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批判――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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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进入专栏)  

  

  (“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批判—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第一部分,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第四十二期 2001年6月)

  

  一九八九年的社会运动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均影响深远。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官方媒体的宣传,还是到处流传的回忆和分析,绝大部分的讨论不是集中在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运动,就是聚焦于上层政治的决策过程。即使有关所谓公民社会的分析,也主要集中在四通公司等经济集团或北京知识界的“圈子”在运动过程中的作用。然而,一九八九年的社会运动是一场广泛的社会动员,它的自发性和广泛性表明这个运动有着较之直接的组织力量强大得多的社会动因。一九八O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思潮在瓦解旧的意识形态、提供反叛性的思想资源方面的确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作为一个群体,知识分子既没有能力提供切实可行的社会目标,也没有理解这场动员的真正深度。这部分地是因为:作为一个针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思潮,一九八O年代的社会思想没有能力察觉和理解新的社会矛盾的特点,无法暸解源自基层的社会动员所具有的社会主义倾向,无法超越冷战的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思考框架。在这里,有必要区分两种社会主义概念:一种是作为旧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以国家垄断为特征的制度安排的“社会主义”,而另一种则是在国家垄断和市场扩张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保护运动,它以反对垄断和要求社会民主为特征 。在冷战结束的国际环境和反思“社会主义”实践的氛围中,这一深藏在社会矛盾内部的、以反对垄断、特权和争取民主为取向的社会保护运动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我对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理解是从这样几个问题出发的:

  第一,一九八O年代中期至一九八九年,中国大陆曾经发生过多次学生运动(包括一九八六年年底导致胡耀邦下台的学生运动),但规模不大,也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动员;那么,为什么一九八九年由胡耀邦去世而触发的学生运动却在全国范围内、社会的各阶层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动员和参与?为什么从一九八九年五月初开始,国家的新闻机构如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等开始对运动进行大规模报导,以致出现中国现代史上罕见的在国家宣传机器中的“新闻自由时期”,从而为全国和全社会的动员提供了动力和条件?

  第二,学生运动的诉求与其它各社会阶层的诉求的关系是什么?提出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一九八九年的社会运动不仅是一场学生运动,而且也是一场范围广泛的社会运动,参与者包括工人、个体工商业者、国家干部、教师和其它社会群体,甚至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机构(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喉舌”)均有官员参与。我们大致可以说,除了农民阶级没有直接参与这场运动之外,其它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大中城市居民——均卷入了这场运动。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其它社会阶层参与这场运动不难理解,但为什么同时也出现了国家反对国家的情况,或者更准确地说,国家行为的内在矛盾(即由于权力关系、利益冲突和价值取向的差异而发生的国家机器整体与局部的矛盾,国家机器局部与局部的矛盾)?

  第三,为什么在社会各阶层普遍支持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对改革过程本身的批判?运动的批判对象是谁或怎样的社会条件?社会动员的意识形态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

  要清楚地回答上述问题,需要简略地回顾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的改革进程。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九年的社会改革可以区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即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四的农村改革阶段和一九八四至今的城市改革阶段。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四或一九八五年的改革成就集中在农村问题上,它的核心在于局部地改变城镇居民的社会地位普遍高于农村居民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体制 。这一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解散人民公社,国家在农村重新均分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通过国家的政策调整,提高农产品的价格,鼓励农民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缓解毛泽东时代为了城市工业化而被制度化了的城乡差别。因此,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城乡收入的差距逐渐缩小。上述两项改革的成就伴随着逐渐放松的小市场关系,但从基本的方面看,它是建立在传统中国分配土地的经验和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以“小农社会主义”的形式对以公社制为内涵的国家垄断的否定。农民积极性的提高主要来自生产的灵活性和城乡差别的缩小,而不是单纯地由于开放了市场。国家通过农产品价格调整为社区性的农贸小市场(即布罗代尔所讨论的区别于市场经济的透明的市场)提供了保护,缓解不平等的城乡二元关系。由于城市市场改革尚未开始,农村小市场暂时没有被组织到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关系之中。在生产力低下、剩余产品有限和城市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环境中,农村改革过程中程度较低的贫富分化建立在城乡社会关系趋于平等的前提之上,并没有导致农村破产或急剧的社会动荡 。市场仅仅是一九八O年代农村改革的一个要素,当时有一位经济学家用“发展农业主要靠政策”来概括农业改革的状况,是大致符合情况的。

  农村改革的上述过程为我们理解一九八四年激活的城市改革阶段提供了一个基本背景,也构成了城市经济发展和困境的历史条件。城市改革包罗万象,人们通常将这一改革的核心概括为引入市场机制,但从实际的社会内容来看则是“放权让利”,即在国家主导下,通过分散和转移原先由国家直接控制和支配的某些社会资源,重组社会的利益关系。据研究,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六年间,中国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平均为34.2%(其中一九七八年为37.2%),从一九七九年起逐年下降,到一九八八年仅占19.3%。在中央财政缩减的情况下,预算外资金大幅度扩张,地方政府获得了更为独立的利益和支配权 。偷税漏税、摊派成风、地方政府控制银行贷款,以至大规模走私的发展,是上述过程的副产品 。城市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即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即国家将一部分权利下放给企业)到对有些企业进行关、停、并、转,最终从改变经营权转向改变产权关系。在失业和下岗压力之下,国家不得不在一段时期里采取多并、转,少关、停的策略,但基本的方向并没有改变。城市改革显然比农村改革复杂,这是因为:第一,与农村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估算相比,工业资产的估算要困难得多。重新分配工业资产涉及极为复杂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也涉及行业、分工、地区的种种差异(以及由这些差异而发生的不平等);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土地再分配以家庭临为承包责任制为前提,至少在名义上,国家仍然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工业资产的再分配过程则是一个真正的私有化进程。因此,第二,农村改革和城市工业改革的所有制前提完全不同。在原有的工业体制内,国家根据计划分配资源,但资源的占有与经济效益及集体和个人的实际收益完全脱节(如大型国营工厂在资源占有上具有垄断性的优势,但其员工的实际收益与其它集体小厂的员工收益差别不大),但是,当国家开始放弃在工业和商业领域的绝对支配权力,从计划制定者和执行者向调节者的角色转化时,原有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就立刻转化为收益上的不平等。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工业改革涉及的不仅是企业的所有制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问题。在如此复杂的条件下,如果没有相应的民主监督过程和复杂的技术配合、没有培育出相应的经济体制,那么,重新分配资源和资产的过程势必引起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上述多重因素解释了为什么城市改革没有如同初期农村改革那样落实平等的原则。在这一过程中,工人群体、甚至国家公务员阶层的地位和利益发生了多重的危机,按照社会学家们的研究,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地位下降、内部层次分化、雇工利益的被动状态和老、弱、病、残、孕等职工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等各个方面 。

