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种文明在诞生初期常蕴涵某种思想基因，展现出该文明在观念中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20世纪初叶中国在冲突与裂变中孕育了现代文明的思想基因，其中，李大钊的思想探索具有典型性，展现出这一思想基因的精神内核：在批判之上形成新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在克服已有文明局限的基础上创造“第三新文明”；肯定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在与他者的平等交往中认识和肯定自我。之后的历史进程充满变数，但在总体层面表现为上述思想基因的发展、演化和实现并最终形成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

【关键词】文明；思想基因；多元现代性；主体性

中国曾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近代以来被卷入到现代化浪潮中，在革命和建设中创造着现代文明。推进这一历史进程，需要从大历史的视野认识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其中，20世纪初是一个关键节点，此时的社会变革与文化激荡孕育形成了新的思想基因，由此开启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新纪元。

一、中国现代文明的思想基因

近代以来，现代性从西方兴起并冲击了一切古老文明，在应对挑战中谋求新生成为中国面临的时代主题。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并进行了民主共和的试验，然而，民主革命的任务远未完成，列强侵略更加剧了“亡国灭种”的危险。新文化运动引入西方科学、民主、自由等现代性的核心要素，旨在从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的深处反思传统以探讨出路。罗素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了激烈批评，热情期待中国走出一种新道路。杜威也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蕴含巨大的发展潜力。建设现代中国、实现古老文明的新生，这是从大历史的视角、从中国作为文明体的立场认识到的时代主题，其方向是创造“现代文明”。那么，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将走怎样的道路？

人类文明发展存在这种现象：不同民族在生产生活中创造了各种不同的文明，借此谋求生存、维系秩序；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人类文明的创造集中表现于精神生产中，从而能够解释世界并给人提供终极关怀。其中，一种文明在诞生的初期常常蕴涵某种“思想基因”，展现出人在观念中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蕴涵了文明发展的新信息、新要素；这种思想基因不断演化、变异、生长，在不断的“回归”中显示出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雅思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的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确立的思想范式构筑了后世两千年各自文化传统的基础。托克维尔在研究美国民主时提出，正如一个人一样，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与其源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初的民族性等常常塑造了其后来的命运。美洲大陆开创了不同于欧洲的新文明，这肇始于新教徒在新英格兰地区的试验，新教思想及其在新大陆的探索成为美国民主的发源地。一种文明的发展与其最初的思想基因有着密切联系，因而理解一种文明的发展道路需把握其思想基因。中国是一个文明体，理解中华文明也需要从源头上认识其思想基因。

近代中国转型的实质是在古老文明的根基上生长出新文明，如胡适对新文化运动所总结的：“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变革与思想激荡中，一种新文明的种子悄然萌生，这集中表现为新思想基因的生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20世纪初叶的中国发生了一次文明的突变，在传统性与现代性、东方与西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多重矛盾的激荡中，思想启蒙瓦解了传统的思想文化并孕育了现代文明的思想基因；这种思想基因既保留了原有文明的合理因素，也孕育了走向新文明的“变异”与进化的新要素；作为应对现代性挑战而实现的自我突破，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及其再生能力；之后的社会历史演化进程充满了变数，但在总体层面却表现为思想基因的发展、演化、实现并汇成文明复兴的洪流；21世纪这一思想基因继续生长并呈现出更大规模的文明创造，而其根本方向在上述思想基因中已展露端倪，历史由此表现出客观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结构变迁与思想创造的统一。

20世纪初叶中国在“天崩地裂”的社会变迁中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思想景观，进而孕育出中国现代文明演化的思想基因。这是该时代中国思想群体共同培育和创造的结果，是历史变革激荡出的新成果。其中，李大钊的思想探索和革命实践具有典型性。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认识到时代问题集中于“再造中国”，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走在思想的前列，参与新文化运动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投身民主革命的实践，参与创立中国共产党、促进国共合作。李大钊为传统文化所塑造，秉承“铁肩担道义”的精神传统，又留洋日本学习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有了较深的认识；他致力于新思想的传播和研究，又走出书斋投身改造社会的行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批判与创造、理论与实践的多重维度的交织碰撞最终激荡出思想的火花，共同形成了李大钊的思想进路，其思想探索代表了一种新文化、新道路，展现出文明发展的新气象，从中可以窥见中国现代文明的思想基因之一斑。因此，理解其思想有助于把握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内在理路。

二、哲学世界观的革新

不同文明在独特的生活体验中发展出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具体也体现为历史观和价值观），以此确立了该文明的基本特征，文明之间的碰撞也最终表现为这些哲学世界观的冲突。近代以来西方现代文明冲击了传统中国的观念体系，在纷乱世界找到自己的道路需要重构哲学世界观，这也成为产生新文明发展的思想基因的原点。

