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资本主义陷入系统性危机之时,数字中国是围绕传播技术应对乃至引领大变局的主体性表达。作为启发式概念,数字中国代表传播现象与世界体系的双轨变局,由此呼唤新时代传播命题:以数字中国为方法理解传播与技术的广泛社会活性,并以中国与世界的博弈式融合为语境、以人类共同体的世界未来为对象,开展整体传播研究。结合拼合思想、科学社会学、后系统论、传播物质主义的认识,数字中国的传播研究突出技术体系、传播可能与社会语境的三元互构,其视传播为讯息性、物质性、组织性的社会行动,视形成中的物质文明为传播现象,强调带有历史语境烙印的传播活动在构成技术路线中的建构性角色,并侧重数字中国为应对变局所采用的技术创新集群折射并重构的权力、过程、关系、时空与价值,以此正视新兴传播-技术聚合体作为激化地缘政治之"精神火线"、超越"文明冲突"之媒介行动者、支撑"发展共同体"之组织载体、发挥"改造世界"主体性之斗争及创造场域的全球传播新命题。最后,结合元实践成为元理论,数字中国研究需培育以超越资本主义文明为目标、互动互鉴、充分反思、自我突破的可持续传播模式。

　　 关键词：数字中国; 整体传播; 传播-技术聚合体; 媒介行动者; 新世界主义

　　 21世纪以来，中国与信息技术是全球经济两个增长极，彼此激荡，互为因果。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数字中国、数字社会，体现中国从信息社会进入智能社会的结构性传播变革。结合传播体系与活动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际关系中的战略支撑地位，数字中国作为启发式概念代表传播现象与世界体系的双轨变局。在传播现象层面，伴随着5G网络、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的融合应用，数字中国建设正在形成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技术环境。由此，传播体系与活动已超越现代性社会的大众传媒传播模式，并以全程、全息、全员、全效为特征，成为支撑、组织、实施、维护、表征权力及其分配与流动的通用性角色。此外，传播变革与世界体系的时空重构彼此交织，形成新的应然诉求。尤其是在中国推动新全球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全球大变局中，数字中国所涵盖的基础设施、组织载体、传播模式和观念动能是联系国内外格局的关键性范畴，是培育包容性机遇与推动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也是面向全球数字未来贡献中国智慧的传播渠道。

　　 本文旨在勾勒数字中国的传播命题，即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取向、社会主义为内涵和新世界主义为指导的新全球化背景下，在整体性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辩证关系中评价数字中国所涉及的传播体系与技术治理问题，尤其是在资源结构、组织逻辑、信息互动三个层次的接洽中理解蕴藏的矛盾与机遇，并探寻传播学视野下的解决之道。本文认为，在全球“数字衰退”和中国“博弈式融合”的历史背景下1，数字中国的种种技术空间创新是物质与精神、传播与社会、批判与建构之间的互构与演化，是“改造世界”的传播、斗争以及创造场域。因此，以数字中国为方法的传播研究需要探究并培育形成中的新物质文明，即新型社会技术系统容纳何种文化价值、物质资源、社会流动?何以实现连接和参与?具有何种结构与边界?以及传播何种利益、价值及规范的公约数?

　　 本文论述从矛盾性语境上升为抽象性概念，随后在思维行程中回归现实语境中的批判性与建设性研究进路。首先，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播物质主义认识(communicative materialism)、以及后殖民理论影响下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视野，提出数字中国的传播研究包含三重维度，即以中国为方法的辩证批判视野、以“传播+技术”为核心的研究对象，以及以整体传播为视阈的研究范式。其次，本文界定数字中国的元时空意识。一方面，数字中国承接“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历史认识2，即为克服福特主义经济危机，全球体系自20世纪70年代起推动信息通信的市场化、资本化、去规制改造，并随后在技术资本的驱动下推广数字化政治经济改造;另一方面，数字中国代表开放历史观与相对自主性。置于全球体系中，经济周期诱发权力空间更迭，使得数字中国成为重要的地缘政治空间。3那么，在数字资本主义全球性和危机性并存的矛盾语境中，数字中国的政治方向与社会性质为何?以数字中国为元时空，本文提炼问题挑战与现实需求。

　　 鉴于网络智能技术在全球危机中的广泛应用，本文通过征用科学社会学、后系统论、拼合思想(assemblage thinking)，在本体论意义上提出研究进路，即聚焦新型社会技术体系的传播—技术聚合过程与形态，以此揭示数字中国为应对变局采取的种种技术空间创新所折射与建构的权力、过程、关系与价值。在论述何为政治、何为传播、何为社会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理论假设，即新传播技术为历史变迁创造条件，随之新技术在政治经济结构、利益及观念竞争、制度化机制，以及社会主体能动性所构成的多层次影响下，通过连结与反连结、分布与控制、交流与说服等传播活动生成新型传播—技术聚合体，构成长期影响传播可能、发展机遇、价值公约的新物质文明。最后，本文强调，数字中国研究应在历史前设性基础上，探究嵌入在不均衡传播地貌与立体性拓扑结构中的技术活动、传播实践、社会结构之间的生产性关系，并从历史唯物主义建设性意识出发，培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图景、目标与路径。

　　 一、整体传播视阈下数字中国概念释义

　　 理论与研究不外乎问题求解与问题批判两种类型，前者以问题所处的主导格局为归依，而后者则透过问题抵达对于既有格局的超越。4数字中国也不例外，其建构需要自觉界定立场与视阈。以世界体系为依据，人类历史已从地域性民族史步入跨国资本主导的世界史5，数字中国就构成于世界体系中。这意味着数字中国的批判与建设需要超越方法民族主义，认识到资本主义不均衡且混合发展的基本规律乃是构成社会体系间差异的同一过程，并以中国为方法关照全球普遍问题。在此基本认识基础上，数字中国概念汇聚三重维度，即以中国为方法的辩证批判角度、以“传播+技术”为核心的研究对象以及以整体传播为视阈的研究范式。

