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周兴:何为哲学的转向?

——《人类世的哲学》后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8 次 更新时间:2021-03-20 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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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周兴  



最近一些年来,因为各种内外机缘的合成,但主要是由于自己的学术背景,特别是从自己的尼采研究和海德格尔研究出发,我渐渐转向了当代艺术理论研究,进而又自然而然地转向了技术哲学的探讨。至此,我终于把自己的研究领域界定为三大块:德国哲学+艺术哲学+技术哲学,更准确些,就可以说是四大块:尼采+海德格尔+艺术+技术。这样蛮好。无论三块还是四块,其实是连通的,相互之间不存在严重的裂隙。


2016年上半年,我写的一本“尼采书”,以《未来哲学序曲——尼采与后形而上学》为书名,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两年后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本。“未来哲学”这个晚年尼采的隐蔽概念被我重新推了出来,也成为我近期的思考焦点和工作重点,差不多两年内,我在各地做了不少于20场与“未来哲学”专题相关的演讲报告或会议发言(其中有一些是重复的)。2018年11月23-24日,我与友人唐春山先生合作,在上海浦东新区张江ATLATL创新研发中心组织了“首届未来哲学论坛”,讨论主题设为“技术与未来”,其时受到了学界和媒体相当热烈的关注。“未来哲学”一时成了热词,争议当然也有了。2019年11月23-24日,“第二届未来哲学论坛”在同济大学举行,主题是“生命科学与生命哲学”。

何谓“未来哲学”?“未来哲学”何为?哲学不是以“反思”为主业吗?而“反思”难道不是回顾性的和历史性的吗?难道有对“未来”的“反思”吗?正如老黑格尔所言,哲学就像密涅瓦的猫头鹰一样要到黄昏才起飞。那么,为何我们可以说“未来哲学”,为何我们要说哲学变成“未来的”了?这恐怕是最先和最直接的疑问了。尤其是在当前的中国学界,人文学者们普遍地开始怀旧,复古思潮日盛,古典主义和保守主义成了主流;甚至在国际上,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文化主张也时有抬头,与全球化的工业资本体系以及人类普遍交往的局面构成了明显的背悖和冲突。这时候我来提出——重提——“未来哲学”,不是有点不合时宜吗?

必须承认,“怀旧”和“复古”是文人和人文科学的传统固有特性和偏好,人们通常也喜欢强调人文科学的“历史性”。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我曾经把它称为“乐园假设”,就是认为从前人类有美好生活,有“乐园”,后来怎么就不好了,等于失了“乐园”,现在我们只好要求和期盼“复乐园”。这是自然的,人本来就有这种虚构美好、保存记忆的爱好,我想我自己也不例外。欧洲自柏拉图开始就有了这样的“复辟梦”;中国先秦的孔子也是如此,总念叨着“克己复礼”。往近处说,尼采早期就迷恋希腊悲剧时代,认为那是人类历史上没有之一的最美好时代;海德格尔主张“返回步伐”,对于“第一开端”和前苏格拉底的早期希腊思想文化,明显是情有所钟的——尼采和海德格尔因此给人一个假象,仿佛两者也持有“乐园梦”或“复古梦”。实际上,这两位思想家,加上更早些时候的马克思,他们当然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和历史记忆,但他们的根本关切却在“另一开端”,即人类今天的文明现实了。本书有几篇文章(特别是第一编)论及这三位大哲的未来哲学,应该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权力意志”时期的尼采已经转向了“未来哲学”构思;而海德格尔后期的最大关切是现代技术和技术世界人类生活经验的重建。

在一个场合里,我曾经说过,如果文人们(人文学者们)都忙于虚构人类过去时代的美好生活,告诉我们古人活得多么多么美好,而今人活得多么多么不美不好,那么,这样的人文科学当然就没戏了,也应该熄火了。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其一,被虚构出来的古人的美好生活是真的吗?其二,古人活得好不好跟我们今人有直接关系吗?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历史上人类的平均寿命直到1900年都没超过40岁,而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主要拜现代技术所赐,人类平均寿命已经差不多翻了一番,这时候,我们还能相信古人的美好生活吗?难道传统人文科学的基本目标和使命不正是求不朽和永生吗?如今,现代技术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个目标,为何我们反而会认为今不如昔,反而会恐慌呢?

我前面提的问题是:何谓“未来哲学”?为何哲学变成“未来的”了?我认为必须从人类文明的大变局中来认识这一点。上面讲的人文学者们固守于传统哲学概念和人文理想,甚至抱持“乐园假设”,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未能有此认识,未能从根本上确认无可挽回的文明大断裂。在过去的二三个世纪里,由欧洲发起的技术工业和资本商业体系,已经完成了人类文明的根本转变,我称之为从“自然人类文明”向“技术人类文明”的转变,这种转变是断裂性的,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也必须正确认识这种“断裂”——也许用海德格尔所讲的“转向”(Kehre)是适恰的。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此所谓“断裂”并不是瞬时完成的,而是渐渐实现的,经历了两个世纪的能量积累,就仿佛人们拗一根竹子,用力之后,起初露出了一道道裂痕,但依然裂而未断,最后发生了断裂,断裂后也还连接在一起,并非断为完全分离的两截。从“自然人类文明”到“技术人类文明”的“断裂”经由1945年原子弹爆炸而得到了最后的确证。这种断裂被叫做“历史的终结”,也被叫做“人的终结”。

