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光夏:“非遗后时代”传统民俗的生存语境与整合传播——基于泰山东岳庙会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 次 更新时间:2021-09-14 20: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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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光夏  

   摘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由“重申报”转为“重保护”阶段的“非遗后时代”,传统民俗面临着信息传播的“全媒体转向”和当代文化的“视觉转向”这样的传媒生态。要在传统和现代、世俗与神圣、地方性与全球性、文化建设与产业发展等诸多对立统一的存续要素间获得更好的发展,“非遗后时代”像泰山东岳庙会这样的传统民俗必须顺应媒介化社会的现实语境,应和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全媒体转向”和当代文化的“视觉转向”这一传媒生态,以提升社区参与度,从传播内容、传播主体和平台、传播形式等层面进行更为多元的整合传播。

  

   关键词:“非遗后时代”;传统民俗;泰山东岳庙会;生存语境;整合传播

  

   基金资助: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全媒体背景下泰山东岳庙会文化的整合传播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8CXWJ09)阶段性成果。

  

  

  

   2004年中国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后,非物质文化遗产[1]这一概念随之进入中国,十几年间中国大约有40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陆续入选了世界、国家或省、市、县级名录。由是,从国家到地方各种有关保护非遗的活动在政府主导、社会各方积极参与中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成为一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2]。非遗保护运动的开展,也进一步激发了国人对于民间文化所蕴含价值的重新评估与认知,与此同时,“民间文化”的概念几乎被非遗概念所替换并指代。民间文化的“遗产化”过程,是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机制所进行的一系列标准设定、价值评估和符号建构,其实质是“知识话语在遗产领域的介入过程”[3]。如高丙中所指出的,“非遗化”也为民间信仰正名,使其在公共知识中复归本位,进而使作为非遗应有组成部分的庙会、乡土宗教等来自于百姓日常生活的底层文化得以跻身于“公共文化”之列。[4]

  

   庙会作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是真正来自于民间的、在不同地域风情的土地上依托于庙宇所滋生并繁衍出的一种文化现象,有传统文化中的“活化石”之说,“赶庙会”亦成为很多中国人的文化记忆。刘铁梁称中国城乡的庙会活动是汉民族民俗宗教的基本实践模式之一,兼具祭神和集市的双重目的。[5]大部分庙会不仅是民众感谢诸神、祈福纳吉的场所,也是较为集中地欣赏和感受地方性传统民间文化、进行商贸活动之地。叶涛对庙会的此种性质有这样的论述:“庙会是由信仰的力量而产生,进而又借助信众的积极参与而发展,从本质上来看,庙会是一种信仰文化。同时,在庙会信仰特征的基础上,派生出庙会的附着性特征,这就是活跃在庙会上的文化娱乐和商贸交易的内容。”[6]、

  

  

   具有浓郁地方特色、为当地民众世代相承的庙会规模大小不等,或位于闹市或居于名山、乡野,都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启动以后,它们中的很多被列为不同级别的非遗,如初步形成于汉、于唐宋得到发展、后兴盛于元明清及民国时期、至今已传承千年的泰山东岳庙会是中国民俗文化同时也是泰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展现中国民俗文化的大舞台以及世界庙会文化的典型代表。人们认识到正是由于古人对泰山的景仰和对东岳大帝、碧霞元君的崇拜,以及历代帝王们在岱庙举行封禅大典等庆典活动、佛道的宗教活动以及民众的朝山进香活动,从而在岱庙一带形成了以祭祀活动、贸易活动和娱乐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庙会。[7]2008年,泰山东岳庙会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泰山文化中普通民众参与性、互动性最高的一种活态化的非遗存在形式。

  

   冯骥才于2011年提出了“非遗后时代”[8]这一概念,他认为在非遗认定完成之后,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任重而道远。当“我们进入了‘非遗后’的时代,即完成了‘非遗’认定之后的时代”,“在基本完成了‘非遗’抢救和认定工作之后,我们就大功告成,不再管它何去何从了吗?当然不是”[9]。当非遗保护作为一项“运动”热潮退去之后,冯骥才先生当年所提出的问题及他给出的否定性答案一直适用,如悬顶之剑般提醒我们理性认识“非遗后时代”传统民俗的现实图景,以危机意识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已然出现的一些现象。

  

   本文以泰山东岳庙会为主要考察对象,剖析“非遗后时代”传统民俗的生存语境,探讨如何利用新的传媒科技和更为多元的传播平台进行整合传播,以契合传播泛在时代的内在逻辑要求,从而增强民俗文化的传播能力和传播效力。

  

   “非遗后时代”传统民俗的现实图景

  

   民间文化转向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不仅仅是字眼的更替,而是中国对“非物质性”“精神性”遗产予以认定的一种现代文明观,契合了民间文化特别是传统民俗普遍面临的濒危困境,亦为保护文化多样性提供了合法性的话语基础。由于地方政府对民俗等非遗所进行的旅游或其他相关产业的开发,使其产生了文化资本的增值效应,其“内价值”和“外价值”[10]都得到较为显著的提升,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中似乎实现了由边缘向中心地带的位移,赢得了重视和更多关注的目光。如泰山东岳庙会被纳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自2009年起一年一度以“逛东岳庙会、祈平安福贵”为主题,由泰安市政府主办,委托泰山景区管理委员会和泰安传媒集团等单位联合承办,成立专门的策划小组,设计了庙会会徽和泰山吉祥物“四喜童子”,并陆续推出海峡两岸民俗文化交流周、中韩民俗文化周、台湾信众祈福巡游等活动,每年的实施方案除传统项目外都力求有所创新。[11]

