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刚:《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范畴及其中国语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8 次 更新时间:2021-02-11 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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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刚  

原发信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20202期

内容提要:金融问题已经极大地改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人类当前的生存状态,这使金融虚拟化问题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全方位梳理金融虚拟化问题的研究能够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虚拟资本问题的考察仍然雄踞金融问题认识的高峰。但是,马克思之后,人们越发关注金融的垄断属性,而对金融的虚拟属性的考察显得薄弱和不足。要合理利用金融工具达到其服务人类而非敌视人类的目的,亟须从“范畴发现史”和“范畴本质规定”两个层面深刻把握《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范畴,以得出深刻的、整体的和全面的认识。当前,我国正致力于探索金融发展的中国方案,我们应该站在马克思的高度去解决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尚未出现的金融极度虚拟化问题,并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角度探讨具有实践性的金融发展道路,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应有的担当。

关键词:《资本论》/虚拟资本/经济关系/中国语境

标题注释:本文得到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工业大学)资助。

“虚拟资本”是马克思概括金融本质和运行规律的一个关键范畴,但是这一范畴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些年来,金融的极度虚拟化运行使这一范畴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类应该重视剖析现代性问题的重要理论,尤其是“虚拟资本”等关键范畴。本文将深入挖掘和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出的“虚拟资本”范畴,推动其成为当今时代的核心范畴。关于这一问题,学界已经做了一些重要工作,我们有必要梳理其研究史,以确定本文对《资本论》虚拟资本范畴进行研究的方向。

关于《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范畴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进路:一是马克思主义流派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路,另一个是其他流派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内,由于20世纪初形成的关注金融垄断特征的研究导向,长期以来忽视了对金融虚拟特征的研究,而当前对金融虚拟化问题的重新审视时间较短,仍处于一种碎片化的研究阶段。部分经济学流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金融的虚拟性研究,但也只是在技术层面对造成金融资本虚拟化运行的部分社会性因素展开详细研究,无法形成对虚拟资本范畴系统性和本质性的把握。在此基础上,首先要梳理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过程中对虚拟资本范畴的发现史,站在马克思考察虚拟资本的高度,进而厘清《资本论》虚拟资本范畴的形成、演变及其内涵。


一、马克思在《资本论》创作中对虚拟资本范畴的学习、研究和叙述


要想达到对《资本论》中虚拟资本范畴的深刻把握,我们需要回顾马克思对这一范畴的发现史,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探知到这一范畴的本质规定。概括来说,马克思发现“虚拟资本”范畴的过程可分为“学习”过程、“研究”过程和“叙述”过程。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虚拟资本范畴并非马克思首创,而是他通过“学习”,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批判地加以吸收的。在马克思之前,很多学者已经触及了虚拟资本这一范畴,马克思通过对这一范畴进行系统的摘录、学习和消化,将其纳入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19世纪初,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和繁荣,金融资本虚拟化的问题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根据考察,“虚拟资本”最早是由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在1819年6月22日写给拉什的信中提出的。①这期间,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促使很多经济学家开始关注金融资本的虚拟化现象,并运用“虚拟资本”等范畴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判断,为马克思发现虚拟资本范畴提供了基础。

考察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前的诸多文本可以发现,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伦敦笔记》等文本中,通过学习和摘录英国政治经济学者关于金融的著作而触及“虚拟资本”这一范畴。马克思阅读并摘录了图克、利瑟姆等人关于金融资本虚拟化问题的论述,他们对于金融市场中投机引发的金融商品价格变动,以及金融市场由于货币超发而导致价格虚高等虚拟资本现象进行了充分而详细的描述。丰富的理论著作为马克思研究虚拟资本范畴提供了充足的文献资料,然而,真正促使他重视并研究这一范畴的是吉尔巴特关于银行业危机的著作。马克思曾多次研读和摘录吉尔巴特在《银行业的历史和原理》和《银行实用业务概论》等著作中关于“虚拟资本”的论述。吉尔巴特有丰富的金融从业经历,收集了大量的金融数据和材料,并结合实证数据研究了银行业中存在的虚拟资本问题,指出银行业虚拟资本比重的上升是“愚蠢和具有毁灭性”②的,将对英国的银行业产生不良影响,这极大地引起了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的兴趣。吉尔巴特的不足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对虚拟资本的本质规定进行系统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虚拟”只是这些经济学者对于金融脱离经济实体的一种现象描述,而并没有对导致“虚拟”的原因及其机理展开研究,这也成为马克思研究的主要“发力点”。