因为文明进入断裂阶段,技术生活世界对于哲思的要求变了。传统哲学和传统宗教是自然人类精神表达的基本方式,其基本特征是我所谓的“线性超越”,也就是基于传统线性时间观的基础之上的生命经验和世界理解。传统哲学和传统宗教当然也在历史进程中发生变动,没有恒定不变的文化因素,但线性时间观保障了传统哲学和传统宗教的线性渐进式变化;只有到了技术工业时代,传统线性时间观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自然人类精神表达体系进入裂变之中,终于在尼采那里被宣告为“上帝死了”,用我的说法就是:自然人类精神表达方式和价值系统瓦解了。而正如上述,这种瓦解和崩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才告完成的。海德格尔在此时此际宣称“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兴起”,这种“后哲学的思想”对应的是裂变后的技术生活世界的哲思,它就是我们讲的“未来哲学”。

作为自然人类精神表达方式,传统哲学固守线性连续的历史之维,追本溯源是它的基本任务,这时候的哲学当然不是“未来的”。然而,在“断裂”或“转向”发生之后,在“自然人类文明”转变为“技术人类文明”之后,哲学的定向就得相应地改变了,“过去的”哲学就不得不转向“未来的”哲学了,因为“未来之维”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线性的自然流变不再是主导性的时间经验。在19世纪中期以来的现代哲学中,我们看到传统的线性时间意识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进步意识已经被消解掉了,一种非线性时间经验的重塑以及与之相随的非抽象空间经验的变异,已经构成“未来哲学”的准备性步骤。本书的工作恐怕也还归属于此。

本书主要根据作者的12个演讲稿加工而成,主题是“技术与未来”或“人类世的哲学”。正文分为四编,每编各三章。第一编“未来哲学”讨论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三位大哲的指向未来的哲思;第二编“技术统治”是关于现代技术和技术统治地位的讨论;第三编“新世界经验”收录关于技术生活世界人类经验重建这个主题的三篇演讲;第四篇“未来人类”主要讨论未来人类及其可能的生命形态,提出一种新生命哲学的构想。这四编的区分和规划当然是相对的,不可当真。

我最初把本书书名立为《人类世,或者末人与超人——未来哲学演讲录》,后来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大概属于找不到合适的标题、但又急于表达的情况;在快要整理成稿时,我把书名改为《生活世界经验的重建——人类世哲学导论》;不过到最后,我参考了商务印书馆上海有限公司贺圣遂先生和鲍静静女士的建议,终于决定采取简化策略,定下了现在这个书名:《人类世的哲学》。

这个书名意在突出人类此在的危急性。所谓“人类世”意味着一个文明大变局,即自然人类文明及其精神表达系统的颓败以及技术统治时代新文明的形成。作为“人类世的哲学”尝试,本书力图突破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的线性思维藩篱,开展一种“二重性”或“二重化”的技术哲学和生命哲学之思,认为哲学人文科学必须调转目光,以“未来性”为指向,把新生活世界经验的重建视为本己的任务。

如上所述,本书四编12章其实是根据12篇文章改造的,其中多数文章已经公开发表过:第1篇文章刊于《学术月刊》2019年第6期。第2篇文章刊于《同济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第4篇文章是我在2018年6月24日在《开放时代》杂志社、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五次开放时代工作坊——技术与社会”(北京大学)上的报告,原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第5篇文章是我在首届《未来哲学论坛》上的报告,刊于《未来哲学》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7篇文章刊于《学术界》2019年第10期。第9篇文章刊于邓安庆教授主编的《伦理学术》第8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10篇文章刊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第11篇文章刊于《哲学研究》2019年第2期。本书第12篇文章系我应《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之约而作,发表于该刊2018年第12期,但当时为一篇4000字的短文,收入本书时做了大幅度的扩充。

在此我要感谢相关杂志和报刊的编辑们的辛劳。特别要感谢的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孙麾副主编和《哲学研究》杂志社的陈德中副主编,他们在本书12篇文章(演讲稿)被汇集在一起、多数尚未定稿之际就建议我扩充和修改其中几篇,因而给我不小的压力,让我不得不对讲稿进行规范化处理。这是本书得以成立的一个重要动力,要不然我恐怕还不会想到把这些文章(讲稿)编写成书。惭愧和抱歉的是,孙麾兄的约稿,我拖了半年多才得以完成,最终却因故未能为他所用。

有几篇演讲稿本无底稿(只有PPT),而是由演讲邀请单位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出来的,我再根据录音整理稿加工成文。这个过程是十分复杂累人的,感觉不如新写一篇。相关信息均在文章开头标注说明。在此也要感谢有关组织者和录音整理者的辛劳。

因为本书大部分文章原先为演讲稿,故难免有话题方面和细节上的重复——尤其在一个有限的时间段里,一个人能想的事是相对稳定的,能说的话是有限的。在本书编辑和定稿过程中,我已经尽量做了一些必要的修补和改造,断断续续,前后耗时约有一年光景,但仍未能完全避免啰嗦。特此说明。


2019年6月24日记于香港沙田

2020年4月29日定稿于沪上同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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