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林:孟子的道统与学统意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5 次 更新时间:2021-05-23 21: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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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林  

  

   孔子之学,“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以承续尧舜、孔子之道自任,对孔门圣道传承观念及其谱系作了系统的表述。《孟子》末章的圣道传承系统中,有两类圣道传承者:“闻而知之”者和“见而知之”者。出土简帛《五行》也明确提出过“闻而知之者圣”、“见而知之者智”命题。这不仅表明道统观念在孔思孟之间的传承,而且体现了孟子承接传统的自觉意识和担当意识。在学术脉络上,孟子自觉宗承曾子、子思一系内转省思的理路,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传统,为儒家思想奠定了心性的超越基础。孟子“说大人则藐之”,也表现了与曾思一脉相承的“以德抗位”的内在精神气质。孟子关于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的圣道传承论,乃基于一种学术根源性的意识;而其有关孔曾思孟学脉系统的论说,则着眼于当下学术新统的建构。这种圣道谱系(后儒谓之“道统”)与学术新统(或可谓之“学统”)的反思和自觉,对一个时代思想的生产或创造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一

   孔子讲“志于道”[1](P91),“士志于道”[1](P70),又自述其志:“朝闻道,夕死可矣”[1](P70),乃以求道为其最高的目标。不仅如此,孔子还将其“道”溯及上古圣王。《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1](P180)孔子之学,“祖述尧舜,宪章文武”[1](P38)。其编定六经,于《尚书》乃上断自尧以下。以为尧舜之道,乃则天而行化。又搜求三代礼文而损益之,而以“斯文在兹”,担当周文为己任。孔子由此创成自己的“一贯之道”,以之上承周文三代而归本于尧舜。后儒所谓道统之传,乃由之而滥觞。

   孔子之后继其传者,乃积渐构成一种圣道传承的谱系和观念。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1](P234),以承续尧舜、孔子之道自任,在这一点上,具有特别显著的自我意识与担当感。

   二

   《孟子》全书末章对这一圣道传承的系统,有一番经典的论述: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1](P352)

   在孟子这个传道的谱系中,承载圣“道”者有两类人:一是尧、舜、汤、文王、孔子一类的“闻而知之”者;一是禹、皋陶、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一类的“见而知之”者。这“闻而知之”者一类,大体上都是儒家所谓的圣人,是一种新时代或文明新局面的开创者;“见而知之”者一类,则基本上属于儒家所说的贤人或智者,是一种既成事业的继承者。这里,既开列出了一个圣道传承的谱系,同时也提出了这个圣道传承的方式。

   从文献来看,这个圣道传承说,是在孔门后学尤其是思孟一系学者中逐渐形成的一套观念,为孔门相传旧义,并非孟子灵机乍现偶然提出的一个说法。

   出土简帛《五行》篇明确提出“闻而知之者圣”、“见而知之者智”的命题,并对此作了系统的论述。郭店楚简《五行》篇说:“见而知之,智也。闻而知之,圣也。明明,智也。赫赫,圣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之谓也。闻君子道,聪也。闻而知之,圣也。圣人知天道也。”[2](P79)“闻而知之”的圣者,所知者为“天道”,“见而知之”的智者或贤人,所知者则为“人道”。帛书《五行》也说:“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3](P17)又:“聪,圣之始也;明,智之始也……圣始天,智始人。”[3](P20)此处所谓“四行”,即仁义礼智,“五行”,则指仁义礼智圣而言。仁义礼智四行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四行和),表征人道之“善”,其人格的特征乃是“智”;仁义礼智圣五行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五和或五行和),表征天道之“德”,其人格的特征则是“圣”。孟子有四端说,谓仁义礼智四德先天具于人心,所标志者为人道或人性之善;又以仁义礼智圣五德并提,而强调圣人知天道1。其说与简帛《五行》可谓若合符节。

   从文字学上说,“圣”与“听”本为一字之分化。儒家论圣德,亦特别凸显了其对听觉意识的重视。圣人知天道,是“闻而知”;智者知天道,是“见而知”。“闻”,所重在“听”;“见”,所重在“明”或看。前引帛书《五行》说:“聪,圣之始也;明,智之始也……圣始天,智始人。”又:“道者,圣之臧(藏)于耳者也。”“明也者,知之臧(藏)于目者。”[5](P131)都表明了这一点。目之看,指向空间外感的有形之物;“闻”是一种依止于时间内感的倾听,古人对此特别重视。瞽人无目,于声音专注而敏感,故古代乐师,多使瞽人为之。古书多记有瞽史知天道之事。古人认为音律本自天地自然之道,故平正中和之乐,可以达沟通神人、天人之境。儒家秉持此一传统,于六艺特重乐教。简帛《五行》篇和《孟子》以“金声玉振”这一音乐意象来表显圣德与天道之内在贯通2,即表现了这一思理。“形而上者谓之道”,故“知道”必超越形器而后能达。圣者闻而知道,这个“闻”,是在内在的倾听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意义上与“天道”的直接照面3。所以,一种文化文明之新统的开创,必须要由那一类“闻而知”道的圣人来担当;而那些“见而知”道的智者贤人,则将之落实于制度形器,成为一种既成文明的维护与承续者。