面对世界历史的大势，李大钊在扬弃旧思想中寻找新的世界观，进而以此来认识世界并再造中国。世界在时间中流转、运行、演化，“天运人生周行不息，盈虚消长，相反相成”，宇宙大化流行之道的法则是生生不息的创造，从时间看，“时是伟大的创造者，时亦是伟大的破坏者。”基于此，以向后看为特征的旧的时间观所形成的历史观和人生观是静止的、倒退的，违背宇宙演化的法则，也将丧失未来。因此，必须改变这种时间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历史观和人生观，“要回过头来顺着向未来发展的大自然大实在的方面昂头迈进，变逆退的为顺进的，变静止的为行动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奋兴鼓舞的历史观，乐天努力的人生观。”受进化论包括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创造进化论的影响，李大钊把世界理解为进化、革新和创造的过程，宇宙、社会和人生都在“破旧”中更新自我。同样，现代中国的命运是在埋葬旧制度、旧文化基础上实现古老文明的复活与再造。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陷入危亡境地，而现代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展现出古老中国的陈腐，其出路则是在变革中建设“青春中国”。这意味着检讨乃至埋葬不合时宜的旧制度、旧文化、旧生命，进而创造新制度、新文化、新生命，这是中华文明的新生之路，也是“青春中国”的本质要义。这种新的世界观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刚健有为”“变易自新”思想中找到源头，同时又与现代进化论、科学世界观、启蒙思想等相嫁接，形成了观察世界和中国命运的世界观。

在这种世界观的基础上，李大钊以大历史的视野、从历史哲学的高度认识世界的变化，从而能够超越时代的局限把握到历史的大势。当下的有限时空常常限制了人们的思维，而历史则在时间的绵延中展现长远的趋势。李大钊致力于对现代史学的研究，旨在以学术研究寻找认识当下创造未来的理论工具。他在一次演讲中集中阐发了史学与哲学的关系，提出二者在对社会历史根本问题的探讨中走到一起。历史观本身又是社会观，如何看待历史直接决定了人如何认识当下和未来。李大钊认为，历史是活泼泼的生命创造，“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从进化的、现实社会的、人民的立场去解释历史，意味着冲破以往循环的、推崇神圣的历史观。在总结各种历史哲学的基础上，李大钊率先接受唯物史观并以此分析了时代矛盾背后的社会经济原因，认为这种冲突和变革具有必然性，中国的出路是适应时代大势探索新文明。如此，李大钊不仅展现出深邃的历史感，更借助新的历史观开启了探索新文明的新视角。

这种世界观和历史观又与价值观相关联，在重估传统价值的基础上确立新的价值观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宗旨，也是锻造新文明的必要条件。在革命风潮的影响下，启蒙运动主张对现存的一切知识、价值、信仰进行彻底清算，将人从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李大钊积极投身思想启蒙事业，秉持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理念批判旧的价值观，积极传播和创造适应新生活的新价值观。他提出，历史观与人生观关系密切，历史观的改变带来人生观的变化，取代传统社会消极悲观听天由命的便是乐观迈进健行不息的新人生观。思想的启蒙是新文明创造的必要前提，启发民智进而激发整个民族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正是古老文明苏醒的契机。

在时代巨变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思想家们突破历史的羁绊，确立了观察世界和探讨中国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这既是现代中国文明发展的思想基因的内容，也是这种思想基因产生的条件。其中，从文明史的视角理解中国和世界的变革是一个根本视角，这既发现了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的合理性及其矛盾，也认识到中华文明的价值及其弊病，进而站在变革现实与创造未来的立场去看待世界，展现出历史学家的深邃和宽广。李大钊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认识当下和未来，在思想上超越了时代的局限。这种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为黑暗时代的中国点亮了一盏明灯，让人们看到了中华文明走向新生的光明前景。

