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民主与我们如何看待美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05 次 更新时间:2003-04-03 1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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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  

  

  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国内有关这场战争的各种讨论方兴未艾。而纵观这场讨论的方方面面,有一个特别的角度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战争和民主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中国国内的有关战争和民主的问题,并不首先围绕着是否应该用战争来推行民主,而是涉及战争的发动者自己是不是民主的。如果是,那么战争就应该被视为可能正义的。无论反对战争的人理由多么充分,但几乎没有反对者针对战争与民主之间的这一层关系,提出进一步的质疑。没有这样的质疑,人们自然也不大关心用战争来推行民主是否存在可以质疑的正义性问题,而更为关心那些声称用战争来推行民主的人,是否能够证明自己的“诚意”,如果能,那自然也就无所谓“正义”的问题。和这两个层面相关的讨论,当然还涉及民主的对立面-专制,比如专制是否必须用战争,而且只能用战争的手段来克服;比如专制下的人民假如自己无力解放自己,是否就只能指望强大的民主国家动用战争的手段来强制推行解民倒悬式的民主,比如象在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发生的历史过程。现在,我们可以按照顺序来看看这场讨论中的思想和其中的不清楚的地方。

  

  战争的发动者是谁?从常识语言表达的层面上,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战争发动者是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都是施行民主体制的国家。但是进一步追问这两个国家发动战争,意味着什么?答案也是明确的:它意味着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发动了战争。而这两个国家的政府是民主体制下产生的政府,他们发动战争的决策,是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议会通过的。显然,这两个政府的政府行为是通过了民主合法性程序的,因此在这两个民主国家内部,是合法的。于是进一步追问的问题就应该是:民主体制下的民主政府通过民主程序作出来的决策是否自动的毫无质疑余地的都是国际上合法的,都是道义上合理的,都是政治上不容改变的,因此也都是“唯一正确的”。我以为:中国现在正在经历的有关战争和民主的讨论,首先是在这个层面上,发生了思想的歧义和含混。

  

  按照简单的历史逻辑,我们可以提问: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的英国和法国也都符合上述民主的各项标准,但为什么几乎没有什么中国人认为那一场战争-虽然它也经过了民主程序的认可-就是国际上合法的,道义上合理的,政治上不容改变的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法国发动了镇压北非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无论从对法国国家体制上,政府合法性过程上,政府发动战争的合法性决策程序上看,那一场战争也无疑符合上面所说的“民主”标准。但现在,不要说中国人,就是法国人自己也认为那场战争是错误的。类似的过程我们也可以在美国决定发动及其后又决定结束越战过程中看到。中国人对于越战的错误,特别是对于美国人自己认识错误,也并不提出任何质疑,尽管那场战争发动的过程也都符合民主程序。那么,我们根据这些反证,提出来“民主体制和程序并不保证经过这样体制和程序合法性过程承认的战争都是正确的”,我认为是适当的。据此,我以为我们应该追问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去研究这样一个根据简单历史逻辑就可以提出的问题。

  “用战争推行民主”,这是“民主与战争”之间的第二层“正义性问题”。赞成这样论点的人不断援引二战后德国和日本民主化的例子说明这一层逻辑的关系。“用战争推行民主”这个命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追问:第一:“用战争推行民主”是否从动机上是正义的?第二:“用战争推行民主”是否意味着“只能用战争来推行民主”,别无他途?

  

  为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追问:“谁来保证战争一定从主观动机上就是为推行民主”,只有当有充分根据确认了发动战争的人的动机确是是为了民主,我们才能准确地回答这个“动机正义”的问题。发动战争的英美,历史上有过被后来事实证明了的“民主化”的动机,那就是人们津津乐道于的所谓“战后德日民主化”范例。但同样的英美,也有发动了战争但并不施行民主,甚至不帮助别人施行民主的事例,如推翻智利阿连德政权,如扶植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等等。显然我们没有充分的历史证据说明我们可以完全相信英美政府的“民主化诚意”,它们发动战争的动机,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从伊拉克这个具体政治地域的历史上看,早就施行了民主的英国对这个地区的殖民统治并没有自动带来民主的建制。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之后,发动和鼓动了北面的库尔德族人与南面的什叶派老百姓起来推翻萨达姆的专制,但当那里的人们遭到同一个专制政权残酷镇压的时候,美国并没有支持那里的人民和“专制”血战到底,而是躲在一边,听任萨达姆屠杀那里的人民。这些事例,进一步为人们质疑在“用战争推行民主”的口号下提出的动机正义命题,提供了历史上的根据。

  

  那么是否“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推行民主”呢?前不久,同样的中国知识分子还在激烈地反对用“革命”的暴烈手段来改变中国自己的面貌,认为中国的“不民主”不构成必然发动“暴力革命”的理由。那些赞同施行民主的知识分子-其中也包括现在赞成美英用暴力推行民主的朋友们-也曾不断援引东欧发生和平民主化的过程,来支持自己的和平实现民主的“可能论”。但奇怪的是:现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却很少有人还愿记忆起他们自己曾津津乐道的论点和论据,转而把民主(作为目的)和战争(作为手段)变成了或者非此即彼或者有此必然有彼的因果必然。起码从历史上看,可以认为战争并不是实现民主的唯一手段”。但奇怪的是在我们现在经历的“战争与民主”的讨论中,从这个论点上展开对战争的质疑和赞同的人,寥若晨星。人们-包括赞成民主的人们-似乎极为乐意地忘记最大的和最近的通过和平过程实现民主的例子就在我们身边:北边的俄国和南面的台湾。不知何以中国人一夜间就可以把这样昭昭在人耳目的事情,忘记得干干净净,代之以“反战即等于反民主”或“赞成战争就等于主张民主”的简单的因果必然?

