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全球化深度发展与融合过程中，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经历了从贸易竞争、产业竞争到技术竞争的演化。从发展阶段、技术民族主义和大国关系的角度分析世界政治经济关系，能为当前全球化发展格局的调整提供新的解释视角。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是决定其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伴随发展阶段差异的逐渐消弭，国家间经济关系将经历从依附、合作到竞争的转型。考虑到大国经济体量、经济制度等因素，处于相近发展阶段的大国之间会表现出更为显著的技术竞争关系。当前，大国力量格局分化使得国家间竞争关系显性化，技术竞争是国家间竞争的高级形态，大国期望通过核心技术领域的垄断维系其产业竞争优势。而技术竞争力的实现需要依托稳定的市场空间，技术民族主义和市场保护主义因此形成一组相互强化的孪生机制。美国等西方国家积极推动以技术安全为导向、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泛区域化合作机制，构成新区域主义的主要表现形态，并将对既有全球化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发展阶段；国家间政治；技术民族主义；全球化

　　 作者简介：王玉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标题注释：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价值链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20DZA99)的资助。

　　 一、发展阶段理论与国家经济政策

　　 对发展阶段的划分大多基于技术、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变迁，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国际上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政策适用的研究由来已久，尤其是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不同发展阶段所对应的差异化经济政策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可循。发展阶段理论是一种以技术发展为基础、具有发展经济学意义的经验描述。当技术进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技术竞争将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高级形态。大国间政治博弈、市场规模效应将进一步推动技术发展的民族主义化及与世界市场的相对割裂。对于拥有庞大经济体量的大国而言，这种互动关系超越了古典经济学一直以来遵循的世界主义经济学理念。（1）大国为了维系本国核心技术产业的竞争力，通过国家政治行为塑造和培育适宜技术成长的市场空间。

　　 (一)发展阶段及其维度标准的理论综述

　　 发展阶段理论作为一种经验描述和概念抽象，大多是基于特定国家历史经验的总结，相关学者可归为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2）随着古典/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盛行，发展阶段理论的后续探索日渐稀缺，直到目前仍缺乏全面的理论体系构建。

　　 一般来说，发展阶段的划分具有相对性，基于不同的标准会产生不同的发展阶段分类。因此，学者关于发展阶段的理论分析具有多个维度，包括产业结构、社会形态、文明进步和生产关系等。这些维度总体上体现了技术进步驱动经济发展形态“高级化”的过程，即技术进步驱动产业变迁的过程。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提出经济发展通常需要经历五个阶段：原始落后状态、畜牧业状态、农业状态、农业—制造业状态和农业—制造业—商业状态。（3）这五个发展阶段的转换受到自由主义和国家力量干预的影响各不相同，李斯特对发展阶段的划分旨在论证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应充分权衡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之利弊，采用差异化的经济政策，以适应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国际竞争环境。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B.Chenery)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和经济结构变迁过程相联系，选择9个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地区)，采用多国模型分析方法，建立了一套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指标体系。（4）该体系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制造业占比为指标，结合人均GDP变动状况，分析制造业产业类型的变迁状况。（5）钱纳里最终要论证的是，处于相应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需要采取差异化的对外经济政策，吸引外部投资以弥补工业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储蓄和外汇“双缺口(two-gap model)”。

　　 沃尔特·罗斯托(Walt W.Rostow)将经济成长阶段分为传统社会、起飞前准备、起飞阶段、技术成熟和大众高消费阶段。（6）这一分类方式具有典型的经验总结特征，体现了技术进步驱动产业结构变迁的原理。罗斯托的发展阶段分类基于技术发展和经济结构双重维度，并且对技术成熟阶段与大众高消费阶段之间的转换进行了模糊处理。21世纪以来，受经济实力相对衰落影响，美国技术竞争力的绝对优势日益丧失，内外经济失衡问题频出，并引发复杂的社会问题，显示出高消费发展阶段的不可持续性。后文将借鉴罗斯托关于发展阶段的分类，分析美国技术竞争力和经济结构变化引发的政策调整行为。