三、创造“第三新文明”的现代性方案

“再造中国”需要反抗列强求得独立解放，同时需要探寻走向现代文明的新方案。在新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指引下，李大钊以开放的视野和宽容的心态对待一切，从社会历史变迁的根本趋势中揭示了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创造“第三新文明”的现代性方案，这是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思想基因的基本内核。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李大钊探讨和传播了“民主”“自由”“宪政”等现代性的核心思想和价值。他抨击专制政治依靠暴力进行统治的旧制度，看到了基于民主之上的现代政治发展的大势：“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自由思潮，风起云涌，国于大地者，群向民治主义之的以趋，如百川东注，莫能障遏”。基于人类政治发展的这一大势，以自由、民主等理念改造传统中国，这成为思想先驱们的共同选择。同时，李大钊以客观立场和辩证方法面对现代性的二重性。现代性在创造了工业文明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严重问题，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虽缓解了冲突但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这些矛盾最终以世界大战的形式爆发出来。大战不只是欧洲民族国家的利益冲突，更是现代性内在矛盾激化的结果。李大钊观察到了这种局限，因而对西方文明持有理性的批判态度。他看到了西方民主的局限并提出了发展民主的新思想，比如他认为，欧美的民主将女性排除在外，这不是真正的民主；有了妇女解放，真正的民主才能实现。他还提出，民主精神不仅是政治上投票选举，还体现为人有均等的机会去学习知识发展自己。对西方现代文明，有的从自我中心出发全面抗拒，有的不加辨别地主张全盘接纳。李大钊则既保持开放立场又不盲目崇外，而是以批判态度认识其合理性及其局限。正是由于立场的开放性与方法的辩证性，他在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时能够形成独特的认识。

在对东西方文明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李大钊提出了创造“第三新文明”的现代性方案。他客观分析比较了这两种文明不同的特质，认为二者体现出静与动、保守与进步等特征。宇宙大化流行基于新与旧、动与静、保守与进步的互动，矛盾的统一和斗争推动了社会的进化。东西方两种文明基于不同的世界观之上，各有优缺点，而二者的调和融会则是创造新文明的动力。从现实看，东西文明各陷入其内在的危机中不能自拔，“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便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方向。在1916年他就提出了对“偏于灵”“偏于肉”之外的“灵肉一致”的“第三”之文明的向往。这种新文明的崛起需要东西方文明从世界观层面进行反省和改进。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启发了人们，展示了超越资本主义建设新社会的另一条道路，一种新的现代性方案展现出来。李大钊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历史的新方向，以唯物史观认识世界历史及中国命运，认为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一套新的现代性方案。郑师渠认为，受西方“反思现代性”思潮特别是柏格森等思想的影响，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代表和凸显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思潮变动的鲜明主线。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契合了李大钊所向往的“第三新文明”，最终在中国扎根下来。

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李大钊反对生搬硬套而主张以客观和批判的立场把握其本质精神。新文化运动引入科学与民主作为核心价值，自由主义者将自由奉为最高价值。李大钊主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同样建立在科学、民主、自由这些价值之上，不能将它们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仅不是自由民主的敌人，相反，它们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以实现更高水平的民主和自由为宗旨。在分析自由与秩序的关系时，李大钊认为主张自由的个人主义和主张秩序的社会主义是统一的，不能割裂开来孤立看待。“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

在探索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李大钊始终保持客观、独立、开放的立场，揭示了现代文明发展的正确方向。通常李大钊被视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开拓者，这固然不错，然而仅仅从此视域去分析不足以展示李大钊进行理论探索的宽阔视野。事实是，李大钊从中华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的碰撞中找寻历史的方向，着眼于新文明的创造而做出了超越时代局限的判断，甚至不局限于某一种理论或制度而是从实践出发去裁判和创造理论，而这也恰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神。

四、彰显中华文明的主体性

“第三新文明”的现代性方案本身包含了对历史主体的再认识。构建中国的现代性意味着将传统性与现代性、中国与世界、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立足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实际探索文明发展的新道路。正如李大钊所主张的，“变‘人’之文明为‘我’之文明”。这揭示了中国新文明创造的主体担当，也构成中国现代文明的思想基因的关键支撑。

中华文明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中国现代文明的创造则是古老文明的自我发展与演绎的历史进程。在漫长的演化与变迁过程中，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和强大适应性的系统结构。作为一个“生命体”，它在挑战面前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与创造性，由此形成吸纳其他文明养分、在革新中实现自我发展的机制，积淀下刚健有为、革故鼎新的精神传统。这种传统不仅支持中国人创造了古代文明，孕育了在异域文明冲击下奋力走向新生的动力，也是支撑人们创造现代新文明的精神文化根基。简言之，中华文明是一种流动的、充满灵性的、活生生的存在，它在人的生命创造实践中展现出来，亿万民众的创造实践正是文明发展的深厚动力。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奋起抗争追求新生的历史便是直接写照，表现出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将西方现代性、社会主义的探索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关键是彰显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在批判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的启蒙背景下，批判传统、学习西方成为主导方向。在文化保守主义和激进自由主义之间，李大钊不像陈独秀、胡适激进反传统，也不像文化保守主义者固守教条，他更是一位温和的革命者，既坚定追随现代文明的方向，又宽容地接纳传统文化的合理性，进而在此基础上探索未来。他提出：“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对待源于西方的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如民主、自由等，李大钊主张的方法论是将之与具体的时间、空间、条件等相结合，在切实的社会运动中予以创造性的运用和发挥。在这里，主体性表现为“我”不是被动臣服于外在强力的支配，而是作为主体站在历史的高处面对挑战。这不仅是肯定和拯救“传统文化”，更是在比较中认识自我的价值，进而以主体的姿态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生活。由此，鸦片战争以来形成了“贫弱愚昧的中国”的形象被打翻，中国作为一种文明体不再是被改造的客体，而变成了能动的富有创造性的主体，由此再次确认了中华文明的主体地位。