必须说明的是,马克思1853年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中就运用了这一范畴(指出虚拟资本“随着投机热曾经增长到最高峰”③),但此时马克思对这一概念还未进入到成熟的“研究”阶段。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在这一阶段尚未将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形成的“新唯物主义”内化到政治经济学领域。马克思对虚拟资本范畴上升到成熟的研究阶段的标志性文本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在这一文本中系统指出,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起点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④,并从这种现实的人出发,以经济关系为核心视角,形成了“抽象与具体相统一”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等方法。在上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他经过三个阶段的研究初步形成了关于虚拟资本范畴的经济学层面本质规定的判断。

第一个阶段,马克思确立了虚拟资本范畴的研究起点。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现实中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⑤,在经济生产领域,每个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经济关系”⑥。与斯密和李嘉图的抽象的“孤立的人”不同,现实中的人的经济决策受各个领域所具有的独特的“经济关系”的影响。而在“虚拟资本”范畴中,也有独特的带来其虚拟性的“社会关系”。在《货币》章中,马克思指出,在金本位时代,货币领域有独特的“货币关系”⑦。例如,货币由于具备“支付手段”,完成商品的买卖分离而形成了“债务人”和“债权人”这两个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这一关系在金融领域就表现为金融商品买卖分离,使得金融市场中的买卖双方对真实信息的把握不足,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第二个阶段,马克思着重探究虚拟资本范畴中的经济关系发生作用的机理。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开始研究当时英国金融市场中借贷资本、银行资本、股份资本等虚拟资本的主要形式,并在把握这些资本形态各自所具有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探究虚拟资本内部所包含的经济关系如何发生作用,形成关于虚拟资本发展趋势的基本认识。人们对于金融市场的预期,国家的对外战争等社会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虚拟资本的运动发展趋势。例如,在研究“银行资本”问题时,马克思就指出,由于对金融市场的乐观预期,“动产信用公司及其竞争者”在国外的金融市场上进行了“大量投机活动”,以及法国的“东方战争”使银行资本出现贬值。⑧

第三个阶段,马克思研究虚拟资本范畴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影响,着重考察了虚拟资本对物质生产的影响以及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影响。在马克思看来,虚拟资本促进了资本积累和积聚,但是“现代信用设施既是资本积聚的结果,又是资本积聚的原因”⑨,虚拟资本运行也使得资本过度地集中在某些具有高经济收益的领域中,导致整个经济体系出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完成这一范畴对经济体系影响的研究后,马克思开始探讨虚拟资本运行导致的财富分配不公问题。例如,由国债构成的虚拟资本成为分割社会财富的“权力”从而成为“交易所投机的对象”⑩。因为这一“权力”将国家通过税收而占有的社会财富以利息的形式支付给资本,实际上就是通过虚拟资本完成社会财富在普通居民和国债资本所有者之间的转移。通过这一研究,马克思基本上形成了关于虚拟资本范畴的本质规定的一般判断。这主要展现马克思通过分析金融市场独特的“经济关系”及其在现实中独特运行趋势的基础上,发现这一范畴的思维历程。

随着对虚拟资本较为成熟的研究,并形成了关于这一范畴的本质规定的认识,马克思开始思考如何叙述出来呈现给读者的问题。随着马克思所掌握的现实材料越来越多,马克思在叙述虚拟资本范畴的本质规定时,逐渐具体化和清晰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初步对“虚拟资本”范畴的本质规定进行了阐释,但并没有结合实证材料展开,这使得在这一文本中形成的关于“虚拟资本”范畴的表述较为抽象。对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和《1863-1867年经济学手稿》等后续文本中,马克思以更具体的经济范畴和现实质料为“中介”,将关于虚拟资本范畴的表述具体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对“虚拟资本”范畴的叙述做了如下调整:第一,通过比较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者关于金融资本的理论观点,突出马克思从“经济关系”角度探索金融资本的理论特质,表述了虚拟资本范畴具有信息不对称、容易与其他生产领域争夺社会资源,并导致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的本质属性;第二,结合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商业资本理论和当时关于商业资本的实证材料,通过探讨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关系问题,展现了金融的虚拟化运行如何影响其他经济部门的研究成果。在《1863-1867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形成了关于叙述“虚拟资本”范畴的结构。在最新公布的MEGA[2]第2部分第4卷第2分册中,可以发现,马克思为叙述这一范畴提出了这样的结构:第一,将“虚拟资本”和“信用”的相关内容合在一节进行叙述。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专门开出一节的篇幅,论述“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作用”(11),并从金融资本的产生,及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运行规律等角度叙述这一范畴。第二,结合收集到的金融市场的资料,马克思叙述生息资本、银行资本、国债资本等虚拟资本的具体形态在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的独特运行规律,形成对经济体系层面的虚拟资本范畴的本质规定的叙述。第三,摘录了大量关于金融领域的实证材料,包括大量的金融市场数据,以及英国政府关于金融市场的相关报告等,用于阐述现实中的虚拟资本运行及其导致的问题,并且开始探索不同形态的虚拟资本之间的关系,虚拟资本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虚拟资本的出现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等。