   关于这一点,郭店简《五行》也说:“天施诸其人,天也。其人施诸人,狎也。”[2](P80)帛书《五行》篇解释说:“天生诸其人,天也。天生诸其人也者,如文王者也。其人施诸人也者,如文王之施诸弘夭、散345宜生也。其人施诸人,不得其人不为法。言所施之者,不得如散宜生、弘夭者也,则弗[为法]346矣。”[3](P24)文王“闻而知之”,其心对越上帝,无所依傍,独与天道相通,故能独标新统,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同时,此天道的原则,又须经由一批智者贤人的继承,落实为一种典章礼法,乃能终成一代之文明传统,而以垂法后世。从“知道”的角度,《五行》以“闻而知之”与“见而知之”对举。同时,《五行》篇又以“天施诸人”与“人施诸人”对举,来说明此“道”落实于现实而成为一种文明的方式。不过,《五行》仅举文王与散宜生、弘夭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孟子则进一步将它表述为一个完整的圣道传承的系统。孟子所说的那一类“闻而知之”的文化文明的开创者,都是能够倾听上天的声音而直接体证天道的圣者,故其在圣道的传承系统中更具原创性和根本性的意义。

   先秦儒又以“述、作”论文明、礼乐的创制。《礼记·乐记》说:“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6](P1530)礼乐创制,有“作”有“述”,以圣人为礼乐的“作”者或开创者,而以“明”或智者为既成的礼乐或文明之“述”者或继承者。此说与简帛《五行》也是一致的。“知礼乐之情者,能作”“作者之谓圣”。“情”即真实。“作”即礼乐的创制。圣者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能知礼乐之本真,故能创制礼乐。“识礼乐之文者,能述”“述者之谓明”。“文”即礼乐之显诸有形之制度形式仪节器物者。此“述、作”之义,表现了儒家对圣道及文化文明(即礼乐)之存在方式的理解。礼乐之初创,出于圣人之“作”,乃本诸“天道”;智者贤人因循传承,继之以“述”,而蔚成一种传统。然圣道之“人文化成”,须形诸文明,见诸形器,历久必滞著僵化而成积弊,故将有俟后圣“顺天应人”之“革命”或改革以开创新局,文化文明乃得以生生连续而日新无疆。是以文化文明的演进,乃有因有革,有连续有损益。不仅礼乐制度是这样,思想学术的演进,亦不能外此。孟子论圣道传承,区分“闻而知之”与“见而知之”两类“道”的担当者,其道理亦在于此。

   参照传世文献和近几十年出土的简帛文献,我们可以看到,孔门所流传的圣道传承说,在孟子这里得到了一种系统的表述。孟子以孔子为“自有生民以来”古代圣贤之第一人,故其自述平生所愿,乃在上承尧舜孔子之道。《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1](P233)《滕文公下》:“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1](P254)此言“三圣”,指尧舜、文武周公、孔子三代圣人而言。参照前引《尽心下》末章所说:“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1](P352),其以承接尧舜孔子之道自任的担当与自我意识,可谓溢于言表。

   由此可知,孟子对孔门圣道传承观念及其谱系的系统化表述,绝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理论性的论述,更应理解为是一种精神传统的承接与担当。

   三

   孟子道祖尧舜孔子,其在学术脉络上,则自觉宗承曾子、子思一系内转省思的理路,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和学术传统。后儒以“思孟”并称,或称之为思孟之学,是有根据的。

   《韩非子·显学篇》讲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中包括有“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不过,韩非“儒分为八”之说,其本意是要说明世所存者多为“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不足为治,必须以刑赏法度来治国,并非从儒家思想学说的关系来讲问题,实不足据以论孔子以后儒家思想学术之发展。

   《荀子·非十二子》除批评子思、孟轲,称颂仲尼、子弓之外,又提到“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荀子批评子思、孟轲,在学术史上第一次把子思和孟子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思想流派进行了评述。《非十二子篇》说: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于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从荀子对思孟的批评来看,思孟的特征,一是“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即根据古来的五行观念,造作出一个“五行”之说。二是其说“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有一种神秘主义的特征。

   对荀子所批评的思孟五行说的内容,杨倞注《荀子》,认为即仁义礼智信五常。以后诸家说法不一,或以为此“五行”的内容即水火木金土与五常相配[8](P63),或以为五行即仁义礼智诚五德[9](P133-134)。另有一些学者认为荀子所批评的“五行”实际上不是子思、盂轲的,而是邹衍的[10]。又有人认为荀子实质上并非批评“五行”,而只是批评思孟的“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和“造说”[11](P752-753)。但此各种说法都无确切的根据,因而无法形成统一的认识。过去学者否定思孟学派,这是一个重要的理由。简帛《五行》篇的出土,使这一问题的研究获得了突破。庞朴先生《帛书五行篇研究》把《五行》篇与《孟子》的有关内容进行了仔细的比较,考定思孟“五行”的内容正是《五行》篇所指称的“仁义礼智圣”“五行”[4]。由此,在《孟子》书中找到了“五行”的证据。

   《荀子·解蔽》也把曾子、有子、子思、孟子放在同一思想序列中加以批评,认为他们的思想是一种禁欲内省的“神秘主义”。《解蔽》说:

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恶能与我歌矣。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为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则败其思,蚊之声闻,则挫其精。是以辟耳目之欲而远蚊之声,闲居静思则通。思仁若是,可谓微乎?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有子恶卧而焠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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