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北平:人性的改造——中华民族的人性特征及改造之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08 次 更新时间:2021-07-22 12: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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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北平  

  


   中华民族人性的外在表现、文化基因和价值取向,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人性特征,认识了这些特征,就认识了中华民族人性的大致貌面,有了感观上的印象。其中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决定着中华民族人性的价值取向,并与之共同影响着中华民族人性的外在表现。从前面的论证中可以知道,中华民族的人性特征有诸多方面可以肯定,也有诸多方面需要改造,如果完不成这些改造任务,中华民族的进步就会受到干扰和障碍,甚至会带来同一问题的重复出现,同一灾难的重复上演。那么,怎样才能完成这些改造任务呢?

  

   社会认知的三大任务

  

   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首就是重家庭的观念,它从中华民族的黄河文化中走来,帮助中国人度过了艰难困苦的岁月,也使中国的社会力量高度分散于千家万户;是中国人认祖归宗,保持几千来历史连续不断的基石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如一盘散沙,不到生死之交难以团结一致的根源所在。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和意识形态不断更新的今天,破除这种重家庭的观念已经有了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在这种基础之上完成社会认知的三大任务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1)、家庭社会化

  

   在中国的家庭里,孩子从出生到独立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孩子有了自己的孩子才开始独立,而此时孩子的家庭,又是一个大家庭中的一元。如果不包括多代同堂的情况,中国人只少生活在两个家庭之中,一个是自己的家庭,一个是父母的家庭,抚育孩子也就成了两代人的中心工作。中国人把孩子当成传宗接代的工具,孩子也就成了私有财产中最为宝贵的一部分。所谓“宝贝”的叫法一直贯穿孩子的童年和少年,人们也就忘记它的真实含义,宝贝是什么呢,就是财富,是财富中最为宝贵的财富。只要有条件,中国的家庭都有溺爱孩子的习惯,特别是富裕家庭更是如此,从小娇生惯养,百依百顺而缺乏良好的行为引导,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享福就成了他们的天然所得,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从幼儿时期就开始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是天壤之别。

  

   中国传统家庭社会化程度不高,甚至把一个家庭当成一个社会来看待。孩子没有必要走得太远,坐井观天、围在小家庭的圈子里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好,甚至认为这是人伦之理,天伦之乐,四代同堂也就成为传统美德。就当代社会而言,孩子小的时候要陪读,参加工作以后父母跟着走,甚至就是操持家务的劳动力,早晨还要为孩子上班去站台排队,争取公共车位,这一切似乎都很天经地义。其实在这种天经地义的背后,涉及到一系列重大的社会认知问题:从人口再生产的角度上讲,就是一个家庭是在为社会进行人口再生产,还是在为家庭进行人口再生产;从生产力的角度上讲,就是一个家庭是在为社会输出劳动力,还是在为家庭输出劳动力;从人才的角度上讲,就是一个家庭是在为社会输出人才,还是在为家庭输出人才。

  

   如果是在为社会进行人口再生产,那么孩子首先就应该是社会人,然后再是家庭人,人口再生产也就成一种社会必然。大家都是社会成员,生来平等,过度的家庭溺爱也就没有必要。如果是在为社会输出劳动力,那么这些孩子最终就要走向社会,经风历雨,接受磨炼,自我成长,家庭也就没有必要寄予厚望,光宗耀祖、望子成龙也就不其中,也是孩子难以承受之重。如果是在为社会培养人才,那么孩子就要为社会做出贡献,推动社会进步也就成为每一个人、每一家庭的终极目标,而不是把个人和家庭的兴衰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和家庭的利益看得太重系得太紧,一个腐败官员的背后往往站着一个腐败的家庭就可以避免。

  

   历史上,中国社会有一种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的现象,根源上也是重家庭观念向地方和国家层面的延伸。一个企业、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管理团队如果长期以家长自居,管理也就必然封闭。中国的道教被称之为本土之教,有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之说,如果不考虑社会的更大进步,也是国家治理的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总是在以邻为壑的他国倾轧中成为泡影,闭关锁国不是被坚炮利船所打破,就是被资本所席卷。

  

   中国人只有从重家庭的观念转移到重社会的观念上来,才能真正实现家庭的社会化,才能摆脱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系统性问题,诸如矛盾多、内耗多、嫉妒性强等等。家庭生育是人类延续的必然,是人的一种自然本领,而某个孩子出生在某个具体的家庭又是社会必然中的偶然,这种偶然造成了孩子体力、性情和智商以及财富多寡、生存环境上的差异,如果都认为自己生的孩子就是自己的,那么对这个社会就是一种不公,一部分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孩子就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一部分出生在贫苦家庭的孩子就有一种天生的屈辱感;一部分体力强、智商高、性情彪悍的孩子就会恣意妄为,一部分体力小、智商不及、性情嬴弱的孩子就会受到歧视,就会产生人在本体上的贵贱,而人类的理性是不需要这种贵贱的。

  