在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3卷时,马克思拟定的叙述虚拟资本范畴的结构也为恩格斯所采纳。然而,在恩格斯整理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第3卷的手稿时,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自由竞争阶段末期。虽然金融自由创新而导致的虚拟资本问题依旧凸显,但是当时更为明显的问题是金融领域的垄断问题。并且,金融垄断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形成了类似于“联合制碱托拉斯”(12)的垄断者。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时,对金融资本垄断属性描写的增加,当然是坚持马克思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的对金融问题的一个发展性的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垄断问题凸显,金融虚拟化问题的研究被逐渐弱化。

通过梳理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中对虚拟资本范畴的发现史,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这一范畴,这为我们接下来考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虚拟资本的本质规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虚拟资本范畴所作的本质规定


马克思对虚拟资本范畴的发现史,也就是马克思对虚拟资本本质的规定史。对这些本质规定进行梳理概括,是我们科学把握虚拟资本范畴的最为重要的工作。通过分析不难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虚拟资本范畴所作的本质规定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虚拟资本与资本一般相比有更为独特的经济关系规定性。这些经济关系规定性极大地影响了虚拟资本的现实运行,它们集中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虚拟资本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虚拟资本的信息不对称特性,主要是指金融商品的持有者,并不掌握金融商品背后的企业的现实生产经营的全面、真实的信息。马克思集中指出了两种形式的信息不对称,一是由于金融商品自身复杂性和流通繁复性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抽象地说,持有者通过证券价格的变动可以掌握对应企业的现实生产经营的情况,而现实中,虚拟资本一旦以证券形式进入市场流通,这些证券的价格往往“不决定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13),人们难以通过证券价格掌握对应的现实生产经营信息,从而形成信息不对称。二是由于欺诈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马克思在对“铁路欺诈活动”(14)“东印度市场和中国市场上的欺诈”(15)等的分析中,都揭示了金融市场中通过隐瞒、谎报商业经营和生产情况,使广大金融市场参与者陷入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其二,虚拟资本极易造成亢奋、恐慌等非理性心理。《资本论》在对虚拟资本运行的分析中,非常重视非理性心理这一重要因素,将其作为分析金融市场变动的重要推动力。总体来看,马克思主要指出了两种形式的非理性心理。一是由于对市场的错误预期造成的非理性心理,如马克思谈到的1844年夏,英国市场繁荣和人们对市场过分乐观的估计使得人们“只要有钱足够应付第一次缴款,就把股份认购下来”,形成普遍的亢奋情绪。(16)二是由于人们的贪婪、自私导致的市场非理性心理,如马克思谈及的危机来临时一些企业家的行为,“他就不再关心是赢利还是损失;他只求自身安全,不管其他人的死活”(17),这种不管不顾的“逃跑”和“踩踏”,会加剧和放大市场的恐慌情绪。其三,虚拟资本的集聚集中的特点。货币本身容易集中而形成货币势力,而虚拟资本相对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能够更快使资金回流并具有更高收益,在虚拟资本的集中过程中又进一步吸引其他领域货币进入虚拟资本领域,出现虚拟资本与货币集中的交相呼应。当时最典型的金融机构是银行,社会上大部分的货币资本,“都会集中到银行手中”(18),这使得虚拟资本极易集中。