　　 除上述学者外，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Kuznets)、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和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等学者分别从不同维度或基于不同的时间跨度对发展阶段进行了相应分类。库兹涅茨将现代经济发展历程简洁地划分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种不同经济结构占主导的发展阶段。（7）青木昌彦以东亚地区为样本，将追赶型经济体的发展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马尔萨斯阶段、政府介入阶段、库兹涅茨阶段、人力资本阶段和后人口转变发展阶段。（8）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霍夫曼(Walther G.Hoffmann)以工业进程中的产业结构变迁为视角，通过分析制造业中消费资料生产与资本资料生产之间的配比(“霍夫曼比例”)，将工业化进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消费资料生产加速阶段、生产资料生产加速阶段、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平衡阶段以及生产资料生产主导阶段(重化工业)。（9）钱纳里将工业化进程分为不发达阶段、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和现代化六个发展阶段。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也体现了发展阶段转化的思想，农业剩余人口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发展阶段的转换过程。（10）此外，还有学者从文明发展程度、生产要素构成、生产与社会关系以及财政支出结构等维度对发展阶段进行划分(见表1)。尽管分类方式各异，但决定发展阶段转换的核心因素始终是技术进步。这方面的论述尤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分类为典型，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唯物辩证关系。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二)发展阶段与差异化经济政策

　　 发展阶段决定国家经济政策选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竞争优势差异决定了需要采取差异化的经济政策。国家竞争优势具有阶段性特征，人类历史上的经济政策大部分系指一国之内的政策实践。比如在农业社会，一国经济政策通常涉及国家调整税负及提升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有效性。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提出：经济学的本义是“家庭经济学”或“个人经济学”，以全家人的共同幸福为目的，依据一定规则对家庭进行管理的方法和准则。后来这一理念被扩展至国家层面，被称为“公共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11)对外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大发展以来的产物，其政策设计体现了一国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以及该国的竞争优势。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拓展，一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设计会充分考虑到贸易平衡、本国经济体量和产业竞争力等因素。

　　 16—17世纪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曾一度流行于西欧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重农学派是在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约比重商主义晚一个世纪。弗朗斯瓦·魁奈(Franois Quesnay)、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等重农学派代表人物认为，包括对外贸易在内的流通过程并不会使得财富总量实现增长，国家经济政策应以促进国内农业生产为导向。最初的重农学派强调纯产品理念，后来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的基础上引入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形成之本源，劳动分工能够提升生产效率。(12)随着对分工效率的认知不断提升，推动一国的对外经济政策逐渐转向与贸易能力相关的国内产业建设。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将经济发展视为一种生产要素组合的循环流转过程。在缺乏外力作用的情况下，既有模式会周而复始地循环下去。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是打破旧循环的重要外部力量，通过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实现新的循环流转。(13)一国通常会立足于本国竞争优势出台相应经济政策，通过有效的创新激励打破传统经济循环模式。罗斯托认为国家的政策构建有利于形成该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禀赋。例如，发展中经济体在起飞阶段需要满足三个要素：一是充裕的资本，即10%以上的资本积累率；二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如劳动密集型产业等；三是建立与起飞相关的经济制度，如私有产权和现代企业经营制度等。(14)

　　 在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亚洲四小龙”等外向型经济体基于发展阶段的转换都曾采用过进口替代、出口导向等差异化发展政策。韩国从1965年开始，在国内经贸政策领域发起税收和利率改革，提升了整个国家的储蓄水平，使得出口导向型工业扩张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同时，韩国政府还通过各种价格和非价格措施促进出口经济增长。这些政策发生在韩国从准工业化至后工业化发展时期。与韩国类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亦采取了与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政策设计，比如减少进口保护、通过货币贬值使生产资源向出口部门调配、采用反出口偏好消除刺激政策等。此外，中国台湾亦遵循相似的政策逻辑。20世纪50年代，在克服恶性通货膨胀等冲击后，中国台湾立即着手市场自由化导向的政策改革。以1960—1961年“19条改革”最为典型，中国台湾利用富余劳动力、开放经济制度和国际政治环境，积极推进出口鼓励政策，自此迈入外向型经济的高速发展时代。(15)

　　 钱纳里还提出除进口替代和出口扩张战略之外的第三种政策模式——平衡战略，以色列则是实施这一战略最为典型的国家。以色列政府通过汇率政策而非关税政策限制进口。压低本币汇率一方面有助于外资流入和填补资本缺口，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出口经济增长。但以色列对外资流入的部门选择显著区别于实行出口扩张战略的国家，进口替代受到关税等“硬举措”的影响也要显著小于出口扩张战略。(16)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色列政府逐步放弃配额制度，推动以价格控制为导向的贸易自由化战略。在强大的科技和生产制造能力支撑下，以色列的对外经济合作取得显著成效。

缺乏技术和产业基础的国家通常采取更为保守的政策设计。从发展阶段角度看，这类国家尚未建立适合大规模产业成长的国内经济和制度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