   正常的认识应该是:人一生下来,就是社会人,就是社会的一分子,就堂堂正正地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当然首先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障而成为“户口人”,然后才是家庭成员。有了这个大的概念,人的生存就有了社会意义,融入社会的能力就会大大增强。一个家庭不管对孩子是爱是恨,都必须要遵守这种大的概念。在这种大的概念的引领下,家庭就有为社会输送人才的共识,就有把孩子推向社会的动力,就对所有的孩子是一种公平,是一种一视同仁。面对孩子在社会中经历的磨砺、得失包括功与罪就会坦然对待,孩子走向社会也就有了自信,家庭对孩子的依靠,包括孩子对家庭的依靠也就会转化成对社会的依靠,对自身劳动的依靠,对个人价值社会实现的依靠,共同办好社会就有了来自家庭的愿望和动力,中国人那种不关心公共事物的积习就会消失,当然社会的天空也就会被这种愿望所照亮。

  

   从人的原始生物属性上讲,重家庭的观念是人的感情属性中亲情的反映,感情属性中的亲情为人与动物所共有,人在这一层次上没有完全摆脱动物范畴,只是比动物的层次更高一些,人如果长期停留在亲情上,人的进步就会始终处于一个初级阶段而缺失人文关怀,就不能实现人在感情属性上的质的飞跃而有别于动物的存在。这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及延伸》一书中已有论证。人从家庭走向社会是一种生存的必然,也是人的个体价值社会实现的必由之路,不管家庭的力量多么强大,都无法加以阻拦,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富裕家庭的孩子奔向延安就是很好的印证。

  

   一个人的生存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在人的理性中具有社会正义的份量,也就远远大于亲情的份量,孩子长成以后,远离父母或者不能很好地照顾父母也就有了它的正当性,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就是很好的诠释,家长们如果不去理解它而心生抱怨,晚年的生活就不会快乐,甚至成为一种精神负担压在心中。这就警示中国人,不管主观愿望如何,重家庭的观念迟早都会被打破,只是到了那时候更为被动些。中国人到了晚年,为什么常常会感到孩子靠不住,就是这种被动的显现。

  

   中国的开明家庭不多,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第二生命,看似“宝贝”,其实狭隘。如果一个家庭在孩子成长的时候给他以引导,在离开父母的时候给他以勇气,在挫折磨难的时候给他以安慰,在艰苦创业的时候给他以扶助,在是非决断的时候给他以坚定,那么,这样的孩子走向社会就会坚韧不拔,家庭在孩子的心中就不仅仅是一个家庭,而是一面旗帜,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很多将军们有家而不恋家,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而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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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供养公益化

  

   中华民族重家庭的观念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丝毫动摇,相反得到了一代一代人的确认,客观上讲是在这种观念之上承担着两大繁重的任务,即对孩子的抚养和对老人的赡养。

  

   家庭在为社会提供劳动力、创造财富的同时,代表着社会的国家又不能担当起新生人口的抚养和老年人口的赡养,家庭就成了它的全部载体,这不仅仅是社会生产力落后和财富不足造成的问题,而是古代中华民族压根儿就没有想过的事情,虽然这一问题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普遍地存在,但在中国有它的特殊逻辑,这种逻辑就是“养子防老,天经地义”。一养一防,抚养和赡养也就同时成立,上到皇亲国戚,下到一般民众都照此办理,理所当然,这后面支撑的是什么呢,当然是亲情。

  

   抚养对于皇亲国戚来说当然没有多少压力,他们本身也是社会财富的拥有者和支配者,甚至可以通过这种形式进一步强化权力的世袭制度,但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就是一种巨大的财力负担,这种负担反过来又促使被供养的对象必须紧紧依靠家庭来解决。当国家不能对此有所作为时,人们就只能是对内而不能对外,家庭也就与老的和小的结成了一块生死与共的整体。孔子提出的仁、义、礼,忠、孝、悌,其中仁、义、礼、忠涉及的是社会关系的构成,孝、悌涉及的是家庭关系的构成。重家庭的民族必然重孝、悌,历代皇权都乐见其成,并成为维持社会自我运转的重要手段而常常树立起所谓的忠孝牌坊,它的潜在意义就在于强化家庭的责任。

  

   孝是指对老人的赡养,悌是指兄弟姐妹之间的照料。两者都是家庭赡养和抚养的具体形式,在家庭组织关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黎鸣先生在《在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21世纪的中国人如何变得聪明起来》一书中,对孔子的仁、义、礼、忠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它不过是历代统治集团用于愚民的一块遮羞布,但对孝、悌则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它是中华民族唯一值得发扬,并且具有规划未来,甚至是战胜西方宗教、构建全球文明的道德基石,其实这种认识是一种误区和误判。

  

   孝、悌在人的生物属性上,是人的亲情的直接反映。亲情为人与动物所共有,在人的感情属性上虽然具有基础性地位,但它不是人的感情属性的特有成份,不代表人的感情发展方向,换句话说,人如果只有亲情,人与动物就没有多少区别,只是比动物的层次更高一些。人只有从亲情、友情过渡到爱情即人文关怀上来,人才有感情属性上的特有成份,才能成其为人,这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及延伸》一书中已有论证。固守亲情是中国人重家庭观念中的一块基石,这块基石如果搬不动,中国的诸多矛盾就破解不了,黎鸣先生没有看到这一点,也就无法理解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为什么如此复杂多变,以至于把它完全归罪于一般性传统文化的说教上。

  

   亲情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负面影响,又因亲情的存在而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血缘关系是亲情中一条剪不断的纽带,民主政治中的民选就会被血缘关系所拖累,民主进程也就有了它天然的屏障,这一点在现代村级选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些村级班子成了家族势力的代表,以至于涉黑涉恶累见不鲜,最后又在民怨沸腾中轰然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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