其次,独特的经济关系规定性使得虚拟资本有独特的运行规律。其一,虚拟资本的诸多特殊经济关系规定性,使其得以通过内部循环实现价格变动和所谓的“增殖”。虚拟资本作为所有权证书的存在形式一经成为商品,便能够在市场上进行买卖,在这一过程中,信息不对称、赌博欺诈等经济关系使得人们可以通过金融商品的价格变动获得高收益。也就是说,虚拟资本可以不依赖现实生产过程,就实现“自行保存、自行增加”(19)。其二,虚拟资本通过内部循环实现自我“增殖”,驱使其独立运行,逐步脱离实体经济的拘束。一旦虚拟资本开始内部循环,资本家就会发现,在虚拟资本的独特运行中,资本家通过其所拥有的信息优势和资金优势在金融商品的价格变动与买卖中可以谋得巨大利益。于是,相对独立的金融市场就会逐渐发育和壮大起来,并且与职能资本所构成的实体经济越来越分离,而虚拟资本也就“取得了一个完全表面的和现实运动相分离的形态”(20),开始独立运行。其三,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虚拟化加深,金融市场会吸引越来越多的资本,反过来同其赖以为根本的实体经济争夺资源,阻碍实体经济发展,呈现越来越强的异己化运动的趋势。当金融虚拟化程度加深时,相比之下实体经济的两个“劣势”越发凸显出来,一方面是实体制造业领域“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21);另一方面,要实现产业资本增殖必须要经过购买生产资料、产品制造、产品销售等一系列过程,而虚拟资本因其独立运行便能够省却冗长的生产周期。因此金融市场会吸引更多资本,反过来与实体经济争夺资源,形成异己化的运动趋势。这些因素共同导致“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22)。

最后,独特的运行规律使得虚拟资本带来的生存论问题比资本一般带来的问题更为尖锐。其一,虚拟资本阻碍甚至破坏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发展。关于虚拟资本对社会物质生产的影响,马克思指出其“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的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23)。据此至少可以做出两条判断,一是金融虚拟化及其膨胀使得实体经济整体发展空间缩小,物质生产规模变小;二是赌博欺诈盛行,金融安全性降低,金融风险加大了实体经济的不稳定性,妨碍物质生产发展。其二,虚拟资本加剧社会结构失衡,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虚拟资本的独特运动规律,使其成为少数金融垄断资本分割社会财富的工具。在高社会性密度的金融市场中,金融寡头与一般的市场参与主体相比,享有更大的资本优势、信息优势,虚拟资本成为掠夺欺骗中小投资者甚至国家财富的工具,社会贫富差距加深,“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24),社会阶层固化,流动性变差。其三,虚拟资本的畸形发展使得社会精神气质萎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专门分析虚拟资本对社会精神文化的影响,但是“金融贵族”“寄生虫”“投机”“赌博欺诈”“骗子”(25)等无不反映了他对金融过度虚拟化对人类精神文化的危害的愤怒和担忧。基于上述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的规定性,不难推论,金融虚拟化使得物质生产、科技创新等发展空间被压缩,通过劳动、创新而获得发展的路径被堵塞,锐意进取的精神受到腐蚀;赌博欺诈盛行,诚实劳动反而被排斥,追求一夜暴富的不良风气蔓延;阶层固化导致失望、绝望、仇富的心理滋长,社会精神文化混乱萎靡。

尽管马克思在上述意义上阐释了虚拟资本这一范畴丰富的内在规定性,但是历史条件的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需求的变化,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关于虚拟资本的新课题。立足于中国的实践需求,我们需要紧扣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的本质规定,将这一范畴引入中国语境。


三、虚拟资本范畴的中国语境


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过程中,发现了虚拟资本这一范畴,并对虚拟资本的本质进行了规定,但是此后这一范畴命运多舛。由于没有完全把握住这一范畴,人们在处理金融问题时,缺乏实践性的视角,从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当今时代,人类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全球经济的过度金融化、金融过度虚拟化的问题。在这一大变局中,中国踏上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方案,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共商共建共享”的新方案。要提供新方案,我们只有在新的语境中去把握虚拟资本这一范畴。

首先,在中国语境中,我们要做的第一个重要的学术工作,就是站在马克思思想的高度去解决马克思时代未曾出现的金融资本严重虚拟化的问题。如果我们首先作一个提纲挈领式的分析,就会发现,有两个重要课题是我们研究新时代虚拟资本运行规律的枢纽。第一,探讨在虚拟资本赖以存在的经济体系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作为经济体系一部分的虚拟资本的新的运行规律。一个半多世纪以来,全球和各国经济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最明显的一点是货币环境的变化,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主要实行金属货币本位,而20世纪以来,信用货币得到极大发展,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被广泛使用,为了应对经济疲软和危机而持续增发货币成为全球经济运行中的常见现象。如前文分析,虚拟资本的独特运行使其对货币具有巨大吸引力,信用货币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发展,一方面使基础货币量激增,大量货币的进入使虚拟资本急速膨胀,另一方面使得在很大程度上对马克思时代虚拟资本起到“调节”作用的经济周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都使得当今时代的虚拟资本整体运行环境有了很多新特征,只有充分研究经济体系环境的变化,我们才能把握虚拟资本的运行。第二,在虚拟资本内部出现诸多新的金融主体和金融商品的条件下,探讨虚拟资本的新的运行规律。金融主体和金融商品是虚拟资本得以展开运动的基础,其中,金融商品的基础性作用尤为突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金融商品主要是股票、债券和商业票据等,而当今时代,随着金融产业链的高度发展,各种新的金融工具层出不穷。但是,很多金融工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金融垄断资本凭借信息优势、金融技术优势、金融资本规模优势构建出来以分割社会财富的,加剧了虚拟资本的独立运动,因此我们就需要切实从现实经济效益及安全性的角度,分析各种金融工具对现实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分析金融主体的行为规律,从而切实地把握不同金融主体借助多种金融工具形成的虚拟资本的运动规律。