  

   但民俗文化的这种表面繁荣只是一种肤浅的表象,在不断向前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庙会和其他众多民俗一样,随着乡土社会的损蚀、乡村神圣空间的压缩,面临着程度不一的庙会实践的衰落问题,以及普遍存在的庙会被地方政府出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目的而打造成旅游景观、趋向旅游产业化等问题。

  

  

   尽管2011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作为专门法为非遗保护提供法律依据,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成为非遗保护重要主体之一后确实也采取了诸多关于非遗保护的措施,但是很多民间文化生存发展的现状仍然不容乐观,在传承和传播的路途上仍面临重重困阻,存在一些误区。

  

   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过度市场化和产业化给传统民俗带来的异化危机,如曹何稚在对同时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北京妙峰山庙会所做的田野考察中指出,恢复后的“妙峰山传统庙会”并不完全是过去传统庙会的复归,而是加入了一些出于经济利益考量的元素和环节。[12]这些做法弱化或消弭了仪式的庄重性和神圣性,使表演性和舞台化痕迹愈发浓厚。同时,现在各个庙会特别是在设于著名风景区的庙会中,以旅游为目的的游客远远超过真正因怀有虔诚的宗教信仰进香的香客。刘晓也通过对泰山管理部门所进行的“泰山民间信仰问卷调查”结果进行数据分析后指出,游客的大量增加实际上并没有促使香客增多,来泰山朝山进香、参加庙会的骨干依旧是传统泰山信仰所辐射的地理区域,尤其是以泰山周边、山东各地以及山东相邻省区为主。[13]庙会的狂欢属性在非遗保护运动的语境下得以进一步强化,参与者宗教信仰的淡化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普遍现象。对大部分抱着游玩心态的游客来说,“宗教实践既不普遍也非首要,即便存在往往也被化约为一项娱乐或一场交易”[14]。如此种种现象使以商品交换为目的的人际关系模式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庙会中去,这与旧有的以人—神交流为基础的自组织性庙会机制不同,分别处于新旧两个体系中的参与者不能进行良好的对接,自然导致交流的不顺畅,游客与香会关系紧张、时有矛盾冲突发生。在调研中笔者发现泰山东岳庙会目前也存在一些制约庙会发展的瓶颈,其中有两个最为突出的问题。一是政府和民间互动不足、管理部门和承办部门之间缺少组织和协调的问题。申遗成功后最初两三年的庙会受到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由分管市长挂帅,相关各部门积极参与,各部门领导协调集体办公,调动各自资源支持庙会。但是时至今日,“上级部门都不再参与,只剩下具体执行的基层部门在苦撑”[15]。二是庙会的举办由最初的泰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拨款150万元,之后逐年减少,到现在则必须完全走市场化道路,上级财政投入为零,庙会承办单位不得不通过招商来支付各项活动所需的各项开支,这必然易于使传统民俗遭致上述过度市场化和产业化危机。

  

   此外,在现代消费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娱乐选择更为多元的情况下,庙会不论身处城市还是乡野,抑或像泰山东岳庙会这样地处风景名胜区,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参与者日趋老龄化、年轻人对其兴趣不足的状况。在笔者所做的一项调查中,即使是泰安当地的年轻人,对泰山东岳庙会不仅所知甚少,而且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在100人中,只有37人曾经参加过庙会的活动。而庙会作为一项以群体性、全民性为主要特征的民俗活动,假如失去作为生力军的一代代年轻人的参与,政府即使花费再大的力气组织和保护,庙会的后续发展也缺乏生机和动力。

  

   当代社会无孔不入的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的强势崛起,以及全球化、现代化等众多因素所带来的冲击,使研究者们悲观地得出当下庙会正面临“规模缩小、后继无人、传统流失”等问题的整体性危机,这些都是与庙会的存续与发展攸关的核心问题。

  

   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产生于农耕社会的庙会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然受到所处的社会语境的影响,也和当时的民众需求直接相关。庙会曾经具备的重要功能如进香礼佛、春游社交、娱乐身心和物资贸易等,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下,除与宗教信仰相关联的进香礼佛外,其它功能基本可以被高度发达的现代商贸业和服务业所取代。现在的民众对庙会最为期待的是其所沉淀的传统文化符号意味,陈勤建在对上海龙华庙会的研究中也指出这就是其作为传统文化遗产的意义与价值,是近代以来许多传统文化理念及生活方式中断后的当代社会与都市文明所稀缺的资源之一。[16]所以文化传播就成为庙会等传统民俗在当下最为重要的社会功能,一切对非遗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也都应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展开。

  

  

  

   媒介化社会的社区参与和整合传播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第2条中对“保护”这一主题词的阐释为“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17]。在非遗保护的整个链条中,位于中间位置的宣传环节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是因为在已完成确认、立档的基础上,后续的研究、保存、保护、弘扬、传承和振兴这些环节都与宣传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一)媒介化社会的时代语境

  

传播学之父施拉姆(Wilbur Schramm)认为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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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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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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