　　 首先，作为方法的数字中国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启发性概念，即以批判与辩证为立场，侧重判读以传播媒介技术为资源、支撑，以及场景的数字化转型所造成的格局变迁，并探寻南方国家抗击西方中心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普世性的跨文化政治经济可能。6该批判立场与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全球史息息相关。始于19世纪末，中国被迫卷入西方中心的全球秩序，开始长达世纪之久的抗争与斡旋。7继成为政治自主、经济自立、文化自觉、技术自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新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重新融入数字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并遵循世界贸易规则改造国内经济与制度的安排，在既定世界秩序中寻求“博弈式融合”8。就当代“世界之中国”，学界有不同判读。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David Harvey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指出，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冷战后占据上风的国际趋势，其瓦解并裹挟第三世界国家参与全球一体化，导致了“中式新自由主义”9。然而，近期批判全球政治经济学以及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的研究却认为，超大型社会主义南方国家并非历史虚无，而是在能力与价值领域构成牵制新自由主义权力的反权力。10尤其是在传播、技术与文化领域，近半世纪列强瓜分通信主权的历史教训11、列宁关于苏维埃必须掌控国民经济命脉的告诫，以及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高潮中非西方国家所经历的颜色革命12，都迫使中国在全球融入过程中坚持物质、体制、观念上的相对自主性。两种判读虽各有依据，在全球危机中却亟需新思考。由此，Mizoguchi Yuzo于1989年提出的“作为方法的中国”提供了新思路，即一方面超越传统汉学的西方中心主义现代性坐标，另一方面不以本土主义、民族主义、战略考量为学术起始点，而是以想象更高层次世界秩序为目标。13

　　 其次，数字中国概念突出媒介技术与传播体系的核心位置。在过去五十年中，以互联网为驱动的信息传播技术的广泛应用总体从属于资本逻辑，因此未能消解全球体系的内在矛盾，反而加剧了生态失衡、不均衡发展、基层公共体系衰退，以及劳动再生产危机。民主赤字、发展陷阱、认同缺位、治理失范成为全球联动中此起彼伏的风险。因此，始于2008年的全球危机被丹·希勒称为“数字化衰退”。不无悖论的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始终被推举为解决危机的主要路径。以科技创新、数字化、信息网络为特征的新基建成为当前转危为机的技术空间创新活动(digital technological fix)。14新基建及其社会过程具有代表性和前瞻性，应当成为研究对象得到深入分析。

　　 该研究关切呼应传播学正在经历的媒介转向和物质转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在后结构与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经历话语转向，使话语与观念成为涵盖甚至是凌驾于社会关系与物质形态的全部，形成与经济还原论背道而驰的语言学还原论。15不无吊诡的是，与话语转向相匹配的是关于新传播技术解放性力量的技术迷思。一方面，技术迷思顺应“观念至上”与“克服时空”的传播学学科预设;另一方面，技术迷思体现在对于传播技术所持的神秘主义与本质主义的认知盲点。16然而，在以5G网络、传感器、算法、人工智能为特征的“后互联网时代”17，传播媒介技术泛在发展，新研究范式呼之欲出。技术—科学社会学在传播学产生理论回响。在前者总体忽视传播媒介技术的前提下，传播学领域自有的媒介研究逐步从技术决定论、中立工具隐喻，以及功能主义技术效果研究的狭窄视阈中解脱出来。这从近年出版的代表性合集中可窥见一斑:学者们认为传播媒介形成于特定历史条件，既是特定意义体系以及机构权力的缩影，又会在既有格局中激活非线性、复合的、动态的重构过程。18

　　 最后，在重视媒介技术活性的同时，数字中国概念立足于传播物质主义认识，视“传播”为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桥梁、组织社会关系的基本要件，也是追问、反思、否定、超越既有物质文明的“过渡”19，进而突出技术体系、传播可能、社会历史语境的三元互构。此种主客互构的辩证思维蕴含在整体传播视阈中20:第一，物质和社会生产与精神活动不能割裂，传播是两者接洽互构的桥梁。经济或科技活动均由特定观念驱动，而社会的产业、技术以及时空又是知识—权力的可见结构和物化支撑。第二，传播实践既包括表征与说服在内的话语实践，又包括连结与反连结的行动实践，因此是观念体系、话语结构、时空规范、制度安排、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得以构成或改变的生产性社会行动。第三，从阈间视角来看，传播研究需探究跨域规律，包括社会语境中既有等级中的中间景观、边界工作以及边界物质。21放在以“超越零和博弈的斗争哲学打造人类命运体”22的新全球化实践语境中看，新全球化行动追求物质与精神、利益与价值、方式与目标的勾连乃至共振，是整体传播实践。以“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建设，以及全球抗疫联防合作机制为例，其核心在于推动去西方中心的利益共同体、空间共同体、科技共同体、规则共同体，而这种物质性、实践性、过程性的连结融合为共同体对话空间提供了现实基础。23因此，在整体传播视阈下，新全球化既存在于以发展实践为载体的传播政治经济逻辑及其社会性效益中，也存在于价值、话语以及传播模式层次上的实践、反思、超越与培育中。

　　 二、元时空意识下的新问题

       西方主流研究趋向视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为元时空，探究数字中国的过渡性、特殊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