这种主体性的再确认是重新认识和发现自我的结果。在其他文明的参照下，人有可能冲破唯我独尊的狭隘观念重新认识自我。列强的入侵一度让中国人陷入自卑迷失了自我，积贫积弱的中国甚至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文明国度，被动接受了西方人眼中的“东亚病夫”的评判。借助启蒙思想的启示，李大钊肯定生命价值、主张个性解放，特别是启发青年在肯定自我基础上投身社会的改造。李大钊提出，孔子以来人们膜拜在权威脚下唯唯诺诺而不敢“有我”，“我之既无，国于何有？”事实是，孔子孟子均倡导“有我”，学其“有我”，担负起国民之“新使命”“新理想”，才是正道。对自我的发现和肯定是寻求解放的道路，解放又是培育主体性的条件和途径。面对强大的旧势力和旧习惯的羁绊，李大钊肯定人作为解放主体的能动性。“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新文明的探索是创造之路，创造的主体则是中国人自己。李大钊内生一种自信，相信中国人能够解放自己、能够焕发出青春的力量创造崭新的文明。借助唯物史观，李大钊发现了人民自己创造新生活的力量。人民联合起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与制度的变革，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上不是被动的存在而是活泼泼的创造主体，从而萌生出变革的希望和勇气。借此，以青春生命创造青春国家的思想得到了更有力的支撑。

对中华文明主体性的肯定是否会走向民族主义、东方中心主义的窠臼？在列强欺凌的时代，李大钊以对人类的博爱看待他者，主张以后的新生活、新社会“应是一种内容扩大的生活和社会——就是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他提出，建设“少年中国”应是世界的，不应受狭隘爱国心的束缚，而是在世界大家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文明的‘少年中国观’，决不是要把中国这个国家，作少年的舞台，去在列国竞争场里争个胜负，乃是要把中国这个地域，当作世界的一部分，由我们居住这个地域的少年朋友下手改造，以尽文明对于世界改造一部分的责任。”他倡导“新亚细亚主义”，也是从世界大同理想看待其他民族和国家，主张以“爱”对待一切人。如此，李大钊以博大心胸和宽厚人格看待自我和世界，在融入世界中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既是传统中国“天下责任”的传承，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解放的立场，展现出中华文明雍容大度的胸怀和满满的文明自信，具有超越时空的历史意义。

五、以社会变革的实践创造新文明

新文明的思想基因生长的演化机制是什么，它又如何推动新文明的创造？中国现代文明的思想基因基于创造、进步、多元、自主等新的世界观历史观基础之上，主张在变革的行动创造新文明。“我们在此只能前进不能回还的时的途程中，只有行动，只有作为，只有迈进，只有努进，没有一瞬徘徊的工夫，没有半点踌躇的余地。”这既是这一思想基因的基本要素，也是这一思想基因自我发展的实现途径。这一思想基因并非静态的存在而是处于形成、成长、演化中，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中华文明自我发展的结果。借助唯物史观，李大钊认识到思想文化背后的社会物质结构的基础作用，因而也将目光转向了社会结构的改造，组织社会变革的集体行动则是根本途径。

