法律的权利。显然,这样的论证是难以令人满意的。科学的理论固然也需要借助前提假设,但理论之所以是科学的,恰恰是因为这种假设是可以证明的,或者说,是可以通过逻辑或事实来加以验证的,但天赋人权论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正因如此,法国著名法学家狄骥就明确断言:“在18世纪,个人主义学说主张自然状态中的人作为与他人相区别的孤立的个人而享有某些天赋的权利,──这种主张是毫无根据的;它无法得到任何直接证据的支持。”[法]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郑戈、冷静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狄骥的批评或许过于苛刻,但天赋人权论难以用科学标准来加以证成,这或许也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天赋人权论建立在天赋知识、天赋美德等先验的观念基础之上,这使其论证的基础显得更不牢靠。美国学者弥尔顿认为,对洛克“自然法”的使用必须结合“天赋知识学说”这一语境来理解,诸如洛克所提到的“对此所有认为自己是一个人的人都会认可的”“如果一个人合理地使用自然赋予他的官能,他无须他人的帮助就可以自己认识到某种真理”以及“如果人能够恰当地运用他的理性和自然赋予他的其他天生的官能,他就可以获得这个法的知识,无须任何教导者来指示他的责任”等语,表明自然法学说和天赋人权论都“与天赋知识学说之间存在亲近性”。可见,在洛克看来,只要人们充分运用其理性和辩论的能力,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出自然的制造者这一概念”。而一旦人们具有了上帝的观念,“对所有人具有约束力的普遍的自然法这一概念也就呼之欲出了”[美]约翰·W.约尔顿:《洛克论自然法》,王涛译,载付子堂主编:《经典中的法理》(2011年第1卷),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154頁。。简单来说,人们因为有了天赋的知识,所以可以认识和发现上帝的存在、自然法以及上帝所赋予给世人的人权。由此可见,在洛克的心目中,正因为人们存在着天赋的美德,所以都有合群的欲望,可以通过让渡天赋的人权来组建国家。然而,这种观念与承认上帝就是人权的给予者那样,同样难以有扎实的理论根基。

  

   再者,天赋人权论采行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模式,其预设的个人是孤立的、甚至是反社会的个体,这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实际。例如,在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中,任何一个个人都是依私利而行动,为了保全自我甚至可以牺牲他人。对此学者评论道:“霍布斯意义上的人,由其本性所定,是个一意孤行的、反社会的生物,他进入社会关系纯粹是为了自私的目的。”[英]迈克尔·H. 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25页。洛克虽然更多地提到了个人的社会性与社会的和平性,但其基点也仍然是以自然人作为推导社会契约论的基点。总之,在这些思想家的笔下,天赋人权是赋予自然状态中每一个人的权利,因而任何一个个人都可以凭借其拥有的自然权利来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各自为是的结果,又必然也就会导致自然状态的解体。所以,人們只得放弃全部或部分自然权利,组建国家,重新恢复社会的和平状态。应当说,启蒙思想家这种人的形象的设定,或许符合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竞私利的人的形象,如学者所指出的“天赋人权论旨在与上帝造人、教会代上帝牧人的论调相抗衡,与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争高下。人性自私论的意图在于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获利行为建立心理和逻辑避护所”宫敬才:《诠解个人主义》,载叶朗主编:《哲学门》(第1卷·第2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8-100页。,但却未必与人的真实状态相符。

  

   二、将人权理解为超越时空的存在,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难以证成人权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天赋人权论常遭人诟病的另外一个方面,则是其无视历史与现实,将天赋人权视之为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必然,由此,“人类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具有同样的心灵,相同的天赋人权,相同的推理能力。”[美]L. M. Friedman:《法律与社会》,吴锡堂、杨满郁译,巨流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62-63页。但是,为什么天赋人权在启蒙时代才有而此前全无,莫非是上天在那个时候才开始有着对人类的偏爱?同样是天赋人权,为何各个国家的人权规定却会存在如此差异?我们不能否认人权和法律的普遍性,但也不能不顾及时代、社会的特殊性,而在这个方面,恰是天赋人权论者忽略甚至有意忽略的话题。

  

   (一)人权的历史并非天赋人权的历史

  

   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人们都必然会享有一定的权利与自由,否则社会无从发展,生计亦将断绝。古代法律虽然多以“义务本位”的方式规定人们不得怎样行为,但其反面却也能够证成生而为人者必然享有的权利。例如,对杀人、抢劫行为的惩罚,反过来可以印证法律承认人们的生命权与财产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理解为即使没有天赋人权论,人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其所拥有的生命、人身、财产等权利也是历代统治者所必须承认或事实上承认的(虽然程度有限)。而从人权学说的起源来看,其也并不以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为限。我国台湾学者刘文彬先生提到,有两种关于人权一词起源的说法:一说认为在古希腊悲剧作家索佛克里斯的作品中已出现此词;另一说则认为是意大利诗人但丁在其著作《神曲》中首度使用该词。刘文彬:《西洋人权史──从英国大宪章到联合国科索沃决议案》,五南图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页。可见,天赋人权论也并非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对人性的来源加以解说,人权的观念在不同的时代都有体现,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当然,笔者作此引述,并非贬低天赋人权论的创新价值和革命意义,只是说明从人本身出发,就足以认定生而为人者必定拥有某些不可侵犯的人权,无需借助神灵的力量。而从制度沿革史的角度来看,恩格斯就曾指出:在最古老的自然形成的公社中,存在着公社成员之间的平等权利,当然,妇女、奴隶和外地人不在此列。但至少“在罗马帝国时期,所有这些区别,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外,都逐渐消失了;这样,至少对自由民来说产生了私人的平等,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罗马法发展起来了,它是我们所知道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的最完备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44-445页。可见,人权的历史并非天赋人权的历史,而天赋人权论作为一种超历史论或者说反历史论的论证方式,似不足取。

  

   (二)天赋人权论无视经济和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

  

如果天赋人权论能够成立,“如果权利是由‘上帝之手写下,如果世人只有一个造物主,权利内容将保持一贯,不受时空更迭的影响”。[美]艾伦·德肖维茨:《你的权利从哪里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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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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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法学 202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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