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种文明在诞生初期常蕴涵某种思想基因，展现出该文明在观念中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20世纪初叶中国在冲突与裂变中孕育了现代文明的思想基因，其中，李大钊的思想探索具有典型性，展现出这一思想基因的精神内核：在批判之上形成新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在克服已有文明局限的基础上创造“第三新文明”；肯定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在与他者的平等交往中认识和肯定自我。之后的历史进程充满变数，但在总体层面表现为上述思想基因的发展、演化和实现并最终形成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

　　 【关键词】文明；思想基因；多元现代性；主体性

　　 中国曾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近代以来被卷入到现代化浪潮中，在革命和建设中创造着现代文明。推进这一历史进程，需要从大历史的视野认识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其中，20世纪初是一个关键节点，此时的社会变革与文化激荡孕育形成了新的思想基因，由此开启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新纪元。

　　 一、中国现代文明的思想基因

　　 近代以来，现代性从西方兴起并冲击了一切古老文明，在应对挑战中谋求新生成为中国面临的时代主题。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并进行了民主共和的试验，然而，民主革命的任务远未完成，列强侵略更加剧了“亡国灭种”的危险。新文化运动引入西方科学、民主、自由等现代性的核心要素，旨在从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的深处反思传统以探讨出路。罗素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了激烈批评，热情期待中国走出一种新道路。杜威也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蕴含巨大的发展潜力。建设现代中国、实现古老文明的新生，这是从大历史的视角、从中国作为文明体的立场认识到的时代主题，其方向是创造“现代文明”。那么，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将走怎样的道路？

　　 人类文明发展存在这种现象：不同民族在生产生活中创造了各种不同的文明，借此谋求生存、维系秩序；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人类文明的创造集中表现于精神生产中，从而能够解释世界并给人提供终极关怀。其中，一种文明在诞生的初期常常蕴涵某种“思想基因”，展现出人在观念中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蕴涵了文明发展的新信息、新要素；这种思想基因不断演化、变异、生长，在不断的“回归”中显示出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雅思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的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确立的思想范式构筑了后世两千年各自文化传统的基础。托克维尔在研究美国民主时提出，正如一个人一样，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与其源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初的民族性等常常塑造了其后来的命运。美洲大陆开创了不同于欧洲的新文明，这肇始于新教徒在新英格兰地区的试验，新教思想及其在新大陆的探索成为美国民主的发源地。一种文明的发展与其最初的思想基因有着密切联系，因而理解一种文明的发展道路需把握其思想基因。中国是一个文明体，理解中华文明也需要从源头上认识其思想基因。

　　 近代中国转型的实质是在古老文明的根基上生长出新文明，如胡适对新文化运动所总结的：“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变革与思想激荡中，一种新文明的种子悄然萌生，这集中表现为新思想基因的生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20世纪初叶的中国发生了一次文明的突变，在传统性与现代性、东方与西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多重矛盾的激荡中，思想启蒙瓦解了传统的思想文化并孕育了现代文明的思想基因；这种思想基因既保留了原有文明的合理因素，也孕育了走向新文明的“变异”与进化的新要素；作为应对现代性挑战而实现的自我突破，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及其再生能力；之后的社会历史演化进程充满了变数，但在总体层面却表现为思想基因的发展、演化、实现并汇成文明复兴的洪流；21世纪这一思想基因继续生长并呈现出更大规模的文明创造，而其根本方向在上述思想基因中已展露端倪，历史由此表现出客观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结构变迁与思想创造的统一。

　　 20世纪初叶中国在“天崩地裂”的社会变迁中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思想景观，进而孕育出中国现代文明演化的思想基因。这是该时代中国思想群体共同培育和创造的结果，是历史变革激荡出的新成果。其中，李大钊的思想探索和革命实践具有典型性。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认识到时代问题集中于“再造中国”，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走在思想的前列，参与新文化运动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投身民主革命的实践，参与创立中国共产党、促进国共合作。李大钊为传统文化所塑造，秉承“铁肩担道义”的精神传统，又留洋日本学习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有了较深的认识；他致力于新思想的传播和研究，又走出书斋投身改造社会的行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批判与创造、理论与实践的多重维度的交织碰撞最终激荡出思想的火花，共同形成了李大钊的思想进路，其思想探索代表了一种新文化、新道路，展现出文明发展的新气象，从中可以窥见中国现代文明的思想基因之一斑。因此，理解其思想有助于把握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内在理路。

　　 二、哲学世界观的革新

　　 不同文明在独特的生活体验中发展出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具体也体现为历史观和价值观），以此确立了该文明的基本特征，文明之间的碰撞也最终表现为这些哲学世界观的冲突。近代以来西方现代文明冲击了传统中国的观念体系，在纷乱世界找到自己的道路需要重构哲学世界观，这也成为产生新文明发展的思想基因的原点。