新与旧、生与死、青春与老朽的冲突是思想基因生成的机制。西方现代文明对中国的冲击引发了剧烈的冲突，也激发出其变易进取的精神并使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李大钊从中华文明的深处寻找到原初动力，主张在自我革新中超越旧我、塑造新我、锻造“青春中国”。宇宙大化流行表现出的生生不息精神正是中国人历经苦难而不断前进的动力所在。不过，进化和变革必然遇到旧观念、旧制度、旧势力、“旧我”的反抗，面对这种强大的结构性力量，打开缺口需要克服陈腐的旧事物。新文明的创造与新生命的诞生必然要经历一番苦难，人需要直面苦难并在苦难中孕育新生。“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认识到国民思想、精神世界的愚昧与落后，新文化运动的主旨便是解放个性、改造国民、培育新人。李大钊主张将改造社会的物质变迁与改造个人的精神变迁统一起来，发现并肯定青年在变革现实创造未来中不可取代的地位，由此带领一代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突破陈腐创造新生意味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不只是思想文化的变革，还包含社会制度结构的变革。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现代社会历史的变迁，提出新思想新文化的发展乃是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之上的，“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形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面对问题与主义之争，李大钊提出需要依靠“主义”系统地认识和变革社会，如此能冲破厚重的社会结构对整个民族的禁锢，进而在新的结构下开始新文明的创造。基于这一认识，李大钊将学术与政治有机统一起来，没有停留于书斋里的学术研究而是投身变革社会的集体行动。汪荣祖甚至认为，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其对学理的创发，而在于其革命行动。不过需要看到，作为一名思想家和革命家，李大钊打通学术与政治、理论与实践的通道，在革命实践中验证和发展理论，在理论探讨中探寻实践变革的道路，这构成了其显著的思想品格。

新文明发展的原初基因首先是思想的种子，它是源于西方的现代性与中华文明的激荡，起初虽然微小，却孕育了驱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生命能量，所以能冲破坚硬厚重的历史决然生长起来。这种新文明基因从思想化为探索新生活的革命行动，在中国大地扎根、萌芽、发育并长成参天大树，最终实现了新制度的建立和新文化的创造。如此，中国新文明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六、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近代以来中国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撇开“现代化理论”潜在的西方中心论来看，向现代社会转型是历史的客观趋势。思想旨在认识历史的趋势，一旦认识到它，这种思想便可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艰难地探索现代文明发展的道路，最终实现了思想的觉醒和认识的突破。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思想先驱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多重维度的冲突中激发出新思维，孕育了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思想基因。这种思想基因不只是思想家个体的认识，更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它不断生长壮大并最终形成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基本形态。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所总结的，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历史事实看，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思想基因展现了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即立足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现代思想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探索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道路，最终走出文明复兴的中国道路。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到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从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到晏阳初进行乡村建设，从社会主义试验到改革开放并最终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根本方向便是立足中国实际探索现代文明，最终走出一条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这些，都体现了20世纪初形成的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思想基因所昭示的方向。

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是中国现代文明的思想基因生长、扩散、发展所形成的结果，体现了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一道路的具体内涵表现为：第一，接纳现代性的合理成分创造“现代文明”。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首先是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方向，践行科学、民主、自由、法治等现代性核心思想和价值，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也是中国历史进步的方向。第二，坚定的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探索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是普遍性存在的条件和实现的路径，正是通过走出多元现代性的特殊发展道路，中国才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和现代化的成就。同时，对现代性需要在新的时空条件下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形式，实现更高水平的繁荣、自由、民主、和平都需要在直面问题中给出新的回答。第三，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进而创造一种新的文明模式。资本主义有历史的合理性同时也存在根本局限。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如何走出这样一条新道路还需要进行知识、技术、制度、文化等各方面的创造性探索。第四，彰显和培育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在肯定自我的同时超越自我，同时通过创造新文明为世界做出贡献。如此，中国人以世界大家庭的一员平等而自信地走向世界，雍容大度地推动实现“协和万邦”的理想。事实说明，20世纪初转型过程中所生成的思想基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根本趋势，因而能够不断生长、壮大并最终汇成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洪流。

21世纪中华文明复兴意味着在数千年文明传统基础上尤其是在近代以来应对现代性挑战而做出的变革中探索新型社会主义道路。所以，认识“中国道路”需要置于广阔的历史语境中理解其必然趋势和根本方向，而中国现代文明的思想基因则包含了这一方向。这不仅是李大钊等先驱们的个人选择，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基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明的思想基因及其演化的历史经验可以推论，21世纪中国的复兴将是这一思想基因的再度展开，而且它将引发中华文明爆炸式的成长，这不仅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演化的直接延续，还意味着在众多深层次问题上进行创造性的探索，中华文明在苦其心志中走向新生。当然，这种文明的演化需要通过社会变革的集体行动来实现。面对现实社会文化结构中的重重阻力，推动古老文明的复兴需要继续进行深度的变革。抱着真理必胜的信念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李大钊以其壮烈的牺牲鸣奏了中国复兴历史上的绝响，其深刻思想和精神人格化成一座丰碑伫立在神州大地。今天的中国人需要传承这种思想和精神人格，克服私利与偏见的障碍，在自我变革中创造中华新文明。

魏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