  

  造成这种因果必然的,还有就是民主的道义力量,所谓“专制压制人民,民主解放人民”的理由。这种道义的力量在国际政治上时常被人格化,变成比如一个被“强制民主化了”的国家与那里的人民,必须对施行强制民主化的“解放者”心存感激,如果不感激,就是“忘恩负义”;或是感激了,但在其后又反对那个曾是解放者的人施行的“解放战争”,就是“忘恩负义”,等等。对这个理由,我们也必须分析地对待,比如分析它的真正道义层面在那里。

  

  用战争手段强迫别国施行民主,从把它作为战争的动机的角度上,已经讲过了,无需赘述。而不去问动机,仅只问效果怎样?最初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是为了防止德国法西斯打垮了英国之后,会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可见最初并无主导要对德国强制施行民主的动机。在亚洲,美国是受到了日本以偷袭珍珠港为象征的战争挑战,采取回击行动的,也和主动筹划对日本强制施行民主无关。但不可否认的是:毕竟在效果上,美国对这两个国家施行了不同程度的民主化。固然,也可以用其它的例子-印尼和阿根廷-来质疑在这个效果的背后的进一步动机,比如在西德施行民主是为了美国欧洲地缘的利益,在日本施行民主是为了美国动员在远东的地缘力量等等。但这都不能说服“最终效果”论者。

  

  “最终效果”论最值得质疑的,我以为在于外来强加的民主,因其如此,所以也存在受到外来胁迫和内部质疑的压力。还以阿连德政府为例:它的上台和来自美国的压力有关系,他的下台亦复如此。这样的最终效果造成了人们对外来强加民主,发生了国际政治意义上的怀疑:民主国家纵然可以强制建立民主,但从效果上看,它也可以强制取消别人的民主。解放者的权力大到可以生杀予夺的地步,也会成为被解放者的“厄运”,这是有世界历史的先例可查的。来自内部质疑的例子就更多:清末民初时,大凡中国民主论者,不论孙中山还是袁世凯,无不求助于民主国家,无不以允诺给民主国家这样那样的好处,来换取他们对在中国施行民主的支持。结果怎么样?无论孙中山还是袁世凯,都受到足以威胁所谓“民主权力”的极大政治压力,从而在“效果意义”上,阻碍了中国民主的建立。现在,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老百姓不怎么信得过英美解放者,不肯起来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为代价,武装反抗他们的确恨之入骨的萨达姆政权,这是否预示着类似可以质疑的“强制民主的最终效果论”,我们不得而知。但起码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这是毫无疑问的。

  

  于是,我们也可以从动机和效果两个方面加起来的角度来问:既然我们对美国在伊拉克强制施行民主的动机有充分理由怀疑,同时也有相当充分的理由怀疑这样强制民主的最终效果,那么我们有没有理由仅只是在理论上怀疑这样强制民主-解民倒悬式的强制民主-的道义所在呢?我以为这样的理由足够多。这里只举一个:民主的道义在于给于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强制的本意就是在不问(不能问或是不愿问)那里的人民是否愿意和愿意接受什么样的方式来自己决定自己命运。从道义上这是一个悖论。从现实世界政治意义上,这也是一个悖论。美英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不断策动伊拉克老百姓造反,同时在他们造反后,又不肯给他们必要的支持,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英在国际舆论范围内,不再强调伊拉克人民如何“水深火热”,而仅只在他们认为一定要发动战争的时候,才作如是说,这不能说成是美英两国“始终”是在乎伊拉克老百姓的“民主意愿”的,既然不是始终,我们有什么理由自动相信他们现在认为伊拉克有必要在他们的强制下施行民主,将来不会象对待他们不再需要的阿连德政权那样,抛弃伊拉克还很脆弱的民主呢?道义-包括民主的道义-是必须在时空连续性上证实了自己之后,才真正有意义。

  

  提出这么多质疑,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那就是要反对英国和美国。于是也就要反对英美的民主。但这同样是简单的因果必然,同样是错误的。民主体制,民主合法性过程,民主监督和民主的宽容,这些最基本的民主内容在英国与美国存在一天,它们自身的力量就会一天给我们以力量和希望。这个力量并不来自一旦民主,一旦经过民主化过程认可,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就自动正确,它的战争决策就不可更改的正义。恰恰相反:我们的力量和希望在于:正好是因为民主可以不流血地更正在它的体制下作出的任何错误决策,包括战争决策。我们的希望不在美国的民主是否在战争和“强制民主”中,找到了自己亘古不变的正义信条,而在于即便美国民主体制内,也存在着不断生发,不断强大,不断强制自己的民主政府修正错误的力量:和平解决古巴危机的肯尼迪政府,和平解决巴以冲突(但可惜功亏一篑)的克林顿政府都是这样的力量;美国反对战争的力量在越战开始的时候也非常微弱,但最终强大到了连本是鹰派的尼克松也不能不改弦更张的地步。这些都说明:即便我们现在不同意布什这个同样是美国民主体制下产生出来的政府,也绝不自动的单维因果式的意味着我们反美。倒是如果我们不敢提出质疑,一味认同所有经过民主化过程合法化了的战争,我们会涉嫌把美国,美国民主,美国民主的种种强大的感召力量都简化到了认同布什政府乃至他的战争决策的地步。假如我们不能洗清这个嫌疑,倒反过来是对真正的民主美国的侮辱:你怎么知道美国老百姓有一天不会反过来认为布什的种种决定是错误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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