其次,在中国语境中,我们要做的第二个重要的学术工作,就是在深刻了解虚拟资本内在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探索在经济层面对虚拟资本的治理方案,解决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理论问题。在《资本论》中,由于马克思面临的任务是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因此他并没有提出关于虚拟资本的治理方案,而在我们处于而且还要长期处于市场经济时代的条件下,“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26)。因此,基于虚拟资本的运行机理,探索使虚拟资本切实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问题就成为一个重要任务。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我们着力研究以下两个基本课题。第一,研究金融难以服务好实体经济的现实病症及病理。我们研究经济层面对虚拟资本的治理,首先要对虚拟资本的病症和病理做一个系统的、具体的诊断。从整体来说,当今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低下;二是金融自身安全性较低,系统性风险过大。我们探索中国虚拟资本治理方案,就需要从金融市场结构、金融监管、金融工具等方面系统分析中国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低下,金融市场存在系统性风险的表现、机理,锁定问题所在和发作机理。第二,研究挖掘所有制、企业治理、精神文化等可以有效治理虚拟资本病症的资源,探讨具体治理方案。上文我们已经谈到,马克思指出,形成虚拟资本各种运行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关系,因此治理虚拟资本问题必然要采取一些反向的经济关系力量。对于中国的虚拟资本问题治理来说,我们的所有制结构、与党组织结合的企业治理结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都是对当今虚拟资本问题形成有效治理的重要资源。但是,如何将这些资源充分开发出来、如何将其转化成为具体的经济治理方案都是需要系统研究的重大学理问题。而我们治理虚拟资本问题的中国方案和经验,可以为其他国家的虚拟资本治理提供借鉴。

最后,在中国语境中,我们要做的第三个重要的学术工作,是在了解虚拟资本内在运行机理之后,从生存论层面,探讨在虚拟资本存在的时代,人如何实现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问题。正如我们在上文分析的,马克思已经指出,虚拟资本在完全自由的市场条件下,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人类生存论层面的问题。而马克思之后的历史发展更是充分地表明,虚拟资本的放任式发展,容易带来金融资本的自由、发展和人的不自由、不全面发展。因此,我们需要集中研究以下两个课题以解决虚拟资本带来的生存论问题。其一,研究探讨虚拟资本与社会的和谐共生问题,防止虚拟资本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不但要研究上文中探讨的虚拟资本与经济系统的关系,还要将虚拟资本摆到更大的社会大系统中去进行研究。通过考察人类创造的所有现代性技术,能够发现,虚拟资本所赖以存在的金融技术的不正当运用是社会运行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我们要从社会运行的角度花大力气对其进行分析。将虚拟资本摆到社会大系统中去进行研究,就需要我们研究和解决虚拟资本的独特运行所带来的社会公平、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等问题。其二,研究探讨虚拟资本与人的和谐共生问题,防止虚拟资本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负面影响。这背后需要我们解决一个重大的学理问题,那就是“虚拟资本与人的精神世界问题”。马克思曾经谈道:“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27)虚拟资本的发展和进步,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以人的道德的败坏为代价的。虚拟资本所具有的“赌博欺诈性”,对于消解人的主体道德世界具有极大的力量。因此,在人类高度运用和依赖金融的时代,我们应该加强对于道德教化问题的研究,尤其应该加强对于市场经济时代道德教化问题的研究。

注释:

①Thomas Jefferson,The Works,Vol.12,The Knickerbocker,p.126.

②MEGA[2],IV/4,Dietz Verlag,1988,S.156.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4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4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24页。

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67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69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5卷第117页。这里的“虚拟资本”主要是“国债资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31页。

(11)MEGA[2],II/4.2,Dietz Verlag,1992,S.7.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49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53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46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46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458-45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46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45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38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39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36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52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500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498页。

(2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497-500页。

(26)习近平:《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载《人民日报》2019年2月24日。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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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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