　　 面对世界历史的大势，李大钊在扬弃旧思想中寻找新的世界观，进而以此来认识世界并再造中国。世界在时间中流转、运行、演化，“天运人生周行不息，盈虚消长，相反相成”，宇宙大化流行之道的法则是生生不息的创造，从时间看，“时是伟大的创造者，时亦是伟大的破坏者。”基于此，以向后看为特征的旧的时间观所形成的历史观和人生观是静止的、倒退的，违背宇宙演化的法则，也将丧失未来。因此，必须改变这种时间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历史观和人生观，“要回过头来顺着向未来发展的大自然大实在的方面昂头迈进，变逆退的为顺进的，变静止的为行动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奋兴鼓舞的历史观，乐天努力的人生观。”受进化论包括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创造进化论的影响，李大钊把世界理解为进化、革新和创造的过程，宇宙、社会和人生都在“破旧”中更新自我。同样，现代中国的命运是在埋葬旧制度、旧文化基础上实现古老文明的复活与再造。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陷入危亡境地，而现代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展现出古老中国的陈腐，其出路则是在变革中建设“青春中国”。这意味着检讨乃至埋葬不合时宜的旧制度、旧文化、旧生命，进而创造新制度、新文化、新生命，这是中华文明的新生之路，也是“青春中国”的本质要义。这种新的世界观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刚健有为”“变易自新”思想中找到源头，同时又与现代进化论、科学世界观、启蒙思想等相嫁接，形成了观察世界和中国命运的世界观。

　　 在这种世界观的基础上，李大钊以大历史的视野、从历史哲学的高度认识世界的变化，从而能够超越时代的局限把握到历史的大势。当下的有限时空常常限制了人们的思维，而历史则在时间的绵延中展现长远的趋势。李大钊致力于对现代史学的研究，旨在以学术研究寻找认识当下创造未来的理论工具。他在一次演讲中集中阐发了史学与哲学的关系，提出二者在对社会历史根本问题的探讨中走到一起。历史观本身又是社会观，如何看待历史直接决定了人如何认识当下和未来。李大钊认为，历史是活泼泼的生命创造，“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从进化的、现实社会的、人民的立场去解释历史，意味着冲破以往循环的、推崇神圣的历史观。在总结各种历史哲学的基础上，李大钊率先接受唯物史观并以此分析了时代矛盾背后的社会经济原因，认为这种冲突和变革具有必然性，中国的出路是适应时代大势探索新文明。如此，李大钊不仅展现出深邃的历史感，更借助新的历史观开启了探索新文明的新视角。

　　 这种世界观和历史观又与价值观相关联，在重估传统价值的基础上确立新的价值观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宗旨，也是锻造新文明的必要条件。在革命风潮的影响下，启蒙运动主张对现存的一切知识、价值、信仰进行彻底清算，将人从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李大钊积极投身思想启蒙事业，秉持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理念批判旧的价值观，积极传播和创造适应新生活的新价值观。他提出，历史观与人生观关系密切，历史观的改变带来人生观的变化，取代传统社会消极悲观听天由命的便是乐观迈进健行不息的新人生观。思想的启蒙是新文明创造的必要前提，启发民智进而激发整个民族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正是古老文明苏醒的契机。

　　 在时代巨变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思想家们突破历史的羁绊，确立了观察世界和探讨中国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这既是现代中国文明发展的思想基因的内容，也是这种思想基因产生的条件。其中，从文明史的视角理解中国和世界的变革是一个根本视角，这既发现了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的合理性及其矛盾，也认识到中华文明的价值及其弊病，进而站在变革现实与创造未来的立场去看待世界，展现出历史学家的深邃和宽广。李大钊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认识当下和未来，在思想上超越了时代的局限。这种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为黑暗时代的中国点亮了一盏明灯，让人们看到了中华文明走向新生的光明前景。

　　 三、创造“第三新文明”的现代性方案

　　 “再造中国”需要反抗列强求得独立解放，同时需要探寻走向现代文明的新方案。在新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指引下，李大钊以开放的视野和宽容的心态对待一切，从社会历史变迁的根本趋势中揭示了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创造“第三新文明”的现代性方案，这是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思想基因的基本内核。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李大钊探讨和传播了“民主”“自由”“宪政”等现代性的核心思想和价值。他抨击专制政治依靠暴力进行统治的旧制度，看到了基于民主之上的现代政治发展的大势：“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自由思潮，风起云涌，国于大地者，群向民治主义之的以趋，如百川东注，莫能障遏”。基于人类政治发展的这一大势，以自由、民主等理念改造传统中国，这成为思想先驱们的共同选择。同时，李大钊以客观立场和辩证方法面对现代性的二重性。现代性在创造了工业文明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严重问题，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虽缓解了冲突但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这些矛盾最终以世界大战的形式爆发出来。大战不只是欧洲民族国家的利益冲突，更是现代性内在矛盾激化的结果。李大钊观察到了这种局限，因而对西方文明持有理性的批判态度。他看到了西方民主的局限并提出了发展民主的新思想，比如他认为，欧美的民主将女性排除在外，这不是真正的民主；有了妇女解放，真正的民主才能实现。他还提出，民主精神不仅是政治上投票选举，还体现为人有均等的机会去学习知识发展自己。对西方现代文明，有的从自我中心出发全面抗拒，有的不加辨别地主张全盘接纳。李大钊则既保持开放立场又不盲目崇外，而是以批判态度认识其合理性及其局限。正是由于立场的开放性与方法的辩证性，他在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时能够形成独特的认识。

在对东西方文明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李大钊提出了创造“第三新文明”的现代性方案。他客观分析比较了这两种文明不同的特质，认为二者体现出静与动、保守与进步等特征。宇宙大化流行基于新与旧、动与静、保守与进步的互动，矛盾的统一和斗争推动了社会的进化。东西方两种文明基于不同的世界观之上，各有优缺点，而二者的调和融会则是创造新文明的动力。从现实看，东西文明各陷入其内在的危机中不能自拔，“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