  从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九年,中国经济学界一直在进行所谓改革(较为激进的产权改革)与调整(在国家干预之下调整经济结构)的争论,也一直在进行中国改革究竟是以价格改革为先导(即改革原先的计划价格体制以营造市场关系)还是以企业所有制改革为先导(即将国有企业大规模地私有化)的争论 。这场争论的原因之一是,从一九八五年开始,中国经济不断出现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如果没有适当的价格调节、培育相应的市场条件,那么,所有权改革势必引发大规模的社会不稳定。争论的结果是通过价格改革营造市场环境、同时推进企业改革(主要是承包制)的意见占据了上风。这一改革路线大体上获得了成功,这是因为价格调整的作用抑制了传统体制的垄断性,激活了市场机制,限制了所谓“自发私有化”进程。如果与俄罗斯的“私有化”方案作对比,这一成功的意义应该得到充分的估计。

  但这一过程同时潜伏着内在的危机,并随即引发了持续的社会问题。从市场环境方面看,这一改革以形成价格“双轨制”(即国家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并存状态,前者主要集中在生产资料——其中也包括完成计划生产指针后剩余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后者主要集中在消费品的价格)作为过渡条件,而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两种体系的同时运作恰好为腐败和官倒(即官员或官方机构利用价格体制进行的投机倒把活动)提供了契机;从企业改革方面看,这一改革以实行承包制与政企分离为导向,但后一方面在政治体制未动之前很难真正实施。实际的情况是:在政企分离的口号下,分离的不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而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在这一含混的权力过渡中,大量国家资产“合法地”和非法地转化为少数人的经济利益。许多经济学家将一九八八年称之为“承包年”,因为承包制从企业承包扩展到外贸承包。部门承包、财政承包等等,企业、地方和部门凭借它们在原有体制中的位置获得了更为独立的利益。这一过程激化了由价格“双轨制”发生的矛盾:地方和利益群体通过权力的运作和各种其它途径将计划内的产品推向计划外(即市场),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社会分配方面的严重不均衡 。在承包过程中,常见的腐败形式是偷税漏税、收受回扣、滥用公款、以权换钱(如利用发包权收取贿赂)等。改革以来,集团购买力持续上升,奖金的增长数额不断扩大,造成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而中央政府缺乏足够的用以调控的财政资源。一九八八年五、六月间,政府大张旗鼓地宣布要价格关关,即逐渐取消计划价格,转向市场价格,但随即引起抢购风潮和社会不稳定。在随后的一段时期里,政府不得不转向此前已经开始的加强国家调控的政策,从而反过来引起了国家与它自己的创造物——地方和部门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 。

  这一阶段的改革在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的同时,发生了若干新的因素,它们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新的不平等的社会条件。这些因素是一九八九年社会动员得以实现的基本动因:第一,“双轨制”和权力的市场化造成了分配上的不平等和谋取双重差价而暴富的“寻租”行为,即通过权钱交易将国民所有的资产转入“寻租者”的腰包。仅一九八八年一年,这种双重体制下的双重价格差额(即“租金”)就高达3569亿元,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 。这是地方和部门利益集团的形成的制度基础,也是一九九O年代制度性的腐败的主要根源。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尖锐化了。第二,城市各阶层的收入开始严重分化,尤其工人阶级收入下降,下岗和失业的危机已经渐露端倪,有关“铁饭碗”的讨论时时见诸报端。第三,由于调整税收结构和权力市场化等因素的出现,经商阶层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原有的城市个体工商业者(所谓“个体户”)的利益有所缩减:这是1989年这一阶层支持学生运动的社会基础。第四,住房。医疗、工资和其它社会福利改革没有大幅度推进,通货膨胀危及社会安全感,这些因素不仅造成了工薪阶层的不满,而且也对许多国家公务员(官员)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影响(尤其是普通国家公务员与其它阶层的收入差距、介入市场活动的国家公务员与其它国家公务员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八九年的社会运动基本上是一个以城市为基地的社会运动,它与一九八四年开始的被称之为“城市改革”阶段的市场扩张的历史有着内在的联系。但我们不应遗忘这一运动的另一背景条件:城市改革的推进与农村改革的裹足不前(集中表现在价格体制、户口体制、劳保体制、生态问题,以及基层社会组织问题等方面)导致了城乡差别的再度扩大。一九八五至一九八九年间,农民阶层收入已经开始下降,但农村社会尚未如九十年代那样卷入市场过程及其危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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